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遗址出土 坊间图景重现

本报记者 赵茁轶

里坊如棋，布局井然。星罗棋布的长安108坊中，通义坊以深厚的皇家底蕴与密集的贵人宅邸，奠定了“高等级住宅区”的地位。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考古成果。2023年10月，该院在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一处工地内，对一处隋唐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灰坑、水井、沟等遗迹27处，出土各类遗物73件（组）。这一发现为研究长安城里坊布局、社会生活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高等级建筑考古实证

“本次发掘面积约990平方米，因晚期扰动破坏严重，发掘区域内地层堆积较为简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说，此次遗址发掘区北侧为通义巷、东侧为边西街、西侧为太白北路、南侧为友谊西路。根据历年对隋唐长安城的勘探与发掘成果，初步判断该区域属于通义坊西南隅。

通义坊北邻太平坊，南接兴化坊，是隋唐长安城外郭城的中心。此次发现的27处遗迹中，有25处隋唐遗迹，包括隋代井1眼，唐代灰坑21个、井2眼和沟1条。出土文物包括10件建筑构件。其中，花边板瓦和脊头砖尤为引人注目。脊头砖正面浮雕兽面。兽面凸眼、双角立卷、獠牙外露。这类构件与青龙寺遗址、朝元阁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形制相似，表明此次发掘的通义坊区域内曾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物。

《两京新记》中记载：“通义坊：西南隅，兴圣尼寺。高祖龙潜旧宅。武德元年，以为通义宫。贞观元年，立为寺。”唐太宗《舍旧宅造兴圣寺诏》中记载：“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宏敞，以崇神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通义坊西南隅原为唐高祖李渊此前的旧宅，也是唐代颇具盛名的兴圣尼寺所在地。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表明此次发掘地点正在兴圣尼寺遗址范围内，进一步证实了通义坊的特殊地位。

通义坊内的居民群像

通义坊自隋代起便是高等级住宅区，入唐后更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的聚居地。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与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通义坊内曾居住过多位重量级人物。这些居民身份显赫，或为皇室成员，或为朝廷重臣，反映出通义坊一带在唐代长安城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

右羽林大将军、彭国公李思训曾居住于通义坊。他是唐高祖堂弟李叔良之孙，是战功赫赫的武将，也是著名画家。李思训在作画过程中逐渐形成“青绿山水”与“金碧山水”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开元六年，李思训去世，陪葬唐睿宗李旦桥陵。

唐中宗李显之女成安公主也曾居住于此。她嫁给了韦后的亲戚韦捷。这段婚姻属于韦氏家族与李唐皇室的政治联姻。

此外，户部尚书、长平公杨纂，荆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国公崔铉，朔方节度使李进贤等人都曾是通义坊的居民。

考古发掘中虽未直接发现与历史名人对应的居所遗迹，但出土的日用器物与建筑构件，均指向通义坊曾是一处生活品质较高、建筑规格不凡的区域。这些发现与文献中“高等级住宅区”的记载高度吻合。

生活图景的实物见证

考古人员对唐长安城通义坊的持续考古，实证了其内部东西向的道路系统及配套的排水设施。相关遗迹中出土了陶瓷器、骨器、钱币等多类文物。在最新的发掘成果中，一批品类丰富的日用陶瓷器组合堪称亮点。

此次出土遗物以陶瓷器为主，修复完整及可辨形制者共56件，包括瓷器17件、釉陶器7件、陶器32件。其中，碗、罐、盆类器物数量最多，且多数可见使用痕迹。遗址出土的瓷器和釉陶器，年代上至隋，下至晚唐，证明了该区域从隋至唐一直沿用。此次发现的陶瓷器的器形，与长安城周边隋唐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相吻合。

这批陶瓷器来源于多个窑口。白瓷来自唐代巩义窑和邢窑，黄釉瓷碗为寿州窑产品，两件青瓷碗则与隋代长江中游窑场的产品特征相近。这既体现了隋唐时期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是长安城作为全国经济交通中心的实证。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两件黑陶钵。这两件黑陶钵胎质细腻，器表经过抛光和渗炭处理，漆黑发亮，制作工艺明显优于普通灰陶器。

目前，唐长安城中出土这类黑陶钵的地点均为佛教寺院，如青龙寺遗址、西明寺遗址，临潼庆山寺舍利塔地宫中也曾发现类似器物，表明这种器物与佛教有渊源。

钵是比丘六物中的食器，大藏经中记载僧尼使用的钵有瓦钵和铁钵两种。瓦钵有三种颜色，其中之一便是黑色。因此，有学者认为唐代黑陶钵可能是僧尼的日用品。

结合文献记载，通义坊西南隅正是兴圣尼寺所在地。黑陶钵的出土，进一步支持了该区域存在佛教寺院的推断，也为研究唐代贵族社区中的生活面貌提供了实物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