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苏联的军事合作：冷战中的社会主义盟友

军事援助是中苏信任的基础

40年代后半期，苏联与中共建立了在满洲实行军事合作基础上的相互信任。莫斯科表示，它准备将军事合作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来考虑。毛赞同。有一点很清楚，即50年代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军事合作是在和平时期，而不是在战争状态下开始发展的。

这里可以谈几个影响莫斯科做出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决定的重要情况。

首先，苏联注意到中国军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很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1954年12月24日与刘少奇会谈时说：“苏联军事专家对我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部队的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比如，有些空军战斗团的团长没有当过飞行员，而炮兵团的军官没当过炮兵。”“刘少奇同志说，中国的指挥员也应该接受培训，以便他们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在与苏联大使坦率的谈话中，中国高层领导人并不掩盖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中苏之间发展军事合作是在大陆与台湾保持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有着特殊的含义。一旦苏联公开援助中国，就意味着与美国开始冲突。朝鲜战争之后，亚洲出现了脆弱的和平，这种情况足以表明苏联面对国际社会的不利状况。此外，当时苏联新领导人公开宣称要致力于缓和。这就是说，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只能秘密地进行，而不给西方有谴责苏联企图发动新的战争的借口。或许，这也能解释苏联大使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谈时所用的那种语调了。

刘少奇在1955年2月28日与苏联大使尤金会谈时这样说：“中国的远程火力可以打到这些岛屿（马祖和金门），但是我们现在不打他们，因为在布置这些武器的附近地区，既没有铁路可运送武器和弹药，也没有飞机场可停降飞机，以便利用空中火力来支援地面炮火的打击。现在铁路和机场正在建设中。先让蒋介石的追随者在那里呆一段，以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如果现在增强炮火，他们就会跑掉的。”从会谈的内容可以知道，尤金大使听取了刘的谈话，但未做出反应。随后，他将此次谈话记录呈送莫斯科，也未作任何附加评论。

第三，莫斯科打算把双边的军事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中关于旅顺和大连港的协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到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条款，这可以用来作为双方接触的模式。

根据1950年签订的这一条约，中苏同意采取所需的一切的手段，制止由日本及其盟国发动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当条约的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国攻击，进入战争状态时，另一方立即采取军事或其它任何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帮助。

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莫斯科实际上成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独立的担保人，并在中国受到可能的侵略时，成为它的保护伞。此外，按照1950年的条约，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时，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样实行了几年，在1957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建议修改这一条款，因为这是一种“单边原则”。

远东在1945年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战败，推翻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毛领导的中国新政府等等），这使中苏双方在像中长铁路、旅顺港这些问题上，有可能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合作关系。

苏联政府通过了无偿移交该铁路和与铁路相关的全部财产的协定。协定涉及到苏联军队从双方共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和移交基地设施的问题。莫斯科并不急于撤出军队，认为还需要签署一些文件来确认双方的立场（于1954年10月签订）。1955年2月中国政府建议苏联军队从辽东半岛撤出，莫斯科考虑了几个月后，于1955年5月撤出。

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此项贷款规定苏联在5年内将提供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设备和机械。中国政府同意从1953年起，用10年的时间偿还。

在1952年8-9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作出了组成一个接管长春铁路委员会的决定（苏联共用的中东铁路是在1952年底完全交给中国的），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原因是由于远东的紧张局势。双方还签订了建设穿越蒙古连接中苏的铁路。

斯大林之后：方向一致的新道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一些变化。但没有立即发生后来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这些变化是，重新确定苏联自20年代列宁在世时开始的对东方、中国和印度的政策。苏联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至少有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方向都直接涉及到中苏关系。

第一个方向的拥护者（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是其中之一），虽然原则上意识到“冷战”状态需要“突破”，但仍然坚持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即基于内部斗争将继续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思想，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应该保持不变。尽管苏联领导人宣称“社会主义将取得最终胜利”，但苏联仍然是脆弱的，比以往更需要加强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支持第二种方向的人（其中有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从较为乐观的估计出发，坚持认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出现。他们意识到和平共处及在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和平阵营”的可能性，这一点从1954－1955年开始引起了对苏联外交的严重关注。在苏联上层领导内部斗争中的这样两种战略，有助于解释苏联在外交上及在国际间寻求新的处理方式和策略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不协调动作。这在中苏军事合作关系上也显现出来。

