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全文发布（十一）

结束语

一、呼唤世界工厂时代的终结

一个月来,“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陆续发布了富士康调查系列报告，尽力向公众全面地展示真实的富士康。

报告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对于富士康滥用与剥削学生劳动力，高度专制的工厂管理，作为车间延伸的宿舍体制，充满“潜规则”的职业病与工伤处理手法，以及工会职能的完全丧失这几大重点问题进行了详述与探讨。

报告重点揭露了富士康的违法违规行为——违反《劳动法》，强制加班、超时加班；违反《劳动法》，克扣加班费；违反《实习见习条例》，滥用学生工；违反《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漠视职业安全隐患；违反《工伤保险条例》，“私了”工伤事故……

报告也深入分析探讨了富士康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以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尊严、身体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而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是工厂以外的社区，都只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最大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着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着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造成了工人的集体性心理创伤，而工人自杀则是选择用生命来表达无声的反抗。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富士康劳动管理体制的形成不光是富士康本身的“杰作”，更离不开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支持”力量。首先，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该政策下，中国通过维持劳动力的低工资和低权益，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富士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了赢利的快速增长。

其次，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下，农民工的权益长期被忽略。与西方国家“资方-国家-工会”的三方制衡机制不同，中国工人缺乏工会的保护，而亲资方的地方政府又难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此外，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工难以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得富士康能够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尽可能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支付仅够他们生存的薪水,使他们无法长期在城市中立足。不是工人有“自愿”加班的偏好，而是被资本压到“最低工资”水平的收入，逼迫他们不得不额外付出自己的血汗。

与此同时，对工人“高产量、低薪水、低消费”的定位无疑是跨国资本的精心安排，这无疑最有利于跨国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扩张。在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制造业位于利润率的底端，工人的工资更是微乎其微。国内消费市场难以打开，富士康工人生产的产品并不主要供应内部市场，而是供应发达国家市场。消费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发达国家，资源和剩余价值也随之流走。另外，跨国公司通过“价低者得”和“精益生产”等采购模式，迫使生产商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这些重担和压力最终都落在了一线工人的身上。

总之，富士康的劳动体制是一套复杂的工厂管理制度，包括了生产和工人的再生产、对工人的规训，同时体制和跨国资本的力量也深深地渗入其中。整套管理制度达到了财富创造的最大化，但却是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的，其本质是对工人的严重异化、剥削与剥夺。

我们深深知道，富士康这个将代工行业做到“极致”的“超级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中国众多代工厂中的代表，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工人确实可以选择“自由”地离开富士康，但是，在整个充当“世界工厂”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工人只能在这个血汗工厂或那个血汗工厂之间做出选择、只能在把自己出卖给这个“富士康”或那个“富士康”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调查的目的不止于揭露富士康的违法行为或是富士康“集中营”式的管理模式，而是呼吁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劳动者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连环跳楼”事件的幕后黑手是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不改变，这样的世界工厂模式不终结，悲剧难免重演。

遗憾的是，尽管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引起了社会与政府的广泛关注，但是仍然挡不住它进一步扩展版图的步伐。在地方政府的极力配合下，富士康帝国已经顺利地深入到更加广阔的内地，吸纳了更多的资本、资源与劳动力。地方政府在明知“加薪只是隔靴搔痒”的情况下，仍然“引狼入室”，来拉动GDP的增长。这样的时代悲剧不得不让人叩问：人类发展必须经历全球垄断资本地毯式的“殖民”统治吗？世界工厂的时代何时走到尽头？

二、寻找农民工的归途

无论是探讨富士康管理模式还是“世界工厂”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毕竟都是局外人，而所谓的“模式”也不过是人们在做理性分析时的抽象概念。真正承受着这无形之重的，是80几万的富士康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生代的农民工），以及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才是这个“世界工厂”时代的主体，是他们用血汗乃至血肉创造了富士康帝国等“世界工厂”的奇迹，是他们铸就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他们的命运与中国的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

调查过程中，我们在了解他们在富士康的生产生活情形的同时，也倾听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与规划。在我们的调查中，“迷茫”是大多数被访者谈到未来时的第一反应。 关于未来的打算，42.9%的被访者选择回家乡创业，28.1%的被访者希望能留在城市工作，22.8%表示没想好，只有0.5%的打算回家乡务农。尽管更多的人选择回家乡创业，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主动选择，还是已经得知在城市留不下来而做出的被动选择。事实上，正如“卷首语”中提到过的，不少选择回家创业的被访者，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回到城市，在大大小小的工厂中重复着忍耐、麻木、愤怒、离开的循环，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以上的几个数据至少可以反映：他们知道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的，在工厂里升迁或发展的可能性很小；能否在城市驻扎下来，他们心里没底；但同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脱离或者从情感上脱离了农村的土地。“迷茫”的背后是没有方向，是不知所措，是被动与尴尬。

