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G7革命成为当年中超联赛的关键词。在那一年,北京国安在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遭遇严重误判,国安高层杨祖武的授意下愤然离场宣布罢赛。事后,国安遭到了足协方面的重罚,被判0-3负,扣3分,罚款30万。在多年之后,担任这场京沈之战主裁判周伟新被证实在比赛前收了“黑钱”,随后也锒铛入狱。
没想到,率先“革命”的国安在罢赛的当晚就获得了一个大咖的支持。他就是当时的大连实德俱乐部投资人徐明。徐明示意国安高层,要一起跟足协逼宫,“闹场革命”。
遭遇不公心怀愤怒的国安很快答应了徐明方面的提议。为了彰显“联手闹革命”的诚意。实德很快做出了实际行动。在中超第17轮,实德也遇上了金德。在比赛第85分钟,金德队陈涛打进一球。但是实德方面认为陈涛手球在先,此球应该判为无效。随后,实德老总林乐丰建议边裁回看录像,之后再决定是否改判。但在那场比赛的裁判组拒绝了实德方面继续沟通。见此情况,实德就此决定罢赛。
这样一来,实德与国安这支中国足坛顶级联赛中的死敌变为“革命伙伴”。
在这之后,实德投资人徐明又找来了“实德系”的四川冠城闹革命,深圳健力宝、上海国际、辽宁中誉、青岛颐中也纷纷跟进。最终,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四川冠城、上海国际、辽宁中誉以及青岛颐中这7家俱乐部组成了“G7联盟”公开“闹革命,向足协提出“成立中超公司”、“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等有魄力的改革诉求。在G7联盟当中,除了实德总裁徐明之外,还有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以及北京国安俱乐部的杨祖武和张路、健力宝集团前总裁张海、辽足俱乐部执行董事张曙光、中远集团的王国林、青岛颐中官员孙能文、冠城集团的李丹阳。
在G7与足协的沟通中,徐明当然是表现最积极的一个。在2004年10月19日,徐明就找到了阎世铎和郎效农两位高层,徐明等G7发起人要求足协尽快对俱乐部和球迷的要求进行答复。但足协方面则以“你们的要求这是个政治问题,已经超出足球的范畴了。足协没有权力进行这些改革。”
在徐明等人公开向足协提出诉求后,鲁能、泰达等中超俱乐部选择站在足协这边,认为G7联盟的改革诉求太过于激进。即便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作为“G7闹革命”发起人的徐明并没有放弃。面对外界的质疑,徐明公开喊出了谭嗣同式言论。当时,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还没有为足球改革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
但是,徐明等人的坚持并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在阎世铎率先在公开场合批评G7革命是“搞乱七八糟的事情”后,来自北京、上海体育局的负责人甚至表示徐明策划的G7革命是“大鸣大放”、“搞文革那套”。
在抵抗无果的情况下,徐明掌控的大连实德也受到了足协重罚,“罚款人民币30万;判连沈之战大连实德队0-3告负,同时扣除积分6分”。
在实德遭到足协的重罚后,徐明显然意识到了革命的悲观结局。在2004年11月2日,徐明在与国安的会晤中直言,“我们可能失败了,毕竟枪杆子在人家手里。”
即便如此,徐明主导的G7联盟仍不放弃。很快,G7又在广东番禹与足协进行了磋商,被称为“二次革命”。但最终,足协方面同意了当年联赛不降级的让步,但对于“管办分离”等主要诉求则未予理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G7革命后仅一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成立了中超联赛股份公司,而成立中超公司也是G7联赛在革命中的主要诉求。
2014年初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不过足代会后,当有媒体曝出“足协将从体育总局中剥离”消息时,足协新闻办立即回应称、今年初春,中国足球迎来了企盼已久的福音,《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获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通过,并登上《新闻联播》头条。短短376字中,“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的表述,让“管办分离”这个被讨论多年的老话题,再度成为舆论热词。徐明主导的G7革命中主要改革诉求,在时隔长达11年之后,才最终付诸实践。而在足改方案正式提出后不到一年,当年的G7负责人徐明已然死于狱中,这无疑是个极其戏剧化的结局。
G7联盟俱乐部及负责人
大连实德 徐明
北京国安 罗宁
深圳健力宝 张海
辽宁中誉 张曙光
上海中远 王国林
青岛颐中 孙能文
四川冠城 李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