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作者：[美]罗伯特·凯利，译者：徐坚，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正如俗话所言，无人是孤岛，狩猎—采集者亦然。更新世时期，觅食者群体难以组成超越家庭之上还有官方或者正式层级组织的社区。人们以个人或者家庭的方式移动，此时并无正式边界，也无海关官员站在门口，检查签证。
这并不意味狩猎—采集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移动。现代狩猎—采集者能确认边界，只是边界并非坚固而稳定，而是交融和游移的。穿行在马达加斯加西南的丛林之中，我的米凯亚向导突然止步，告诉我：我们已经踏入贝洛地区。我没有发现任何边界标识，但是向导却知道我们在“属于”别人的领地上（贝洛指离群索居者）。
但是，“属于”是个错误的词语。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并不自认为拥有土地（至少在民族国家强加这个概念之前），但是拥有使用土地资源的许可权。对于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而言，这个权力就是征询许可权。人们并不贸然闯入，因为他们知晓，这种行径必被揭露—要么通过生火产生的烟雾，要么通过踏出的小径。另一次在马达加斯加，我们夫妇在徒步25千米穿越沙漠之后，在一处窝棚的房荫下休息，一个陌生人走过来说：“你就是那个大脚汉！”他尾随我们夫妇穿过沙漠。我们的足迹已经透露出我们是外来人，他希望知道我们意欲何为（因为外来人常常意味着政府官员—和麻烦）。
狩猎—采集者常常赋予我们使用“他们的”土地的权力，因为不久之后局势一旦翻转，主人会要求客人回馈。但是，一旦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定居者时，情形就大不相同。让我们回忆一下，成为定居者的过程就像抢椅子游戏—每个人都在地表找到自己的位置，有的地方比别处更好，野生食物更丰沛，更适于发展农业。不可避免的灾年怎么办？
历史经验是，贫瘠之地的人们会乞求丰腴之地的人们的帮助。但是，肥沃之地的人们却不需要贫弱之地的人们的帮助，因为如果对前者而言都是饥馑之年的话，想必土地上的平均收益惨不忍睹。另一方面，如果位置优越的村民拒绝施以援手，他们将面临被报复的危险，因为对于濒于饿死的人而言，暴力摧毁村庄，死亡的代价都毫不足惜。
北美西北海岸的狩猎、采集和渔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管窥这些个案内情的线索。诸如夸夸卡瓦人[kwakwaka’wakh, 有时被称为夸扣特尔人（kwakiutl）]的社会会举办盛宴，意在标记一系列诸如婚礼和葬礼等社会场合。这类盛宴被称为“夸富宴”（potlatch），词语出自海岸边切努克人（Chinook）的交易语言，意为“ 给予”。然而，夸夸卡瓦语（Kwakwala）使用的词语是“巴萨”（pasa），意味着“恭维”，指大堆礼物之下；这是正确的定义，因为夸富宴就是竞争性盛宴。
夸富宴的奥秘是以服饰、舞蹈、魔术和无以计数的食物震撼观众。事件的高潮是散财，地位尊崇的男主人将公开展示、散发昂贵之物—毛毯、独木舟、奴隶，最为珍贵的是彩绘或者浮雕铜牌。有时，主人只是毁器—将它们抛入大海，掷入篝火。这些盛宴与贵胄名流的盖茨比式盛宴同出一辙，正是托尔斯坦·凡勃伦在1899年所称的“炫耀性消费”。
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斯卡拉布雷的半地穴式房屋，约公元前3200 —前2500年。这提供了第三次开始的社会组织变化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夸富宴上的主宾理当回馈，否则，他将在主人和本村居民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这与主人如何收集供散发的各种物资有关。他通过在村内举行多次小型夸富宴实现聚财。他独自负责筹办小型夸富宴，村民则需要回赠稍微更多的物品，否则也很失颜面。这有点儿类似于投资银行。当一个雄心勃勃的男性举办夸富宴招待邻村时，他就在向客人传递多少人鼎力支持他的信息。他拥有的物品越多，权力也就越大。掩饰不住的信息是：“看看我们能怎样挥霍，这对我们都毫发无伤。别打我们的坏主意，因为我们能够碾压你！还是让我们做朋友吧！”
