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的20年

征稿许多的大事的开始，都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暗示。许多的变化的源头，都可能在不动声色中被忽略。草蛇灰线，时间似乎总是最好的导演。这40年来，每个带着“8”的年份，都仿佛冥冥注定一般——有些事从鼎盛之处崩塌，也有些事又正在破土萌发；有的人从云端缓慢降落，也有的人在山谷蓄势待发。我们就这样，或主动或被动，被时代裹挟。在命运的沉浮中向前。于是，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人间希望能邀请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1978、1988、1998、2008、2018年：选一年，讲一讲这一年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或事。重新回望，或许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为你往后的生活与命运埋下伏笔。再见“8”。投稿请发送邮箱：thelivings@vip.163.com ，并在标题注明【2018年终征稿：再见8】

1

1998春天的时候，曾祖父以73岁的高龄驾鹤西去。

在农村，老人过世，请客坐席是必须的，如果家里光景好，就搭台唱一天的戏。

从城里赶回来的爷爷请人唱了三天大戏，那几天家里门庭若市，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曾祖父曾当过村长，有一些老人是看着旧日情分来的，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冲着爷爷来的——那一年国企纷纷开始现代管理制度改革，爷爷刚在市医药公司当上财务总监，全市13个县区所有医药系统的药品供应都要经过他手批准。

看着家门口清一水的三菱越野车，村里人都在咂嘴：“没想到这当年出去扛大包的，能混这么大。”

爷爷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念书的时候赶上了文革。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少一个人便多一口饭，看到弟兄们谁都不愿意出去冒险，1978年的秋天，爷爷决定外出谋生。

那时正好碰上医药公司招搬运工，爷爷就报了名。因为识字也懂算数，他很快就从搬运工变成了仓库出纳，然后硬是拼着命考上了注册会计师。我们全家只有爷爷一个人谢顶，他说就是那时候通宵学习害的。

曾祖父的葬礼似乎更像是一场盛大宴会，我看到的是爷爷衣锦还乡，后来才知道当时危机四伏。大爷一直对爷爷不满，觉得爷爷在外工作疏于对曾祖父的照顾，而且爷爷一回来，大家就立刻不把大爷这个生产队长放在眼里了，都乌泱乌泱地涌向爷爷。大爷怒气郁结，差点想在葬礼上和爷爷“算总账”，幸好亲戚规劝，才没闹出难看的事情。

安葬完曾祖父，不知是因为爷爷再无牵挂，还是对兄弟关系的失望，他决定将一家人带到城里发展，但是没想到，第一个反对却是我的父亲。

从小到大，爷爷在父亲的生活里就是“缺位”的。爷爷年轻时忙着在城里立足，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了奶奶，父亲很小便被当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吃苦耐劳，也继承了爷爷的暴脾气。有次奶奶和其他村民吵架被欺负了，15岁的父亲立刻从学校赶回来，提着刀就找上门去，对方吓得不敢开门，父亲就硬生生砍断了对方家门口碗口粗的杨树，所以奶奶至今都说父亲是个“二球”。

父亲上到高中便辍学了，爷爷怕他闲散在家惹出是非，便给父亲张罗了婚事。父母结婚第一年有了姐姐，第三年便有了我。有了家庭，便有了责任，父亲先是和朋友们一起做小生意，攒了点本钱，看着村子周边两条大河河沙丰富，便准备合伙开一个采沙场——所以爷爷想让全家搬去城里，父亲当然不同意。

爷爷觉得父亲根本没有考虑到开采沙场的风险——不仅机器设备昂贵，而且黑白两道都得有关系，搞不好就会“湿鞋”，所以坚决不准。父亲却觉得爷爷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且太小看自己。

