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观星｜那血性，藏在普通人骨血深处

孔笙导演的作品我素有共鸣，从《琅琊榜》《大江大河》到《县委大院》《父母爱情》，皆见其对时代与个体的深切体察。而他的电影《得闲谨制》则是初次领略，却直击心底。观后久久无言，最深的震颤可凝结为八个字：和平珍贵，血性宝贵——那血性，不是天赐的骁勇，而是藏在普通人骨血深处，在绝境中被命运逼出的姿态。

这“血性”二字，于我，是埋藏多年的内伤。八岁那年的一个雨夜，奶奶和我们母子四人睡在麦秸草房里的土炕上（父亲早逝），奶奶和母亲凄厉的呼救惊醒了我，我睁眼看到满屋锃亮，一把铁钩探进窗子，钩扯着我们的被子。而我，一个本应挺身而出的小男子汉，竟把头死死埋进被窝，哆嗦着蜷成更小的一团，任由手电光在屋内扫射，任由铁钩在亲人身边游走。多年过去了，我仍痛恨那个雨夜里的自己：太没有血性，太没有骨气。我都八岁了，也是个小男子汉了，怎么还畏畏缩缩？如果我拿着菜刀冲进雨夜，扑向那个恶人会是什么样？恶人会杀了我吗？他不敢，他绝对不敢，他会怕我。恶人，这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人，不敢面对一个拼命的孩子，不敢直视孩子冒着怒火的眼睛。我无数次地想象八岁的我像一头狮子一样冲到雨里，与那恶人鏖战。雨水、血水、泪水，混合着。可是，这仅仅止于想象。我想，即使那个恶人用刀子捅我，杀了我，我也会在被杀的那一刻咬他一口。可我怎么就没冲出去呢？我的血管里，就没有奋起反抗的基因吗？我真是个怂包，是个懦夫，是个胆小鬼。有人说，遇事的第一反应，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在自己的亲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选择了钻被窝，选择了闭上眼睛，选择了逃避。我的人生高度还能高到哪里去？

或许，正因骨子里刻着这份对“血性缺席”的痛楚，《得闲谨制》才如此撼动我。它讲的，正是普通人如何找回那口不敢喘、终又不得不喘出来的浩然之气。

影片讲的是1940至1943年鄂西会战期间，南京沦陷后逃入宜昌深山“戈止镇”的百姓，如何从蜷缩求生到挺立抗争的故事。电影从机械厂钳工莫得闲（肖战饰）的视角，映照出小人物在绝境中，如何从“活命哲学”的夹缝里，淬炼出以命相抵的血性微光。

血性觉醒在片中有着具体的形状：日军逼莫得闲寻竹竿作升旗旗杆。这位习惯在作品上錾刻“得闲谨制”的匠人，将炸药填入竹心。那四个字，不再是手艺的落款，而是无言胜似万言的绝命书。计划虽因日军疑心未成功，但这意图本身，已足够惊天地、泣鬼神。这个抗争的选择，告诉观众：血性不是不知恐惧，而是彻骨知悉恐惧后，依然选择把脊梁骨一节一节竖起来的孤勇。从低眉顺眼到昂首挺胸，经历了怎样的撕心裂肺、翻江倒海？这部电影都有清晰的表现。

影片没有造神，而是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莫得闲的摇摆、怯懦、算计，皆真实可信。他的血性，是从人性的真实土壤里，一寸寸挣出来的根须。那动力并非飘渺的大义，而是对身旁具体的人、对灯火可亲的家，最笨拙也最坚硬的眷恋。也因此，他的挺身，让人血脉贲张。

片名“得闲谨制”，由此成为双重隐喻：既是匠人对作品的认证，更是平凡生命在侵略者面前的抉择。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刻印——这姿态的转换，便是血性的内核。影片落点终究是家。老太爷活下来，一家人仍能团圆，“家”的意象在战火中颠扑不破。莫得闲的血性，归处在此：为了那盏还能亮起的灯、还能跨进去的门槛、妻子的拥抱和儿子的微笑。

剧情如刃，需静心以对。血性往往生于“退无可退”的断崖边，是对“生而为人”那点最低也最高尊严的赎回。面对暴戾，蜷缩喂养的是更大的凶残；唯有挺立，以智、以勇、以决绝，才能争一寸生存，争一分尊严。贯穿始终的太爷爷，是这血性不灭的魂。“家没了，我以为这个家又没了”、“家还在”，朴实的话语，直扎人心。

感谢孔笙导演奉献了一部好电影。这部电影不仅是对一段民族血性记忆的深情刻写，亦是对一切抹杀历史者的艺术回击。它提醒我们：血性，沉睡于琐碎日常，却在命运劈下的瞬间，迸发出守护脚下寸土、身后微光照耀的洪荒之力。

那个八岁雨夜未能冲出去的我，在多年后的黑暗影院里，仿佛听见了遥远的回应。血性或许会迟到，但从不该永远缺席，每一节脊椎都在对抗着重压或惯性，最终达成整体的直立。它需要被唤醒，被点燃，被传承——这，或许就是“孔笙谨制”留给每个观众沉甸甸的自省。

（大众新闻记者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