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中国和南斯拉夫建立新的关系，努力缓和苏联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评估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处于中立状态的观点。这时另一个重要情况出现了。莫斯科担心在斯大林这个被狂热崇拜的领袖去世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莫斯科也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需要借用毛主席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1、莫斯科急于拉拢北京

苏联与中国接近，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就开始了。苏联新领导人接管权力之后，其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几次海外之行与几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赫鲁晓夫先生在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等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访问了中国。

中国领导人懂得，苏联想借用毛来加强其在斯大林后的影响力，也打算利用这次机会签订许多条约，主要是经济条约，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长期谈判未果的贸易协定，于1953年5月26日得以签署。为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基础工业，苏联的援助促进和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可能就是中苏50年代的军事合作，与苏联援华创建工业基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原因。

1953年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15日，米高扬和李富春签署了一项协定，由苏联通过贷款为中国至1959年底的建设提供设备和帮助，援助中国建立和恢复141个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几家冶金企业集团、非金属制造企业、煤矿、炼油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发电厂。随后又做了有利于中方的反复修改。

1954年8月，苏联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两国的军事合作受到了很高的重视。苏联将帮助进行设计工作，为15家新的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而不是像先前计划的重建这些企业；援建另外14家新的工业企业，包括一家为年产600门防空高炮的企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莫斯科作出了提供当时的现代化装备的建议（米格－17喷气机，防空高射炮，坦克发动机等）。这些中国工厂（尤其是那些生产国防物资的企业）得到的苏联先进设备，就连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也尚无配备。

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大使尤金认为，有必要注意北京对莫斯科建议做出的积极反应。苏联大使1956年4月5日写道：“我拜访了毛并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告之苏联在以下方面的援助：(1)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2)建设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站的铁路。毛要我转达他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深深的谢意。”

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订了向中国工业增加提供总计愈4亿卢布的设备，及援建另外15个企业的议定书。苏联政府批准了又一项5．2亿卢布的对华长期贷款。

1954年10月12日，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还签订了关于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从旅顺港撤出，海军基地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撤出和移交工作将在1955年5月完成。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协议也在当时签约。随后中国又要求苏联援助国防和燃料工业，派一批高级地质专家来华。有关的书面要求信件由周恩来通过苏联大使转交布尔加宁。

1956年4月，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4月7日，签订了援建55个大型企业的协议。还有其他一些广泛合作项目也得到了批准，其中包括军事合作项目。我们认为下述问题需要重视。

中国利用苏联援助来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重温一下1958年8月中国外长陈毅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我们中国在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正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学习苏联军队丰富的战斗经验。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苏联远东地区就是前线，我们这里是后方。当山东省发生战争时，我们这里是前线，你们就是后方”。因此，中国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局势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陈毅在1958年12月1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几天后又说：“需要加强两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合作，以对付未来将发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苏联有责任帮助中国。”

这是中国方面的需求。当然，苏联也希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战后自身的经济困难等等问题，苏联不可能对华提供各种武器和装备等物资，因此，关键在于帮助其立起现代化工业，使中国自己能生产出先进武器。这样的军事合作以前几乎没有过，在其之后也不会再有。

2、中国希望把莫斯科和自己捆在一起。台湾问题导致中国在战略上进入了苏联的核保护伞。

国民党人逃到台湾以及中国革命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后，北京立即宣布了其统一中国的决心。从那时起，中国提出了以下口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决不允许台湾独立和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况下，承认了台湾的政治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北京提到“台湾”问题的形式已有所变化，但基本原则仍未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阶段，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提法也不同。在50年代，这成了置中国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重要手段。

50年代后半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台湾附近的岛屿时，台湾周围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美国派出了第七舰队，苏联也没有旁观，而是支持了北京。

