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作者：[法]吕西安·费弗尔，译者：施诚，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如果钱袋里拥有黄金和白银，那么商人用它们来干什么呢？他会仅仅用于扩大商业活动或个人的商业规模吗？根本不是。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条件下，商业活动不可能是经常而连续的，它必定是断断续续的。每种商业行为，每笔大买卖必须被看作长期而精心准备的活动，需要果断、勇敢、坚持不懈地进行。但是一旦买卖做成了，又开始准备新的买卖，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买卖，也许卷入其他商品的买卖。无论如何，它都将在与第一次不同的条件下进行。在这些不同商业活动的间隙，商人有一个平静的休息期。那么在这些商业活动中断期间，钱币会静静地躺在商人的钱袋里吗？这样将与货币的性质不相符合，因为钱币必须“工作”。所以商人就把钱币借出去，但借给谁呢？如何借出呢？
首先，我们必须撇开一系列特殊过程:我是指由默默无闻的合伙人投入的资本。商人能够而且经常借钱给其他商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些例子可以在非常有趣的书中找到。如P.马松（P. Masson）研究了珊瑚公司，它在16世纪成立于马赛，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沿岸从事珊瑚捕捞。 埃瑟斯（Isere）的档案出乎意料幸运地保存了其部分账目。但是我更喜欢考察更典型和更有特点的例子。一些简短实用的16世纪商业账本流传至今。翻阅它们一般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最有趣和广为流传的是《复式簿记法简介》，它的作者是阿维尼翁人皮埃尔·德·萨翁，以多种版本印行。这里我只参考第4版，它被修改了几处，并增添了6章，1608年由让·都尔奈在里昂印刷。皮埃尔·德·萨翁列举了如下例子:3家商号合并组成公司3年了，库瓦特（Couvat）兄弟、他们在马赛的合伙人里昂的高丁（Gaudin），以及里昂的雷诺德。这个例子完全是虚构的，但是你必须明白，它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作者对逼真的事务感兴趣。当一个问题出现时，它不超出可能性的范围才有意义，特别是在一门如记账这么要求精确的科学中。因此，我们假设了签订协议的三方:库瓦特兄弟分别入股25000苏，高丁入股12000苏，雷诺德入股10000苏，部分现金，部分货物。这个股份公司以47000苏的资本组成。 但是谁是库瓦特兄弟呢？坦白地说，他们是放债人、富有商人，他们是商业冒险中默默无闻的合伙人，他们既不负责任也不直接控制。换句话说，他们把钱借给其他商人，以便钱能“工作”。考察皮埃尔·德·萨翁想象的合作结果是有趣的。股份公司的原始资本是47000苏，其中三分之二是货币，公司经营了3年。当它解散时，皮埃尔·高丁的盈余是21371苏（他的投资是12000苏，其中部分是货物）。雷诺德投资10000苏（其中部分是货物），最后分到18364苏。库瓦特兄弟投资25000苏，收回39456苏。在这个杜撰但逼真的例子中，47000苏总投资3年的总利润是21592苏。这是相当令人肃然起敬的利润，年利润率约15.5％。它再次说明这个例子是假设的，但在现实中不是不可能的,商人在其他商人的商业活动中并不局限于扮演沉默的合伙人角色。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借钱给他们。
小城镇或城市的商人经常接收现金短缺的乡村人口的存货。他们想要什么呢？少量的钱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购买粮食、家禽或饲料。在商人看来，他们发现了想买的东西和购买这些东西的金钱来源。但是价格如何呢？