父子俩几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爷爷不可能让步，因为他独身一人出门打拼多年，笃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走到今天，难免把领导说一不二的威风带回家里，所以对父亲从来都是命令，根本不容反驳。父亲最后只能妥协：他说就要一年的时间，采沙场要是没起色就安心进城。爷爷勉强同意，于是就先安排我母亲进城，奶奶、父亲和我暂时留在了老家。

2

一天，奶奶带我去镇上的商店里买东西，我正在商店门口啃着烤红薯，谁想路上经过一辆运沙的大型拖拉机，拉沙的后货厢与车头的连接断开了，司机根本没发现，满载着沙子的货厢失去了控制，径直向我冲来。周围行人四散开来，只剩我愣在原地。只听“砰”一声巨响，车厢先撞上了我身边的电线杆，侧翻在地，倾泻下来的沙子像小山一样高。奶奶闻声出来，尖叫着抱起我。

万幸的是我只是被吓到了，毫发无伤。

奶奶封建迷信，怕我惊吓失神，便给我招魂，一口咬定是因为父亲要开采沙场才会招此惊险，说这是上天的警告。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爷爷格外看重我，他知道这事后更是雷霆大怒，立刻勒令奶奶带着我搬进城里，只给父亲撂下一句话：“你要愿意抛妻弃子开采沙场，我不管你！”

父亲无奈，只能退股，跟我们一起来到了城里。爷爷将父亲安排进了市盐务局，父亲开始有些不愿意，嫌工作太过清闲，爷爷听罢，痛斥父亲不知好歹：“自古以来盐都是国家经营，哪朝哪代都是稳如泰山的行当！你知道把你安排进去费了多大的气力？”

父亲无法反驳，只得听从安排。

市医药公司15层高的大楼矗立在市区的主干道上，楼顶竖着闪闪发光的铜字，在当时可谓一览众山小。

我们一家进城时，正值医药公司的家属楼刚刚建成，乔迁当日，爷爷家的新房里人来人往，如同一场盛大的集会。客人们笑容灿烂，一口一个“赵总”地叫着爷爷，对于我也是格外热情，夸我浓眉大眼是富贵之相。我认生把脸埋在奶奶怀里，他们给我塞红包，奶奶一边教我接过来，一边笑着教我说“谢谢”。

爷爷把我留在他身边，说家属楼居住环境很好，院子里有挺拔的梧桐，房子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还有一台日本进口的大彩电。爷爷工作很忙，每天回家后都显得很疲惫，我见得最多的就是他倚着阳台的门，望着窗外默默抽烟。

母亲每周末会来爷爷家看我，给我买零食，但是很少买玩具——毕竟刚从农村出来，拮据惯了，觉得玩具不如吃食来得实在。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总是短暂，每次母亲走的时候我都会哭，而母亲那时候都是走出家属楼的院子才敢哭。

那年我生日，母亲破例给我买了一个手可以发光的玩偶，后来玩偶坏了，我便把玩偶的手拆下来——握着这个手，就好像握着母亲的手一样。最后，我把这只手系在灯绳上，每次一拉这只手，灯就亮了。

几年后，市医药公司在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后效益下降，爷爷也退居二线，父亲在盐业公司上班的同时承包了市医院的食堂，而当年和他一起合伙开采沙场的朋友在“非典”结束之后，已经挣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而我，被安排进了全市的一所“贵族小学”，这所小学教学实力很强，在2003年就全面实现了电教化。当然，学费不菲，光是借读费就是其他小学的3倍。

3

2008年，爷爷和父亲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爷爷气得一年都没踏进我家一步。

这次冲突的起因其实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这一年年初，在爷爷的强烈要求下，父亲停了医院食堂的生意。因为食堂当时盈利非常可观，父亲百般不愿意，但是爷爷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他希望父亲把精力放在我和姐姐的教育上。

市盐务局的效益已渐渐下滑，而我和姐姐要念大学的话，很需要钱。父亲那时候已经快40岁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爷爷根本不信任他，家里大事小情都要管。