实际上，美国的行动是对北京企图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反应。莫斯科没有直接支持北京的行动，但也没有公开进行指责。而是以一种十分明确的方式让华盛顿知道，它不允许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也不让华盛顿施加任何压力。莫斯科以此方式显示了它在远东的地位及影响局势的能力。对于北京来说，它利用莫斯科的反应，在核保护伞底下站稳了脚跟。

1958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传达了信息，他呼吁美国放弃它那种经常在全世界这里或那里不断制造严重冲突，目前正导致远东局势紧张的“侵略政策”。他强调，“核讹诈既吓不倒我们，也吓不倒中国”。还说，“不仅美国有，别人也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并具有相应的运载工具，如果中国遭到核攻击，侵略者将立即受到同样的打击”。

赫鲁晓夫先生认为有必要强调“攻击中国就是攻击苏联”，他以一种很像最后通牒的方式，发表了莫斯科解决冲突的观点：“必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海军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兵必须离开台湾撤回国去。否则，远东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如果美国不停止行动，人民中国只有拿起武器，它从哪里来，就把它赶回到哪里去。我们完全站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边。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支持他们的政策。”

在1958年9月22日这一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证实了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葛罗米柯先生呼吁支持印度代表团关于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议，说“美国政府不应对它在远东引起的混乱如此轻描淡写，从而掩盖它扩大侵略中国沿海岛屿的事实。侵略者应该离开中国领土，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越早越好”。葛罗米柯先生的讲话还有这样一段：“被美国非法霸占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属于中国，它们终将得到解放。”

围绕“台湾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促使莫斯科更加明确地阐述它的立场，这次不是关于台湾问题的，而是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立场。由此，这一态度在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转入到其他方面。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中国遭到美国和日本的进攻，苏联将准备向中国提供援助。“我们不能允许敌人有这样的错觉，即如果中国遭到美国或日本的进攻-这是最有可能的，或是遭到其他任何国家的进攻，苏联却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如果苏联让原子弹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中国为此牺牲了无数儿女，而苏联有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武器能够制止并击败我们共同的敌人，但却不向你们提供这种援助，那么，这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对于我们而言，可以说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 中国对此经党内渠道提出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1958年10月7日苏联官方公开表态之后，10月中旬北京即对莫斯科作出了官方的答复。当时赫鲁晓夫宣布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外部攻击，更准确地说是遭到美国进攻，苏联将予以援助”。毛主席1958年10月15日给苏共中央的答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他说，对于你们为马列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而做的无私奉献，我们深受感动。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样，毛泽东使中国安然纳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国家行列之中。这一情况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起了重要作用，造成了新的力量组合。此外，它还使中国可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核计划，而不必去理会西方。这是很重要的，当60－70年代中苏关系冷淡时，中国仍然可以在苏联的核保护伞下舒适地乘凉，因为苏联从未公开推翻过自己的承诺。

军事合作的一般情况：倾向于发展

1、鉴于50年代后半期亚洲和中国本身政策的政治性变化，中国对这种合作的必要性的理解。

在50年代前半期，中国领导层想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互助条约的国家（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以90年代的观点来看，尚未对这一举措作出高度评价。让我们注意，正是由于苏联当时在积极参与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中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有苏联的支持这一事实，才使中国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很快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这包括缅甸、印度、英国、芬兰、挪威等国。而与此同时，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则采取众所周知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各种步骤，在国际上孤立北京。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朝鲜事件给杜鲁门总统以派出第七舰队去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的借口。多年来，美利坚合众国一直坚持奉行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当时，美国总统宣称，美国“一直在考虑”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迪安•腊斯克（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允诺美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夺回大陆。美国政府宣称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进攻没有实现，因为华盛顿知道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冒苏联干涉的危险。尽管美国没有下定对中国实施武装侵略的决心，但却对其采取了歧视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对中国、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1950年宣布），通过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来削弱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声望，以及为在亚洲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与外部的反共力量提供直接援助。

事实上，中国已发现自己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孤立的境地，并被迫寻找出路。在当时的环境下，唯一真正的出路就是寻求与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结盟及获取他们的帮助。