商人并不真正借钱出去。基督教会禁止放债取利。这条禁令虽然只有理论价值，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受到尊重。 这个困难常常通过所谓“租赁法令”来克服。如果一个农民需要100法郎购买饲料，他答应每年给商人一定数量的小麦、燕麦、稞麦、葡萄酒或奶酪，以换取他所需要的现金。显然，商人的计算是他得到的农产品价值不低于他借出的现钱的价值。当然，这种交易有漏洞。如果商人与农民达成交易那年的小麦像期望那样丰收的话，那么小麦价值很小，价格也会很低，商人就难以获得很多利润，如果他有储备的粮食，那么他就不需出售小麦，而把它也储备起来，等待时机，一年或二年，直到农业歉收，粮食价格上涨时再出售，可以卖个好价钱。当时商人很少借钱出去，除非打折扣。借款100法郎的农民实际上只拿到80法郎。最后，商人出售任何可出售的商品。农民用借来的钱干什么呢？购买饲料？商人将:（1）以折扣形式借给他一定数量现钱，这完全符合《租赁法令》;（2）作为借款的必要条件，强迫他购买商人的饲料，当然，商人将以双倍的价格出售饲料。这只是一个大概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成千上万的文献之中。我们的法庭档案和各省议会的档案都充斥了这方面的文献。只要打开16世纪中期犯罪行为登记表，人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在反高利贷的诉讼中反复出现。所以反对这条禁令的法律运动一直未停止，当穷人的声音被镇压下去时，那些曾经遭到剥削的人、被剥夺的人又大声疾呼，未来的力量将重新激起他们实施反高利贷法令。他们将取得与今天的人一样的成功，我让你决定，他们是否为那些想继续从事高利贷的人设置了一个严重的障碍。
商人不仅借钱给农民。农民显然无力还击。他容易因受到威胁而保持沉默。他被人们忽视，一旦走出村庄，他就没有防范能力，他是理想的债务人。但是商人可能也借钱给一时窘迫的资产阶级，或借给遭受不测之灾的贵族，特别是遭受贵族特有的灾难:如交纳赎金、置换武器装备、购买战马、修缮庄园房屋等。最后，商人还可能借钱给城市，这是所有借款中风险最低的，一个供养孩子的男人可能会使用商人的钱。虽然这些都不能带来借钱给农民那样的利润，但是它们仍然为商人赢得了不低的利率。16世纪中期，这种借款的利率从来不低于8％，这是最低的利率。12.5％，13.3％，甚至16.6％都是正常的、常见的且完全合法的。此外，他们还留下了可观的利润空间，而且一般是低风险借款。
最后，再上一层楼，商人不可能借款给贫穷的乡下人（这是没有吸引力的交易，但是如果借给暂时处于困境中的乡下人，那么这无疑是最有利可图的交易），也不借给完全破产的顾客，如处于困境中的资产阶级贵族或者短期借贷的城市，但是商人相当乐于借款给君主、王侯和国家。这是有吸引力和敏感的交易，风险高，利润也高。他们开始与高级官员和国王的宠臣打交道，在宫廷产生影响，获得丰厚的回报，学会王公贵族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有时会以被处绞刑而终。
为了理解这点，我们首先必须理解16世纪政府如何制定财政计划。今天，国家用最公开的方式取得它需要的金钱，通过出售国债给大型金融企业和富人，因为他们不想这部分资本长期被套住，或者向公众借款。借款是可以无限地分割的。国家的债主是大众，他们是公民和外国人，大资本家和小储户，个人和集体。他们对借款给国家或它的代表是有信心的。国家财富本身似乎是附属的，在正常状态下，国家的债务人不再过问更多的事情。但16世纪，事情并非这样。
首先，从财政角度看，国家并不存在，只有君主存在。 他是一个个体，像其他人一样，有时是一个贤明的管理者，有时是浪费钱财者，有时诚实正直，有时狡诈欺骗。无论如何，只有作为人，他才能请求借款。1530年，不是法国而是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借款，他多少能够鼓起放债者的信心。当1530年法国需要金钱时，从财政上说，是法兰西斯一世不得不像他的国库小绅士想买一匹战马儿缺钱时一样，寻找放债人。他不得不找到放债人。为了贷款的条件，他不得不与放债人进行长时间谈判。他不得不答应尽快偿还借款。他不得不经常以全部或特定收入作为贷款抵押，或者把借款单抵押在某个愿意为他担保的人那里。国王敲开千家万户的大门，向所有人的钱包乞求。他们还没有建立能够满足需要的财政机构。即使有这种财政机构，它们也不能一直帮助他，因为这将使它们缺少足够的保证金。