父亲说起曾经一起干采沙场的朋友已经成为百万富翁，觉得自己错失了赚钱的好机会。但是爷爷却说，那人的孩子已经辍学去当兵了。最重要的是，爷爷认为我们过得并不差：“如果没有我，你现在可以在城里定居工作吗？你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医院食堂的生意停掉后，家里再无大额进账。父亲开始炒股，买了一台电脑，让我帮他装了“大智慧”，每次下班回家就对着电脑屏幕长吁短叹，家里的电视也经常播放着股票类节目。但是父亲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金融危机爆发后，股市一片惨淡。最后，父亲割肉离开了股市，保住了80%的本金，其实现在来看，已经算是万幸。

人都是一瞬间长大的，我在这一年的7月10日结束了我的童年。父亲的拳脚好像一双蛮横的手，不等我同意，就直接把我拽进了充满忧愁的少年时代。

那天我拿着小升初的成绩单回到家里，父母还没有下班，厨房还有中午吃剩的米饭，半个西瓜躺在案板上，我吃了一口，然后坐在书桌边，趴在桌子上，手抚摸着我的笔筒。

钟表滴滴答答地指向父亲快要下班的时间，我知道这样的平静很快就要结束了——小升初发挥失常，要不是初中属于义务教育，我可能上不了学。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挨打，不过之前挨打都是让我站着，这次父亲则是把我按在地上打。我抱着头，感觉父亲和山一样高，我喘不过气来，也哭不出来，只祈祷这顿打赶快结束。父亲打累了，倚着阳台的门抽烟，母亲和姐姐在一旁抹眼泪，我木木地跪在地上。

那个夏天我就在家里的沙发上，早上8点起床，做初一的数学卷子，每天一份，没有出过一次门。

父亲破例允许我看了北京奥运会中国队和美国队的篮球比赛，那是整个夏天最让我开心的事情。美国和西班牙的决赛结束后，父亲告诉我明天约了一个饭局，必须让我参加。

父亲托关系联系到了一个初中，这次饭局的座上宾就是我之后的班主任丁老师。席间父亲和丁老师把酒言欢，父亲满脸笑容，我则默默无语。

饭局结束后，父亲喝得有点多了。我和母亲把他扶回了家，他没有睡，而是把我叫到卧室，跟我谈话。从晚上的10点谈到了凌晨3点，我坐在凉席上，凉席被我捂得发烫，可是我不敢挪动屁股。

从父亲断断续续的醉话里，我听明白了，以后他再也不会给我去找关系了，他丢不起这人，“如果3年后高中考不上，那就去念技校，自生自灭。如果不想念书尽早说，我也就不给你费心了，省得浪费感情”。

奥运会结束了，我做完了最后一张数学卷子，一场夜雨过后，早晚开始变得清凉，9月份，我上了初中，2008年的夏天就这么结束了。

4

或许是暑假的数学卷子起了作用，我第一次月考考了年级第三，感觉就好像一直被按在水里的人终于抬头狠狠地呼吸了一大口空气。

但是我心里清楚，这个成绩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所初中是市里公认的差学校，这所学校的孩子大多是城中村里的孩子，父母在外务工，从小由老人带大，打架抽烟早恋，无法无天，很多都是小混混。每天放学，学校门口都至少有十几号社会闲散人员。

所以在上初中的几个月后，我就发现自己面临的真正挑战根本不是如何考高分，而是如何在这群小混混中间保全自己。

冬天早晨上学的时候，天黑得仿佛深夜。街道上还没有什么人，零零散散几家早餐店里冒出热气，橘黄色的路灯映着光秃秃的槐树，我的影子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

小巷子里突然闪出三四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

“喂，给我们借个火。”

“我不抽烟，没有火。”

为首的小混混指了指旁边一家灯光黯淡的小商店，说：“进去给我们买一个火。”

我走进那家小商店，老板是一个中年人，正抽着烟，收音机里放着晨间新闻。

“叔，我买一个火。”