当年，中国领导人急需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建立紧密、信任的关系。莫斯科也准备迁就北京，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华盛顿则采取一系列步骤反对中国。这足以使人回想起美国同亚洲一些国家签订的条约，其中包括与蒋介石签定的条约；以及1955年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军事集团的成立，等等。

美国相信，他们与蒋介石的联合是在向中国表明，美国政府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任何进攻行动，都是对美国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必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这种威胁。

1955年，由于担忧蒋介石不能保住靠近中国东南沿海的金门、马祖和大陈等小岛，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保卫台湾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授予美国总统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力。与此同时，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能正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因素促使北京要与苏联进行军事合作，而且，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坚定了进行这种合作的决心。

2、军事合作的几个阶段

在今天来看，这一合作至少有五个阶段。

预备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初始阶段。始于50年代初期，止于50年代中期。

主要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1958年9－10月台湾海峡危机结束。这一阶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似乎是最关键的，由于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作用更为重要，这也表明中国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

冷淡阶段。1958年9月至60年代初，所有苏联专家从中国撤出。

终结阶段。从6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军事合作终止。

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但它反映了在双方合作的领域中一些事件的主要进展过程。每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各阶段所发生的事件的性质依双方的政治意志而定，而提供和接受技术援助的程度则依他们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定。然而，愿望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不总是一致的。

中国在苏联的战后亚洲政策中的位置

分极是战后亚洲的主要特点和苏美争斗的结果。中国在其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个角色可能并不如中国所要求的那样主动、活跃。

总而言之，苏联与蒋介石政府1945年的条约和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的条约，其实质都是反日条约。因此，中苏联盟的建立本身就是反日和反美的，后者美国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它同时并有军队驻扎在日本。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创立使苏联相信，加强与中国的联盟是正确的选择，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苏中条约在1950年2月签订后仅几个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便爆发了，冷战分界线由此变得更加明显。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先后卷入到东－西方国家的角逐之中。与莫斯科的结盟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为它的领土、安全和独立提供保护。当中国就军事力量而言还很软弱，并且又忙于在1955年亚非新独立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和之后树立自己新的政治形象时，苏联给了中国以重要的政治上的支持。

只是在50年代后半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才开始动摇。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指责无疑是苏联开始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对中国来说，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情况是，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统治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中国还认为，莫斯科1956年秋对匈牙利的政策，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那里的反革命叛乱，也是源于这同一种情况。

此时，苏联与中国开始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中国似乎对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极为不满，当时会议推选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此外，中国敦促苏联利用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积极反抗西方，而令中国气愤的是，与此相反，苏联却宣扬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

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莫斯科表示，它宁愿对其盟国（中国也在其中）的行动实行紧密控制，也不愿意让它们能自行其事。就其在1963年9月声明中的申辨而论，苏联政府强调说，中国1958年炮击诸岛时未征询苏联的意见，尽管按照中苏条约中国应该这样做。莫斯科还谴责中国有意挑起1959年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企图破坏全球紧张局势的缓和。1963年莫斯科宣称，中国曾着手进行一些尝试，即设想苏联将支持它的军事行动，由此而毁掉其对美国的缓和政策。如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开始缓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为苏联所接受。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

军事合作的特殊情况

根据俄国档案馆的材料，中苏在军事工业方面的合作始于1955年。我们按苏联驻华使馆的意见，认定这一年为合作开始的时期。根据苏联大使馆1955年的报告，中国政府在1955年底正式向苏联政府呈送了一份关于增加和加快援助中国一些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项目的请求书。周恩来在1955年11月6日给布尔加宁的信中请求苏联派168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国防和燃料工业建设。中国当局迅速意识到，苏联有意在中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开始依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莫斯科的政策。