国王财政的状况究竟如何呢？人们对此没有精确地了解，即使国王本人也不了解。他借款了吗？向谁借的？借了多少？借款条件是什么？这些情况都不知道，所以，如果国王一直向同一个地方或银行借款，那么他将借不到。贵族、教士、官员和商人的资本都是可以接受的。16世纪欧洲的两三个商业中心能够进行这种借款活动。在法国，这种金融中心是里昂，法兰西斯一世经常在那里借贷。在神圣罗马帝国，安特卫普是皇帝查理五世经常借款的金融中心，或者直接借，或者通过代表低地国家的中间人借。他们向谁借呢？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向法国、意大利或德国的商人借。借款协议不容易达成，当时缺乏容易让人对借款人有信心的环境。
利息率通常很高。借款一直是短期的，期限一般为两次集市的间隔时间，或者至多一年，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利率一般为季度3％，两次集市间隔期、一年期为12％。当下个集市举行即贷款到期时，国王一般无力偿还，还款日期又推至下次集市，当然这种延期不是没有代价的。此外，银行家一般增加2％—4％的利息作为成本和风险补偿。通常银行家不借款，而是充当中介人，他们从其他商人或富人那里借款，然后转借给国王。这种交易是值得的，例如，如果他们设法确定借款利率为10％，贷款利率为12％，再加上2％—4％的延期利率，那么到还款时，他们从货币贬值中还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因为他们一般按照现有利润而不是官方利率收还贷款。当各种因素都被考虑后，名义上的12％利率就至少变成了16％，有时18％，幸运时还能达到20％。在六七年里，如果国王不能偿还本金，那么欠款总额连本带利将达到2倍。
毫不奇怪，16世纪的国家最终屈服于这种还贷的压力。同样毫不奇怪，对国王和皇帝来说，宣布财政破产是经常的诱惑。放债人得知这种情况后，只好放弃追缴债务。即使最有保障的借款，“在国王承诺”基础上最庄严的借款活动也是危险的。国王会突然在某一天宣布，偿还利息会使他犯下大罪，为了安抚他的良心，他不仅拒绝支付利息，甚至要求放债人把已收取的还款如数退回。这种情况不是想象。1545年，法兰西斯一世的债权人要求国王写信给他们，信中声明，“礼物”——国王支付给各种债权人的附加利息——将被当作正常的义务，商人们不必为过去或将来的借款如期偿还而担心。此外，当国王生病或者年迈时，他的债权人害怕他立刻去世。如果国王去世了，那么他对债权人的还款承诺会兑现吗？他的继位人会承认这些债务吗？新国王会不会宣布全部或部分废除这些债务呢？ 1546年，当法兰西斯一世需要金钱时，他的借款条件是:王太子共同为偿还债务负责，债权人相当明确地表示，他们担心被骗。
如果有人想知道债权人如何坦率地对这些债务人所说的话或所立的债据，即使债务人是法兰西斯一世，那么他只需在众多的文献中阅读维亚尔先生（Monsieur Vial）发表在《里昂历史评论》的一封有趣信件。1522年4月26日，法兰西斯一世向里昂的“德意志善人”约翰·克利伯格借款17187苏，以盐税收入分4次偿还。当第一次还款期限来临时，法兰西斯一世分文未付。受人尊敬的纽约堡人克利伯格已经变成了伯尔尼的入籍公民，这更有利于他在里昂从事商业活动。 （当时还没有寻找什么遁词。）克利伯格立即提请伯尔尼市政委员会的支持。1527年7月6日，伯尔尼市政委员会答应了它的“养子”的要求，给法兰西斯一世写了一封信。它应该被全文阅读，但我在这里只能引用最关键的段落。
我们吃惊地发现，你对履行诺言如此不在意，考虑对您的名誉不利，兑现你用信件和玉玺给与的承诺，由此您的王权威严可以保住。如果这件事传扬到外国、法国的诸侯和帝国城市，这将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这是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一点也不婉转。在埃伦伯格论述16世纪福格尔银行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能发现一封类似的信件，它是奥格斯堡大银行家雅各布·福格尔写给皇帝查理五世的。
