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庇安怎样在《罗马史》里预言了帝国危机?

历史学家阿庇安（Appianus）生活于罗马帝国时代，他所撰写的《罗马史》是罗马史研究者的必读著作之一；同时，由于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乃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发展与变化，如果要对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开展探研究诘的工作，适当关注罗马帝国乃至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历史也为题中应有之义。阿庇安所具有的希腊人的文化身份与罗马公民的政治身份令其在写作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世界帝国的理想或观念则可能成为影响其写作思想的主要因素，而其《罗马史》中的重要篇章《内战史》则或许隐含着阿庇安对元首制帝国出现的解释：元首制帝国是共和国后期经济利益分配机制和政治权力分配机制出现双重危机的产物，也是解决这一双重危机的手段。

阿庇安和他的《罗马史》

阿庇安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曾在故乡“取得了最高的地位”，在罗马做过御审案件的检察官，并被皇帝任命为行省总督。从他简短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出他本人是罗马帝国东方行省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名成员。在罗马共和国后期，随着东方被逐步地征服，这个阶层及其所代表的希腊化文化传统开始与罗马社会精英以及罗马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发生密切联系。一方面，东方文化影响并改造着罗马文化，来自东方的社会精英与罗马城或意大利的社会精英进行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另一方面，罗马本土精英与来自希腊和希腊化地区的新来者之间在心理上仍然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距离来自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各自的心理暗示。即使到了阿庇安生活的时代（约95—165），这种微妙关系依旧存在。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阿庇安的《罗马史》写作思想形成的大背景。

阿庇安曾在家乡当过高官，并写作了《罗马史》。他写作《罗马史》，意图记述罗马人统一地中海世界和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既受过希腊化文化熏陶的希腊化地区社会精英，又在帝国政府中担任高官的人，阿庇安拥有希腊人的文化身份和罗马公民的政治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写作时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中。一方面，作为帝国政治精英的一员，他写作的首要目的是歌颂罗马的成就和伟大，以及达成这种成就和伟大的美德；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与那个时代相距较远的希腊人，他得以用局外人的冷静目光观察罗马共和国末期风起云涌的社会斗争，指出富人大量占有土地和财富是罗马人与意大利人、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矛盾的经济背景；在宣扬罗马武功的同时又对被征服者不无同情，比如在叙述西庇阿在西班牙毁灭纽曼细阿城时，盛赞纽曼细阿人“对于自由和勇敢的爱好”，称赞反罗马领袖维里阿修斯“有一个将军的最高尚的品格”，指出罗马人只是以单纯的人数优势战胜阿斯塔巴人，“在勇敢方面，阿斯塔巴人当然不弱于罗马人”，而阿斯塔巴人的集体自焚则令敌人“取得一个毫无所获的胜利”。

《罗马史》的结构及主题

《罗马史》一书有两条主线：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以及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变，旁及被罗马人先后征服的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现存的17卷中，前12卷主要回顾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后5卷主要叙述罗马共和国后期的内战。从第6卷“在西班牙的战争”起，两条主线开始汇合，总体来看，前12卷相当于为后5卷的内战史搭建历史舞台和布景，地中海世界的各个地区和民族都被卷入了共和国的内战，而内战结束的同时，罗马也完成了地中海世界的统一。

《罗马史》的主题可归纳为两个词：荣耀和危机，而后者则从属于前者。阿庇安在序言中声称，“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帝国曾经占有这样广阔的领土和维持这样长久的时间”，希腊人、亚细亚诸帝国、马其顿帝国及其后继者各希腊化王国在成就、光荣和持久上都远远不及罗马人的帝国，他写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阐述罗马人的伟大，说明罗马帝国取得“现在的繁荣”的原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则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考狄昂山峡战役的失败、高卢人的入侵、坎尼战役等等，危机紧随荣耀而来，克服危机则意味着更大的荣耀，如此循环，最终迎来了最大的危机——共和国后期的长期内乱。内乱结束后，罗马最终“过渡到和谐状况与君主国家”，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风险”，最终建立了一个囊括了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

《内战史》：分配机制危机及其解决

这里所指的分配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二是政治权力分配机制。罗马人对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在重组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的同时，也造成了罗马共和国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分配机制的危机。这一危机不克服，共和国的内乱就不会结束。