根据苏联专家的某些估算，苏联援华设备中约有一半是提供给综合企业和国防工厂的机器设备；苏联对华出口总量的95％是设备、黑色金属、交通工具和石油产品。

两国50年代军事合作的重要特点是，这种合作是单方面的。即苏联是援助国，而中国是受援国。基于这些档案材料，我们可以搞清下述合作方向。

1、苏联和中国在特殊军事区域中防空领域的合作

1955年，外贝加尔斯克与沈阳军区签订了一个相互通报防空情况的协定。1956年，上述双方又签订了在作战力量和作战方式方面进行内部合作的协定。但是，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说法，苏方在协定签订后不久即流露出明确的退缩之意，由此产生的实际影响给中国方面制造了麻烦。

1958年夏赫鲁晓夫和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华逗留期间，彭德怀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彭德怀还提出，由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华就此事进行协商。这个代表团于1958年11月末抵达沈阳。

2、苏联援建一些特殊企业

到1958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建设已全部完成。中国领导人在相当实际地评估了本国的潜力之后，已经决定优先发展自身的国防工业，并准备实际运做起来。从那时起，他们更加有条不紊地要求苏方在发展国防工业方面予以合作和援助。以下两个事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

例1，195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先生，要求苏联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项目中的48个项目的建设，提供技术援助。信中明确提出请苏方人员帮助设计这些项目，并强调说，苏联有必要为所有这48个工业项目提供最重要的设备和机器，而这意味着1958年交付的这部分机器和设备，其价值将超过4亿卢布。

要求苏联提供设备的那些项目的细目表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些项目中包括有中国国防力量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企业。其中有河南铝厂（年产10万吨铝）；湖南稀有金属厂；包头稀有金属厂，该厂生产15种稀有金属；特殊五金厂，年产3－5万吨优质电线；建滩军工厂年产5万公里军用电缆的电缆车间；精密电子仪器厂，整流器厂和其他企业。

例2、1958年7月，中国政府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政府转达了一项关于援建中国几家导弹生产企业的请求。这几家企业和一些生产导弹附属设备的工厂将在1960－63年投入生产。中国想在苏联全面的帮助下生产新一代的装备，而如果没有苏联的参与和援助，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

中国人建设国防企业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这常导致苏联专家的工作跟不上趟。而苏方专家延迟来华行期的原因则在于，所需的这类人员必须急切地、实实在在地从全苏联范围内进行挑选。

中国方面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所有弊病通报给苏驻华使馆，使馆再向莫斯科报告。根据惯例，上述情况将报告给苏联外交部的远东司，远东司传阅后再转交给有关部委。政府部门通过苏联使馆将处理结果通报给中国，苏联外交部是一个点，负责在华特殊项目管理工作的苏联各部委和各部门的所有答复，都将汇总到那里。俄国档案馆保存有一部分这类材料。

我们来展示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1958年8月5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通信中给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利哈乔夫的答复。信中提到向中国616厂交付“特殊装备”（指与军事有关的装备，甚或是武器）一事，该厂负责生产坦克发动机。阿尔希波夫解释说，延期向该厂交付特殊装备的原因在于，苏联工业在设计和制造这种设备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

50年代后期，苏联国防工业的能力已跟不上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速度了，上述例子并不是唯一的现象。苏联驻华使馆一秘扎尔科夫在他提交给使馆的关于对包头和大同市苏联援建项目的访问报告中，列举了有趣的证据。他写道，根据苏联专家们的陈述，苏联部长会议国防工业委员会忽略了向客户提供技术文件的有关问题。这位苏联外交官指出，包头447兵工厂有时收到苏联方面的低质量文件，那些文件似乎是从苏联的工厂中仓促搜集来的，由此不得不在中国重新修订它门。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常见的敷衍马虎的情况。比如，提供给吉林电焊条厂的机器设备的生铁外壳内有水，结果其中一部分机器的外壳在西伯利亚被冻裂。

苏方无法达到中方关于加快速度的要求。中国工厂的总工程师赵阳要求苏联专家早于预定时间来华，尤其坚持要苏联的总工程师尽快来华帮助组织生产。

195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1959－1965年苏联向援建和计划援建的海外企业提供设备及材料的输出量的决定。照此计划，苏联拟为其在华援建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输出总量为：1958年6.5亿卢布，1959年11.6亿卢布，1960年10.82亿卢布，1961年6.72亿卢布，1962年3.42亿卢布，1963年1.57亿卢布，1964年0.19亿卢布。但是，尽管按此计划做了安排和预期准备，这点是重要的，该计划却未能幸存下来。