尽管有风险，但是与国王做交易对商人仍然有很大的诱惑，其中肯定有利可图，在当时，这种诱惑经常很难抵御。作为一个外国人，克利伯格可以向尊敬的伯尼尔市政委员会求助，而且没有遭到拒绝。但是法国人则没有这种求助的希望。他们被迫深陷其中，有时甚至不能自拔。这是当时法国大商人经常发生的悲剧故事，如果要举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森布兰卡（Semblancay）的故事。
雅克·德·伯内，历史上以其在森布兰卡的地产著称，是都尔商人让·德·伯内的儿子。 1454年，让·德·伯内成为安格勒梅（Angoulême）家族的粮食供应商。十年后，他成为法国最大的商人之一。他的特长是布料买卖，但他也买卖其他商品。例如，我们发现他积极参与路易十一的重大商业事务。当路易十一在1464年建造4艘战船圣马丁号、圣尼古拉斯号、圣路易号和圣玛丽号时，雅克·科尔随着这4艘战船出发到地中海。让·德·伯内与蒙特彼埃的杰弗雷·勒·塞维里尔、里昂的J.德·康布雷、巴黎的尼古拉斯·阿诺尔、布鲁日的让·普拉普等人一起为此提供必要的资金。
当时让·德·伯内是负责接收并出售从黎凡特运回来的商品的商人之一。1470年，他为路易十一从阿尔卑斯山以南引进到里昂，后来到图卢兹的意大利丝织工人提供生丝。后来，让·德·伯内与他的女婿让·布里康内一起，奉国王之命运送价值25000苏香料、镶边的布匹、丝绸到英国，企图重新直接占领英国市场，以使法国摆脱经过布鲁日而与英国进行贸易的被动局面。
16世纪的大使
从商业和政治利益考虑的贸易很快就掺入了财政因素。国王命令让·德·伯内参加没收枢机主教巴鲁和菲里浦·德·康迈恩的商品的活动。 1473年，让借款30000里佛尔给国王进行从阿拉贡夺回佩皮里昂（Perpignan）的战争，其中一半由他女婿布里康内提供。 他被任命为王太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八世）宫殿的财务官。利润、财富和荣誉自然接踵而至。当1471年10月国王设立都尔市长一职时，让·德·伯内成为都尔的首任市长。他与金钱密切结合起来了。他在都尔拥有住宅、马厩和花园。在都奈拥有价值近23000里佛尔的包租土地、葡萄园、房屋和其他财产。让·德·伯内是一幅画的草图、草稿和底色;他的儿子雅克·德·森布兰卡才是最后的画面。
首先，雅克也是布商，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让·德·伯内如何扩大这种职业的含义。让有3个儿子，一个做了教士，而另外两个纪尧姆和雅克都是布商。让生育了6个女儿，6个女婿或是布商，或者是银行家。雅克步其父亲的后尘，成为布商，娶让娜·鲁泽为妻，这是门当户对的婚姻，金钱与金钱的结合。鲁泽斯家族与伯内家族、布里康内家族、贝特洛家族一起，都是图卢兹富有的资产阶级商人的精英。这些家族通过联姻而编织的复杂关系表明，他们的小圈子、大商业和金融业家族休戚与共。
雅克从推销员开始做起。他销售宽幅呢绒、丝绸、亚麻给王公贵族，是奥尔良公爵、安格勒梅公爵和特里莫里公爵的布商。通过与布里康内家族联合，1490年10月—1492年1月，他出售了价值41127里佛尔的布匹给查理八世。与此同时，像他父亲一样，雅克也投身金融业，通过借款，他的资本产生利息。
1492年标志着雅克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被任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安妮的财务总管。1491年，安妮成为法国王后。1492年9月，雅克还被任命为公爵夫人的宫廷总管。雅克·伯内不再是一名普通官僚。他是国王任命的王室官员之一。为此，他的俸禄分别为:财务总管24000里佛尔，公爵夫人宫廷总管2000里佛尔。他管理国王每年拨给公爵夫人的正常款项100000里佛尔，为此雅克每年能增加收入20000、40000甚至50000里佛尔。当时这些收入不是全部以现金支付，它们是征收指定收入的权利，即雅克·德·伯内假定能够得到的俸禄，从理论上说，他希望得到。此外，安妮·德·布列塔尼挥金如土，她的奢靡给财务总管带来了大量的工作。