这一危机自罗马征服意大利半岛后已经初现端倪。当罗马人在征服意大利其他民族后，富人们占据大部分未分配土地，以购买或暴力方式吞并小农土地，从而令“罗马人民甚为烦恼”。虽然由于保民官的提议，“经过很大的困难”，立法限制土地占有，但是法律并未得到重视。很明显，这些对法律置若罔闻的人与曾经阻碍法律通过的人是同一批人，是那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元老贵族。迦太基战争之后，上述情况进一步恶化。提比略·格拉古企图以保民官的职位和三人委员会作为改变经济利益分配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人民会议上鼓动平民罢免了同僚保民官并企图争取连任，并用暴力把元老逐出人民会议，最终自己和支持者被元老贵族杀害。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共和国内乱的基本脉络：起先是经济利益分配之争，为解决经济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必须改变现存的政治权力分配机制，而在改变现存政治权力分配机制的过程中，双方的不妥协（尤其是拥有既得利益的元老贵族）导致暴力的引入，最终政治权力分配机制危机成为了共和国后期分配机制的核心问题。

在这一分配机制解体和重建的过程中，既有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与其他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又有罗马元老贵族和骑士、平民的矛盾，还有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而罗马元老贵族内部的矛盾在政治权力分配机制危机中起着中心作用，前两种矛盾成为罗马元老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筹码。罗马元老贵族内部同样有失意者，他们对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中所占的核心地位极为妒忌，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他们寻求利用被征服者和平民的不满。恺撒和喀提林即为其中的典型，不过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恺撒为了获取政治地位而耗尽家产，受到群众欢迎。他当选为西班牙的大法官，通过对西班牙的独立部落的战争，掠夺了大量财富，在庞培和克拉苏之间斡旋，缔结前三巨头同盟，并当选为执政官，此后通过一系列法案、竞技表演和礼物巩固了平民和骑士的好感，接着成为山南高卢和山外高卢总督；喀提林在执政官选举中败给了西塞罗，从此与众多志同道合的元老和骑士合谋，“聚集了一群平民、异邦人和奴隶”，企图用武力改变现状，但最终失败。喀提林本人和他的同谋者们或被处死或者战死。对于喀提林的阴谋是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西塞罗的诬陷，史家有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喀提林及一批与他观点相似的元老的死亡证明：当时元老内部既得利益者与失意者之间的争斗已经到了间不容发的关键阶段，而喀提林阴谋之后恺撒与屋大维的相继崛起则最终完成了喀提林的事业。

在元老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的重建逐渐服从于政治权力分配机制的重建，想要在经济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就必须掌握政治权力，而要掌握政治权力就必须拥有压倒别人的暴力工具，最强大的暴力工具是军队，而要掌握军队并进而掌握政治权力，就必须进行经济利益再分配。因此，为了鼓励军队作战，增加军队对自己的忠心，夺取并保障政治权力，将军们用经济利益再分配为诱饵，例如，苏拉在独裁时期“把各城市许多土地分配给在他部下服务的23个军团的士兵”；恺撒在凯旋之后，给每个士兵500阿提卡德拉克玛，每个百人队长加一倍，每个步兵军团将校和骑兵将校得四倍，每个平民也发给1个阿提卡德拉克玛；屋大维在观看士兵演习后给每人500德拉克玛，并允诺在战胜后，给每人5000德拉克玛；腓力比战役之前，喀西约许诺给“每个士兵1500德拉克玛，每个百人队长5倍于此数”；安东尼则因只决定给士兵每人100德拉克玛而遭到士兵耻笑。越慷慨的将军越能够受到军队和平民欢迎。军队、平民、奴隶、部分元老贵族通过追捕公敌、战争以及寻求政治权力的将军的馈赠得以剥夺既得利益者的财产，获得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下无法得到的财富。将军们则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支持者，尤其是士兵的忠诚，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政治权力后盾，在政治权力分配中攫取尽可能大的权力，有更大的权力之后，再争取更大的财富，如此循环，最终，在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内战中，拥有最强大武力的将军成为元首，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摧毁，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权转归元首所有，新的分配机制得以建立。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14ZDB061）与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文献《塞奥多西法典》翻译与研究”（14XSS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