3、苏联对华技术援助及其在中苏军事合作中的作用

苏联有关材料所显示的确切数据，反映了合作的量的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这份有司长库尔久科夫签名的1957年3月29日的记录材料是极为可信的。相同的内容在该部以后的文件材料及苏联其他各部委的文件材料中，也曾出现过。

这份记录表明，根据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的政府内部的协议约定，设想苏联方面将为中国21个企业及27个个别的车间和工厂提供总价值为96亿卢布的设备并完成工程项目。195156年，苏联方面履行了自己的约定，有26个企业建成投产，31个企业部分建成；此外，17个个别的车间和工厂已经投入生产。苏联各部门须向中国提供85亿卢布的设备；1950－56年期间，有5092名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人、工长等等。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企业都配备了先进的苏联机器，有些是苏联企业也尚未装备的。北京灯泡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厂于1956年开始投入生产。

中国代表在与苏联官员的会见中，强调了苏联援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958年1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到1959年底，将有450个企业建成投产，其中有57个是苏联援建的，此援建总数以后增至156个。他还指出，实际上，投产企业的数字要比报纸公布的数字多。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方从军事合作一开始就想限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援引苏联大使尤金与刘少奇在1956年10月30日的一次谈话。刘指出，顾问们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对“所工作着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很不了解。一些顾问们的政治性建议有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根据刘的意见，苏联专家培训各地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到了提出他们回国问题的时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策略，稍后即产生了作用。到1957年，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三分之一-947人。

4、合作中的一些裂痕

1995年春，俄国的大众媒介发表了几份谈及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的记录材料，。其中有两份看起来最有意思，它们勾勒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导弹部队的图景。

第一份材料说的是1959年10月7日，3枚防空导弹在北京上空击毁了一架台湾军队的高速飞机ＲＢ－57Ｄ。这几枚导弹是由中国的一支特种部队用Ｃ－75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发射的。武器的准备和人员的培训都是由苏联军事顾问进行的。随后在60年代，Ｃ－75装制用于越南，它们发射的导弹使美国空军损失了2500架军用飞机。

第二份材料也很有意思。它刊登在1995年5月13日的军方报纸《红星报》上，讲述了苏联军人是怎样在50年代后期帮助中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导弹部队的。

几名苏联火箭专家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指挥。他们由曾经参加过二战，任副旅长之职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亚力山大•萨韦列夫上校率领，他作为使用地地战略导弹作战的总顾问，在中国几乎呆了一年。

萨韦列夫上校领导一支独立的专家小组，该小组直接隶属于帕维尔•巴托夫将军。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曾是二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当时是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

萨韦列夫上校虽然正式归巴托夫将军指挥，而且军衔比将军低好几级，但他实际上可以不执行巴托夫将军下达的那些，与他从莫斯科接到的指示不一致的命令。换言之，在星级将军帕维尔•巴托夫面前，萨韦列夫上校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或许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关于活动半径超过3000公里的战略战术导弹技术不转让给中国这一问题上。而该项技术的转让正是巴托夫将军所一再坚持的，但萨韦列夫上校找到一个机会设法避免了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此命令与莫斯科的指令不符。这是上校自己当场作出的决定。上校使命的重要性表现为，他的莫斯科上司是两位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即炮兵元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和陆军中将米哈伊尔•尼克尔斯基。这只是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在当时有限的军事合作中，莫斯科将它关注的重点大量放在向中方转让技术材料的“量”的问题上。

1959年秋，萨韦列夫上校抵华数天之后，涅杰林元帅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负责特种装备和火箭技术的代表，并从1959年12月起领导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萨韦列夫上校从莫斯科获得的援华权力仅限于ＳＳ－2和ＳＳ－1导弹，这种导弹的总设计师是谢尔盖·科罗廖夫，他是负责设计第一个人造宇宙飞船的富有实践经验的著名学者。