老板看着我笑了笑，从柜台上拿出一个打火机递给我。

“多钱？”

“不要钱，拿走吧。”

我把火给了那些小混混，他们点燃了烟，扬长而去。

小混混开始频繁地向我借火借烟，可我没法不给他们，因为我不想挨打。他们打起人来很凶残，我见过一次，就在学校的厕所里，他们把一个小孩按在地上，使劲踢他的脸，然后揪着脑袋往墙上撞。

我根本不敢和家人说，因为我知道能让我在这里上学已经实属不易，我不能再惹是生非。于是我偷偷买了一把甩棍，天天背着上学。

很快，我也早恋了。

每个课间魏雅琪就会过来问我问题，她挺笨的，很简单的问题讲好几遍都听不明白。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机，我们只能上课传纸条，每节课都会传，每天的纸条会攒一大堆，我全部装在口袋里，鼓鼓囊囊的，然后每晚回去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藏在书柜最里边，不可能有人发现。

魏雅琪小我一岁，但是远比我成熟。在我14岁的时候，我们愉快地初吻了，元宵节那天，在公园树林里一棵长相奇丑无比的树旁。

我一直觉得是她让我重新拥有了欢乐，尤其在知道她父母离异又各自组建家庭的情况后，我更对她的爱充满感激——因为这不是一个百万富翁资助贫困儿童的故事，而是一个穷人在风雪中将手中舍不得吃的饼子分一半给另一个穷人的故事。

那个冬天第一次约会，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我买的百事可乐，我们从城市东头一路走到了城市西头，那时候我对未来的所有设想和希望都与她有关，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尽早念完大学参加工作，只要10年后，我们就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了大概半年，分手后我大概花了一年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分手的原因是一个小混混要追她，并且扬言要揍我。她大概出于一种牺牲自己保护我的精神，和我分手了。

我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打架，那根藏在书包里的甩棍也终于派上了用场，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它大显神威。关于最开始困扰我的问题——如何与小混混相处，最后的答案就是：把自己也变成小混混。

但是我的成绩一直不错。我知道如果考不上高中，父亲不会再帮我，我只能去上技校，那样我就完蛋了。父亲那晚的话，如同利剑一样悬在我的头顶。

父亲后来常说，是夏天那一顿暴打让我清醒了，在他看来，是暴力解决了问题。父亲在我面前也抱怨过爷爷对于他的控制，认为他的父亲不够尊重他，可是当他对我施展父亲的权威时，却全然忘记了这份困扰。从小，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其实我在初中的所作所为，父亲是有所耳闻的，甚至还去学校门口偷偷监视过我。有一天班会，班主任盯着我说：“班里有些人就是王八蛋，害得家长得在学校门口监视……”

以往班主任批评我，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但是那次我抬起了头，全程与他对视，目光毫无闪躲，最后甚至微笑着听他训斥，内心却出奇的平静，甚至有些冲破桎梏的欣喜。

我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

时间将会再一次开启加速模式，我在一次严重的斗殴事件后摒弃暴力。其实2008年的经历将会埋下一个漫长的伏笔，比如这所中学在我身上留下的不良影响需要花费10年时间才能消除，比如在我以为我家已经濒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实除了两套房产外还有40万的存款。

5

2018年年初，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年初的时候，房价疯涨，那些跳动的数字看得人惊心动魄，100平的房子，短短两个月后，就得多掏十几万。

表哥大我3岁，因为要结婚买了房，爷爷便催促父亲也给我“张罗”一套。几乎有一周的时间，我天天都得在这个城市的三环上兜圈。所到的售楼部无不人山人海，大多是期房，挖掘机才刚在地上铲了个坑，买房的人就眼睛不眨地把真金白银往里砸。

