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街女之死（四）

这场庭审持续三天，每天旁听席都坐满了人，多半是法学院的学生和退休老人。在巴黎，老人们孤独至极。你会在电影院里见到一些老人枯坐一整天，手边放着面包、水，一场场地看下去，一天天就这样度过余生。旁听庭审也是老人们打发时间的一个方法。

保罗·格鲁洛先生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出席庭审的这几天一直穿一件新得还带有折痕的条纹衬衫，戴一条红色围巾，这种一丝不苟的打扮使他看上去和其他打发时间的旁听老人不太一样。“你是死者的家属么？”格鲁洛看我是中国人，在庭审间歇主动过来打招呼。

“不，我也是来旁听的。您呢？”

“我是奇亚德的探访者。昨天下午来作过证。”

“什么是探访者？我不太懂。”

“像奇亚德这样的外国人，在法国被抓进监狱，亲戚不在这边，根本就没人去监狱探望他。法国政府就指派一名探访者，每周去监狱看他一次。我退休后就做义工，专门到监狱探访这样的人，陪他们每周聊一次天，每次一个小时。奇亚德被抓到现在，我已经探访他两年了，一共探访了89次。”

格鲁洛先生说，奇亚德非常聪明，刚进监狱的时候几乎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他们还需要用英语交流，后来奇亚德的法语进步很快，在监狱里他还当起了会计。探访人相信奇亚德是无辜的，通过89次的探访，他认为奇亚德是个善良的人，他愿意为此出庭作证。格鲁洛举例说，奇亚德对人态度很好，和监狱里工作人员相处融洽，而且他非常守时，不会像多数羁押人员那样随便找个借口就放探访人的鸽子。

大家津津乐道地猜测谁是凶手，至于死者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很快就被忽略，直到辩方律师又出示了一个证据，才把旁听者拉回到血腥残忍的现实。法医鉴定发现，死者胡媛娥的肛门内外一共有13道伤口，并且流过很多血，这些创伤不可能来自男人的性器官，应该是硬物伤害所致。警察至今没有找到这个硬物，更无法确定是谁干的。

据其他卖淫女说，胡媛娥生前有一位欧洲裔的情人，这位情人也有暴力倾向，曾经因为持刀伤人被警察传唤过。但是，警察对此人的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胡媛娥的家人或是奇亚德，作为贫穷的外国人，他们不可能为调查和诉讼掏一分钱，从律师到探访者，一切费用都出自法国政府。当然，政府只能提供基本的法律权利的保障，但不可能在这种调查中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

一桩疑点重重、线索稀缺的站街女命案，看起来将长久地悬在半空，无法解开谜团。

第三天上午，法庭调查结束。休庭时，辩方的光头律师打开法庭的窗户透气，他站在窗前沉默不语，一股又冷又湿的空气直扑进来——这是典型的巴黎深秋的天气，大西洋上空的风暴夹带着冻雨整日侵袭这座城市。窗外是始建于公元６５１年的“神宫”医院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如果说西岱岛上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让人感到穿越，与之一起穿越百年的是无数流落他乡的人所经历的动荡与苦难。这些人有的是施暴者，有的是被害者，他们要么苟活，要么死去，有的逍遥法外，有的得到惩罚。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作为欧洲大陆的中心，慷慨地收留了无数避难者，可惜这些人却很难融合进来。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来到巴黎之后都成了空无一物（包括合法身份）的人，在这里，最常发生的就是他们之间的野蛮伤害。

再次开庭，光头律师做最后陈述，他直视着３名法官和８名陪审团成员，提醒人们，对于有很多疑点和灰色地带的案件，应该首先认为被告人是无辜的，“我再次请求你们慎重，确认自己在没有丝毫疑虑的情况下做判断，否则，我不知道你们今晚是否可以睡得安稳。”光头律师的声音在法庭内发出金属撞击般的回响，让人觉得四下里异常安静。

庭审最后的步骤是陪审团闭门讨论。“讨论多久？”一位听众问站在门口的宪兵。“最少要——”书记员经过，立刻提醒宪兵：“没有最少时间。”

“最少也要三个半小时。”宪兵看书记员走远了，偷偷跟旁听者说。在这段时间里，所有旁听的人几乎一个都没有离开。

下午５点多，天已经黑了，重刑法庭门口的走廊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等候结果的听众们昏昏欲睡，靠在椅子上或是索性坐在楼梯上打盹。奇亚德的探访者格鲁洛先生靠在一个角落里看书。４个多小时以后，当宪兵再次把人放进法庭，大家都睡眼惺忪，像是又过了一天。

判决结果让许多人意外——强奸、杀人罪名成立，26岁的奇亚德被判入狱２０年，出狱后将被驱逐出境，永生不得踏上法国领土。法官用极快的语速念完判决书。奇亚德依然如故，脸上没什么表情。

书记员、胡媛娥的代理律师都忙于收拾材料，被告人的光头律师则靠在隔离栏杆上，和奇亚德轻声说着什么，看上去他比当事人还要遗憾，最终，只见奇亚德轻轻摇了下头。旁听席上，格鲁洛先生笔直地站着，凝望着奇亚德，一动不动。

（王舒柳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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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法国的中国籍性工作者在游行中（周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