在北京的“导弹小组”由苏霍多尔斯基少校率领，他是卡普斯京亚尔火箭试验地的测试工程师。该小组人员主要负责向此工业项目介绍军事代表，并将建立在中国东北的试验基地转往戈壁滩。萨韦列夫上校对小组的工作进行总指导。

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专业技术培训工作评价很高。“苏联用新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还帮助我们掌握这些武器，苏军司令部派出了一名最好的导弹专家来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欢迎萨韦列夫先生的宴会上说。

中国人认真研究了苏联火箭专家的经验，包括部队建制方面的经验；他们研究火箭各部分的使用次序，一个师及其所属部队的战斗序列，了解部队驻地的选择问题。苏联专家建议以一个团为建制单位。中国人接受了此项建议，并于一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组建了20个配备ＳＳ－2和ＳＳ－1导弹的团。

总的看来，在评价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的问题时，似乎有必要考虑到两种重要的情况：第一，苏联无意帮助中国建立或部署现代化的进攻性火箭系统。第二，在华苏联火箭系统的建立受到两国总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当这种关系结束时，两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即告终止。

5、在发展核能领域中的合作

这项合作在双方关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1956年3月26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11个）扩大了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中的合作，于莫斯科附近的小城杜布纳建立了联合核研究所。

作为该研究所的发起国，所里的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47.25％）和中国（20％）承担。原俄罗斯科学院核研究所、电和物理实验室都被纳入到这个新研究所中。上述实验室拥有巨大的原子核研究加速装置，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等。稍早一些时候，1955年4月27日，苏中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协定，拟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及以和平利用为目的的核试验。计划不仅要在1955－56年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而且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帮助装配原子反应堆并使之正常工作。合作很快即见成效。1958年9月27日，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功率1万千瓦）和240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建成启用。(注：1955年4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在苏联专家协助下进行选点工作，确定以北京某地为一堆一器的建设基地。1958年6月，一堆一器建成。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0页。)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在建成典礼上讲话，强调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投入使用，适应了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并将有利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然而，苏联并不准备把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传授给中国。

6、双方核合作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双方军事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们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莫斯科准备与中国共同使用那些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及其他装置。

Ａ、中国急于获得核武器及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即使今天，我们仍在争论中国对核武器问题所持的态度，以及这个国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想研究核武器的真正动机。然而，中国明白，要完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项目，没有苏联的帮助，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却会很困难。这或许就是很多当时的有关材料无法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60和70年代，学者们分析中国战略部署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中国的公开声明和来自西方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报告。

苏联领导集团似乎最终也未弄清楚中国为什么需要核武器。中国领导人回避就不使用这些武器问题作出明确声明，而代之以一些含糊的解释。时至50年代，中国人民还有1949年革命胜利时的喜悦感。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事实，并相应地作出适当的声明。

在50年代，莫斯科注意到了这些声明，但通常是回避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但到后来，在50和60年代，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激烈之时，莫斯科开始在宣传中利用这些声明来披露中国领导人的哲学和思想认识。我们可以摘引毛在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来作为一个有趣的例证。这些话被刊登在苏联1977年5月的大众传媒上。毛说：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害怕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就有人民被杀害……我认为原子弹并不比大刀更可怕。即使在这场战争中人类有一半丧生，也没有关系，只要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活着，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苏联领导人感受到了中国当时存在的这种情绪，使他们对将核武器研制技术转让给北京持否定态度，因为这项技术将会给北京以制造自己的原子弹的机会。

Ｂ、双方核合作的最初阶段和对随后而来的限制问题的看法

在今天看来，似乎有这样几个阶段，其中有的阶段很重要。

第一，5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已转入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援助它发展它们自己的核计划不会损害苏联本国的利益。大约与此同时，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证实了中国要研制这种炸弹的意图。当中国已经有了一项核能计划并开始实施时，苏联很快即向它提供了一个原子弹样品（1957年）。(注：根据1957年10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事后苏方却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上物品和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32页。)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核武器，中国把这一计划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