首付需要50万，但是家里存款只有40万。

爷爷已经69岁了，不想再住在医药公司的家属楼了，一晃20年，那套房子现在看来已经又破又旧，也没有暖气，冬天很难熬。小区已经都是老人，时不时就有他当年的同事过世，这非常影响爷爷的心情。而且当年爷爷身居高位，难免得罪人，医药公司如今经营惨淡，爷爷在家属院里也天天遭人白眼。爷爷想给自己重买一套有暖气的房子，搬出去住。

我没法借爷爷的钱，如果爷爷给我10万，那就意味着他得在老房子里继续住下去。

父亲又和我长谈了一次，说起他盐务局的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国营盐务政策，盐务局的地位一落千丈，要不是这些年父亲在外边自己做事，现在买房的事想都不用想。

父亲很纠结，一方面作为儿子想要给父亲尽孝，一方面作为父亲又想给自己的儿子创造好条件。可钱是有限的，顾此必定失彼，父亲把一切归结为自己没有本事。看着年近50的父亲渐渐花白的双鬓，看着他脸上的皱纹，看着他眼睛渐渐浑浊，我猛地发现父亲老了，他经常叹气，却不再愤怒。

作为儿子，我的心态几乎崩溃，竟也恨起自己没有钱来。

其实事情远没有到绝境，我们家当时还有两套闲置的房产，但都没有暖气，爷爷没法住，但如果卖一套，那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说出这个想法，首先反对的竟然是爷爷。他对我说：“你以为家业那么好挣？说卖就卖？”

最后，爷爷给我了10万，补上了首付的窟窿，并宽慰我说：“爷爷老了，住老房子没关系，你的日子还长。”

买房那天，看着POS机几秒钟刷去了50万，交了首付，后边还要花20年还100多万的贷款。我心中却毫无波澜，甚至没有花几百块钱买双球鞋来得肉疼——因为那么多钱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我没有概念，它们就是一串数字。

交完首付，父亲长舒一口气。我一言不发地开着车，他在副驾上抽烟。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爸，这套房子虽然写的是我的名字，但不是我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咱们家的一个投资，毕竟咱们现在不做生意，钱存在银行赶不上通货膨胀……”

父亲点点头。

“爸，我该努力还是会努力的，这您放心。但是有一点，我不会因为买了房就定居结婚，我还想出去走走看看。”

父亲没有搭我的话，又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后，发现爷爷奶奶都在我家，我有些诧异——从10年前的那次赌气，爷爷一年没来我们家起，仿佛就成了惯性，没有什么事，爷爷从不会过来。

母亲在厨房忙着做饭，让我陪爷爷聊天。我这才知道，今天是医药大厦爆破的日子。

医药大厦带着后边的家属区，正在市中心区域，这块地皮是一块大肥肉，近年来各路开发商都垂涎欲滴，但是这群老居民都不是好惹的，当年医药公司高高在上时也是见过世面的主，所以一直都没谈妥。最后逼急了开发商，不拆家属区了，只拆临街的医药大厦，一群老头老太太傻眼了。

“爆破震动太大，爷过来躲一下。”爷爷笑着说。

“您来我高兴呢，干脆就不回去住了，后边盖楼吵死了。我和我姐现在又不在家住，你和我奶直接搬过来！”

爷爷只是摇头，奶奶说：“你家这么高，要是停电，电梯用不了，大家都抓瞎，不住不住！”

吃过晚饭，我送爷爷奶奶回家，夜幕之下，好几台洒水车围着医药大厦的废墟喷水防止扬尘，渣土车来来往往开始运送建筑废料，工人们拿着绿色的防尘网准备覆盖一片片残垣断壁。在塔吊明晃晃的探照灯下，人们仿佛在忙忙碌碌地清理一个巨人的尸体。

这栋楼是在爷爷手里建起来的，一砖一木他心里都有数，今日竟有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苍凉。爷爷走得很快，不愿多看，探照灯映着爷爷的半边脸，我才猛地发觉，爷爷竟已如此苍老。