1492年1月—9月，她花费277750里佛尔，1492年10月—1493年9月，她花费201199里佛尔。这些开支都从正常年财政预算100000里佛尔中支出。她花钱购买艺术品、奢侈品、不断的旅行以及她的宫廷开支:大量运载包裹和乘客的马车、一群贵妇和小姐、一支卫队、引座员、帮助过河的船工、马夫、安排行宫住宿的人等等。这些人员和服务工作的管理者是雅克·德·伯内。当旅行盘缠用尽时，正是雅克为王后预付资金，正是他为王后赎回那不勒斯战争期间典当在里昂的珠宝。 正是他为宫廷女仆提供嫁妆，虽然这是王后答应的，但她没有钱。正是他在1495—1496年借给女主人20000里佛尔。他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一个官僚，但更是一个商人和公民，当机会降临时，他可以放债获利。
1496年，另一个障碍也被打破了。雅克·德·伯内被任命为四大财政总管之一，即国王的人头税、协助金、盐税收入的四大总管之一。 四大总管可以批准这些税款的使用。这是他们的重要性、权力和地位的源泉。他们既不是大臣，也不是国王的高级官员，更不是普通绅士。商人仍然是普通人，尽管他们被封为贵族，并且从他们的等级获得自己的姓氏。但是他们因为担任国王的大臣和高级官吏而拥有更大的权力。这些人听从四大总管的调遣，因为大臣和官员们都需要他们确保年金和职务任命尽快落实。没有四大总管的合作，什么事也做不成。领主、城市、法庭都需要他们支付工资，诗人、廷臣需要接受他们的赠与。他们被人奉承，各方人士用礼物、馈赠向他们示好。这些权力既是荣誉也是利润。
国王财政总管森布兰卡同时也是从事投机和放债的公民。最明显的是，他成立一家私人银行，国王的签署的赏赐信件都在这里协商。这些信件是写给国内各地征税员的。 为了避免路途遥远和复杂程序，国王支付信件的接收者一般要求国王的四大财政总管预付现金。为了换取一定的比例，他们把从征税员那里收取税款的任务留给财政总管。 森布兰卡在国王财政吃紧时也提供贷款。他把自己的钱借给国王，有时数额巨大。例如1503年，路易十二正到处进行战争:在那不勒斯，在佩皮里昂，在巴扬内（Bayonne），在卡拉布里亚和加泰罗尼亚。国王的财政状况处于最低谷。王后借出5000里佛尔，雅克·德·伯内借出23000里佛尔，雅克的岳父纪尧姆·布里康内，内穆尔公爵以及马雷夏尔·德·盖伊分别借出20000里佛尔。你不必担心雅克·德·伯内正处于亏本的危险中，他有一千种手段让这些借款归还100次。他利用这些借款又多又好，以致他将来富有了……多年的积怨爆发，国王把他投入监狱，在以玩忽职守罪而被处以绞刑之前，他被迫吐露一些他的钱财藏匿之地。森布兰卡什么也没做，他只是按照规则玩游戏而已。
帕维亚之战（1525年）
森布兰卡的例子是典型的。它是社会大环境的特点。在最底层，小商人在集市上出售商品，他们放债，从那些比他穷的人身上谋利。在顶层，宫廷商人变成国王的行政或财政总管，卷入政治和外交的最高交易中，周旋于国王和王后的小圈子里。他们都是同一座金字塔的组成部分。
由于当时的金融事务与商业交易连在一起，所以商人的职业具有更远大的前景。这种开端会带来巨额的财富，就像巴黎和都尔的庞彻、布里康内、伯内家族，里昂的杜佩拉特家族，安格的潘斯家族，罗德兹的博纳尔德和维古鲁家族，图卢兹的罗奎特和阿塞扎家族，他们都过着奢侈的帝王般的生活。他们不仅仅赚取了大量金钱，它们也大把地花费金钱。他们都在艺术史上留名，因为他们用家具、织物、珠宝、艺术品等装饰豪宅，富比王侯。他们之下是许多中小商人，商业资本约80000—100000里佛尔，每年获利5000—10000里佛尔，相当于一个伯爵领地或富庶的主教和修道院的收入。从理论上说，这些商人与各省最富有的乡绅一样富有，但实际上，他们更富有，因为他们不被相应的义务所妨碍。
新贵族在崛起，他们是暴发户，不被旧贵族所承认，遭到他们的嫉妒和憎恨，但是新贵族准备融入旧贵族中。资本的贵族和贵金属的贵族都是黄金的情妇。在一个越来越受黄金饥渴影响的世界里，在一个经济和财政问题越来越走到前台的世界里，在一定程度上，黄金也是欧洲命运的情妇。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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