第二，50年代末期，中国试图用苏联核武器的威慑力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这点在1958年5月中国外长陈毅的讲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强调说，中国打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苏联在1958年9－10月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支持中国，并宣称它将不允许美国或日本进攻中国。同时，苏联也让北京知道，它不打算支持中国借苏联核武器的援助来实现其对台湾海峡的政治目的。

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之后，莫斯科对援助中国制造核武器问题的态度流露出一种不幸的迹象。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很薄弱，莫斯科知道，即便在中国搞出起自己的核武器之后，它也仍需多年才能形成一种足够的打击力量，例如，能够幸免于敌人的第一次核打击。正是由于此原因，莫斯科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从政治角度看，将有助于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转化。

第三，60年代初期。在这一阶段，苏中政治关系已经趋于冷淡，莫斯科认为没必要再帮助中国发展它的核计划了。不过这并未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这一计划，因为中国专家已经弄清了苏联和美国是如何解决那些理论技术问题的，并着手解决工程问题了。

根据查尔斯•霍尔诺的论述，苏联提供的反应堆（装置在北京附近）是中国1958年时仅有的核装置，到1960年底，中国已能从5公斤的钚里提取足够的浓缩铀，约为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量。霍尔诺先生认为，中国在燃料供应上要依赖苏联生产的浓缩铀这一点，是中国开始寻找自己的浓缩铀资源的原因。所以，霍尔诺认为，中国在1964年10月完成第一次核试验期间所使用的浓缩铀，是由建在甘肃兰州的铀浓缩厂生产的，几乎没有苏联的帮助。

中苏核合作中止之后，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事实，部分为周恩来的下述谈话所证实。1970年5月，周恩来在会见一名美国记者时谈到中国原子弹爆炸之事，他说：感谢苏联撤走专家的行动，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Ｃ、苏联决定中止与中国核合作的原因：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想失去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同，莫斯科开创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政治性偏袒而致分化的先例。另外，在中国与苏联决裂，及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已被知晓之后，这个国家的方针开始主要倾向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然后是南斯拉夫。

其二，或许，尽管没有公开说，苏联害怕中国为建立自己“全面霸权”的前景所诱惑，利用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先对小国，而后是其他国家进行核讹诈。

其三，如果对中国的核技术转让使之制造出它自己的原子弹，那么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来说，则前景堪忧。

莫斯科试图将中国对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伤害的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

结论：对合作的政治评价

50年代苏中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相当密切，尽管其过程没有公开报道。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完全可以说，苏联在中国建成的的211个工业企业，构成了中国经济及国防建设的基础，但耗用了苏联自己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潜力。战后，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建立了265个企业，已有256个投产，其中的243个（91.6%）是工业企业。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这样说，至1957年底，有537个大型工业企业部分或全部投入生产。

莫斯科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9409亿卢布，其中所提供的设备的出口值总计达8394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1015亿。(57)在1959年，出口价格1个卢布约等于国内价格10个卢布。这即意味着，在华工业企业建设的费用总计约达100亿卢布。考虑到1959年苏联的国民总收入约为1.3万亿卢布，(58)这些建设费用也即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7.7％。

可以从另一角度看这些数字。1960年，苏联当局做出一项决定，开始为公民修建每套价值35万卢布的小公寓。这样，苏联在中国工业企业建设中投入的资金能够修建268万个公寓。这对解决住房问题会是一个重要贡献，而这个问题即使到现在，90年代中期也仍未解决。

上述提到约占苏联对华发送设备的一半，包括建成军事企业所需的设备。苏联专家说，50年代末，国防费用约占中国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26.1%）--26.9亿元中的7，042亿元。(59)这是最大的开支项目。

在中苏关系冷却时期（60－70年代），苏联传媒声称，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生存。中国则相反，贬低援助的重要性。对同一问题持两种这样极端的观点，几乎无法改善两国的关系。实际上进一步导致了分裂。作为一个原则，作者在中国和苏联发表论文时，回避把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命题。至少这种合作是双方受益的：苏联为它在远东的盟国创建了工业实力，而中国则增强了自己的国防力量。两国实际上是在60年代初终止军事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在合作结束时，中国从中得到了很多，并没有被“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