6

我所在的这座北方城市几乎没有春天，几个晴日过后，夏天就来了。

这个夏天唯一的主题就是毕业，我本科学了4年土木工程，终于要在今年夏天结束我的学生生涯。

2014年结束高考后，选专业的时候父母完全遵从我的意愿。我毫不犹豫地就跳进了土木工程的大坑。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基本都可以进中建、中铁这种大型国企，而且那几年正是土木工程的风口，毕业几年就买房买车的学长学姐大有人在。

仅仅4年时间后，土木工程就跌下了神坛，一地鸡毛上站的是我们这些手足无措的应届毕业生。校招的时候，施工单位的工资基本在3000到4000元，可是我们似乎没有选择。

我没有和家里抱怨什么，毕竟当时是自己选的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去中铁某局实习过，在施工现场待了一个多月，每日穿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灰头土脸，汗如雨下。但是真正让我失望的是国企的工作氛围，那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方，好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很多中国古代政治的潜规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现代实例，这常常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

毕业后，我到底还是去了中铁某局，进入在南方某城的一个住建项目。

我在项目部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一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突然窗外院子里就黑压压挤进来一群工人，有几个还拿着榔头扳手，安质部部长立刻打电话给项目经理，才知道因为天气太过炎热，而工人生活区电压太低，连风扇都带不起来，工人根本没法休息，就来闹事。可是电压这事不由项目部定，市电力局和其他部门踢皮球，谁也没办法，三来两去，给工人买了几箱藿香正气水，这事似乎就过去了。

没过几天，对面工地就热死了一个工人，才21岁。发现的时候尸体在基坑下边，已经凉了，听说是中暑猝死。家属过来又是抬棺材又是挂横幅，最后多拿了10万的赔偿，走了。

电压的事终于因此解决了，新加了变压箱，电压足够带起空调了，以一条人命的代价。

项目安质部长和我聊得很来，经常给我发烟扯淡。他30多岁了，每天晚上就在办公室打王者荣耀，没见过和妻儿老小打电话什么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光棍，结果那晚喝大了，他借着酒意吼着：“早他妈各过各的了！”然后就是仰头灌酒。

第二天早上，带着宿醉的疲惫起来，他冲着刚被阳光洒满的工地骂道：“真的，现在看见工地我都恶心！”

在工地的最后一晚，我和同事小黑聊了很多，他眯眼笑了笑，说：“要是有其他出路谁他妈爱在工地啊，就那么点钱，一天天身上就没干净过，不知道什么是休假，虽然这里离市区也不太远，你来这这么久，能出去吗？下工后还有那个力气吗？”

我一个人走到工地边上，已是晚上10点了，下边还有工人在干活，塔吊上的探照灯明晃晃地刺眼。8月底的风依然夹着让人难以呼吸的潮湿，人们仿佛生活在水底。

小黑走过来，笑着说：“怎么着，还舍不得啊？”

“没有，就是要走了再看两眼，不知道以后还见不见得到。”

“从象牙塔出来，不太适应吧，走了就别回来。”

我辞职了，告诉了家人后，父亲只说了一句：“你想清楚就好。”

辞职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和朋友蜗居在一起，准备找工作。

爷爷常说与时俱进，自己真的是做到了，常常把微信里的虚假养生信息分享给我，这种消息我一般不回复，借口说自己很忙。

但是那天爷爷给我发了张图片，一个旧相册里老照片，是我1998年刚进城时拍的，我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在爷爷怀里笑得很灿烂。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我该回去一次了，爷爷这是想我了。

看着城市里的人来人往，我觉得自己前程远大，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就在这时，忽然间，时间仿佛变成了一个圆圈，覆满灰尘的记忆里突然出现一道闪光。我想到了1978年的秋天，年轻的爷爷独身一人站在城市的街道上时，风应该和此时一样清凉，他也应该可以明白此时我的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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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八月》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