北京奥运庆典勾起了美国人Richard Fisher对中国另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回忆——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他写文章表述了外国人为何必须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才能找到合作的基础，并据此与之建立经济和政治关系。
1948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者行将关闭上海港时，我的澳大利亚籍父亲和出生于南非的挪威籍母亲，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了那里。此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出生于次年3月，这个幸福的“副产品”原本可能焦虑地待在外滩的和平饭店里。
几乎60年了，我的出生经历令我自视为中国问题观察家。但直到1979年，在我担任美国卡特政府政策制定协调人兼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助理时，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中国。
30年前“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在中国的早期经历，以及20年后代表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举行谈判的经历，构成了我现在观察中国的视角。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晤，并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时任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及其一行（包括身为他最信任的首席顾问的我），于1979年2月23日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奔赴北京，与邓小平、华国锋以及财政部长张劲夫举行了会晤。1979年3月1日，我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上空正式升起了美国国旗。
在观看盛大壮观的北京奥运开幕式时，那次北京之行的记忆又涌上心头——我们于1979年2月24日晚抵达这座城市后，立即被红旗轿车接送至官方宾馆。进入北京城的公路上没有汽车——不是因为这条路线为我们代表团设置了警戒线，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车。我们看到的交通工具有瘦骨峡峋的马匹、驴子、牛、冒着黑烟的卡车，以及无数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生产的自行车。
仅仅27年过去后，截至2006年，北京的机动车已达240万辆，而这只是全国3700万辆机动车中的一小部分。1979年，当布卢门撒尔代表团抵达北京时，欧佩克及其他产油国的主要客户还是美国、日本和西欧。而目前，产油国的客户中增加了13亿中国人——其中很多人不仅自己有车，而且开工厂，居室还要取暖。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