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房地产的发展需要的条件大致有三种：一是市场经济的环境，二是开始了明显的城市化进程，三是人口基数增长且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纵观史书，可以发现当经济模式转型、大型城市出现，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不贪污的清官，始终会面对买房难的问题。即使曾经认为“京师珠薪米桂,居大不易”，但自己才高八斗所以改名“居易”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也是50岁才在长安买房，此前都是平时在长安租房，每个月有两三次骑马100多里往返陕西渭南老家的房子。
历史其实没有轮回，只是人类的劣根性和体制的相似处在作怪。只要人们从众浮躁的本性不变，楼市就会一次又一次疯涨而后又崩盘，崩盘而后又疯涨，就像帝制时代一治一乱的周期循环。
中国的房地产曾经有过三次发展高潮：当下房地产热算一次，民国时代因为工业化进程也出现了一次，而最早的房地产热潮可能要推到七八百年前的宋朝。
宋代可以说是市民经济与城市化进程最为明显的一个朝代。宋代之前，汉唐盛世是一个高峰，唐代人口最高峰时曾达到5000万左右。而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令人口快速增长，到宋徽宗时，宋代人口已经达到1亿以上。根据记载，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大都会，此外还有6个像泉州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而且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商业繁荣的街市。
宋朝文人王禹偁写过一篇《李氏园亭记》，讲到当时首都开封的地价很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地价如此之高，房价可想而知。因为在家乡喜欢彻夜燃烛观看歌舞而被批评生活奢侈的宰相寇准，也曾感叹说：“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僦居即租房）他也因此被称为“无地起楼台”的宰相。
宋代的著名房奴有很多，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等等。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宰相也要租房住，可见购房不易。北宋名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安阳集》卷6《辞避赐第》)在京城当官就得租房，要么租公房，要么租民房，如非皇亲国戚或官宦世家，普通官员不租房简直是奇迹。
欧阳修三十岁前后，被调到首都开封做京官。按照规定，京官不能携家带口住衙门，所以欧阳修只能携家带口在外面租房。他写诗描述过自己的租房生活：“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他在京城里没有房产，在一个偏僻社区租了一所破旧小屋。那里地势低洼，夏天下暴雨，周边的积水汹涌而来，排不出去，院子里全是水。
虽然宋代对官员实行高薪养廉，但欧阳修的开销比较大，要养儿女，帮扶穷亲戚，他还很喜欢购置古书和金石拓片。一直到42岁，他才在安徽阜阳(当时叫“颍州”)西湖之畔买下一所二手房，用了近20年时间将房子扩张到100间房。到欧阳修60岁左右，他靠出租房屋屋帮补家用，欧阳修写的一封家书中提到：“才得婆孙稍安，又却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医人须着照管，且频与钱，但于房钱内取。”
苏轼是宋朝名满天下的文豪，20岁考中进士，25岁在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类似如今的副市长，年收入1000贯，后来到密州（山东诸城）做知州（类似军区司令+市委书记），年收入超过2000贯。但一直到了他50岁时，为了让家人有安身之所才在江苏宜兴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还要向弟弟苏辙借钱7000贯。从他流传于世的诗文可以得知，老苏每次进京述职，都是借住朋友家的房子。他跟驸马王诜交好，经常去王诜的府邸里借宿。他还有个老乡叫范镇，是退休的京官，在开封南城买了一所房子，也是苏东坡经常借宿的好地方。后来苏东坡的儿子在开封结婚，老苏没能力给儿子买婚房，只好让他们小两口借住范镇的房子结婚——看来宋朝的丈母娘比现代的丈母娘宽容。
苏东坡没买房是因为他经常把钱用于照顾亲戚或贫苦百姓，自己也有众多风雅爱好要花销。比如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虽然在仕途上走得比哥哥顺当得多，最高做到尚书右丞（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但也没有在首都买到房。有他的自嘲诗为证：“我年七十无住宅……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因为这么老都没房产，被儿子们抱怨了）。后来他看到王安石在南京购房养老，受到启发“逃离北上广”，70岁才在开封南边的城市许昌花了几年时间买了几套房产，又改建扩建成一处百余房价的大院落。但因此也耗尽了一生积蓄，“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抱怨“我老不自量”。
本文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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