他们的被动与尴尬在于，他们没有身份认同——他们的身份既非农民也非工人；他们有的家里土地已被征收，有的已经不懂得耕种，有的甚至连家里有多少田地也说不出来。他们貌似工人地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有时间性的，一旦过了18-25岁“打工”的黄金年龄，他们就会自动离开或被迫离开工厂。他们虽然是在城市的工厂打工，但是身处在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里，远离市区，周末也需要加班，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也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他们的被动与尴尬还在于，城市之“门”紧闭，农村之“门”也已然关上。回不去农村，一是因为在生产、生活习惯上，他们大多数已经不懂得如何种田，已经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是在情感、意识上，他们会把农村的“落后”与城市的“现代”作比较，会觉得窝在农村是“没出息”，即使他们自己不这样认为，周围的亲戚也会这样评论；三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来自于城市工厂打工的收入，无论是盖房、结婚、看病，这些巨大的花销，如果没有在城里打工的积蓄，根本无力承担。

在城市留不下来，既是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这一结构性的屏障；又是源于这些密集型低端产业，都希望使用年轻力强的工人，一旦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低技术水平的工人就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然而，经济收入处于相对劣势的农民工群体，却承担着比普通市民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从看病住院，到儿女上学，均承担着比本地人高昂的费用，在城市缺乏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的他们，办起事来比他们在农村或比其他城里人麻烦很多，情感上也更容易觉得孤独，无依无靠。

这些都说明农民工是漂泊无根的，是“无家可归”的。

农民工是改革的贡献者，却也是改革的牺牲者。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一味地向城市经济发展倾斜，农村的发展随即回到一种“小农”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应“自由”流动的大潮（而实质上是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告别亲人，来到城市打工。国家和资本正是利用他们所谓的“有地可种，有家可回”，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看作是过渡性、暂时性的劳动力，“用完即弃”，将他们的工资永远卡在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资，将他们个人与家庭“再生产”的成本丢给农村，使得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俨然成为行业里默认的最高工资，在农村所必须的“再生产”成本也只能依靠加班费来获得。也正是二元分割的城乡户籍制度，使这种剥夺显得越发“合法”，使他们几乎丧失在城市扎根的一切可能。

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一部分人的牺牲之上，那么现在改革开放已然三十年，经过两代农民工的努力，国家经济水平提高了，社会整体富裕了，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相对富裕了。如果我们仍然要靠盘剥农民工来营造所谓的“盛世”景象，那不得不说这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新生代的农民工希望，也理应在城市获得他们有尊严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以及个人发展。这种“生活水平”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之外，还包括个人空间、社会网络、生活幸福感的建立。而“个人发展”指的是能够有个人规划与选择的自由，能够在城市工厂享有职业培训、再教育、再生产的机会与空间。只有享有个人空间与个人发展的权利，农民工才能有可能转化成真正的工人。其实，“个人发展”除了能为农民工赋权，更是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然需要。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需要渐渐脱离这种高密集型低端代工产业，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势必需要工人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且是一种可持续性的提升。这使得农民工（这些事实上的中国产业工人）转变成真正的工人成为必然。

上述的四种权利，除了从法律法规上进行维护外，更需要培养农民工内生的集体力量——代表工人利益的合法组织工会，通过工会去争取这样一种有尊严的工人生活。从国家城市化的进程来说，农村土地日益减少，城市居民日益增多，农民工，作为在城市有工作基础的群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已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农民身份，理应优先纳入城市居民范畴，转化为市民。

“世界工厂”模式的转型并非朝夕之事，其转型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的农民工问题。但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摸索着转型的同时，农民工群体的上述权益应该同时并尽快地一一落实，以弥补经济发展同时带给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伤害。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查系列报告连载即将结束，但是人们对于富士康的关注并不会划上句号，人们对于终结世界工厂的呼唤会越来越高昂，对于更具人性与尊严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也会越来越有力量。

最后，我们真诚地感谢各厂区的富士康工人利用宝贵的休息时间，填写问卷、参加访谈，向我们介绍富士康的各项生产生活管理制度，讲述个人的真实经历与感受，带领我们“走进”富士康和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是他们赋予了调查报告以内容、重量与实质，是他们使得公众了解真实的富士康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