这类盛宴可能是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早期村落生活的组成部分。为盛宴生产食物的需求成为农业的刺激，因为更多的食物可以造就更令人震撼的盛宴。部分收成，特别是大麦，专门用于制作盛宴食物，比如啤酒（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酒精性饮料是中国黄河流域于公元前7000年前后酿造的。大麦啤酒于公元前3400年酿造于今天的伊朗，葡萄酒酿造稍早，起始于公元前5400年）。村落之间可能持续存在关于地位的角力，盛宴能使之高下立现。这导致合作达到全新阶段，尽管竞争暗流涌动。两者常常如影相随。
英国西肯尼特新石器时代长冢，约公元前3600 —前2500年。这些建筑表明，第三次开始带来农业和人口增长，造成社会组织巨变。（Robert Kelly摄）
所有一切—定居社会、农业和竞争性盛宴—基本上都是人口和食物之间失衡关系的产物。农业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也可能产生新问题。
我提出，与当今世界人口的1.14% 年增长率（20世纪60年代早期曾经达到2.2%的峰值）相比，历史上的狩猎—采集人群繁衍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04%。
有研究者提出，当狩猎—采集者转变成为农民时，人口增长率开始上扬。个中缘由一目了然：食物丰沛自然子嗣众多。这被称为新石器时代人口过渡。法国人口学家让—皮埃尔·博凯—阿佩提出，狩猎—采集者墓地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墓葬相对少于农业居民墓地中的同龄人墓葬。我们可能推论，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大多数儿童长大成人，而农业社会中，更多的儿童夭折。但是，人口资料显示，觅食者社会中，50%～60% 的儿童都未能存活到成人阶段，这一悲惨事实直到19世纪依旧如故。那么，为什么史前狩猎—采集者社会墓葬中没有更多的儿童和青少年呢？
苏格兰奥克尼群岛布罗德盖巨石阵，公元前2500 —前2200年。这提供了第三次开始社会和政治关系显著变化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这是因为狩猎—采集者社会的女性一般并不多产。这也是狩猎—采集者人口增长速度缓慢，直到19世纪中期，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的原因之一。人类学家一度认为，狩猎—采集者通过草药避孕、堕胎和产后性禁忌等方式，有意维持低水平人口，甚至低于承载能力。但是，大多数草本药物或者堕胎并不奏效，产后性禁忌也不可能和自然产后绝经一样漫长，因此，即使实施，也效果甚微。
狩猎—采集者妇女子嗣甚少，主要归因于她们的工作量和饮食。包括女性体内的能量存储、饮食量大小、劳作程度等复杂的生理学过程控制了能否受孕。简而言之，一个瘦削、辛苦劳作、在哺乳上消耗巨大、摄食不多的女性就不能正常排卵，或者受精卵也无法植入子宫，狩猎—采集者社会女性大多如此。在生育期间，狩猎—采集者社会女性可能产下4～6个子女。如果半数夭折，其结果必然是极为缓慢的人口增长率和墓地之中儿童与成人几近均衡。
农业通过改变对女性的能量需求而改变这一状况。断奶食物（大米、土豆、玉米和面包）的出现意味着农业女性可以让小孩在更早的年龄断奶，纾缓压力，使女性可以在产后更快恢复排卵。因为狩猎—采集女性采集植物性食物，我可以想象在驯化过程初期，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种植、管理和收割工作。但是，如果园艺农业社会的民族志资料足以参考的话，男性最终将其注意力转向农田，投入更多时光，而不是用在捕获由于过度狩猎，越来越难以被发现的猎物上。因此，女性工作量可能在初期有所增加，但是随后下降，并且变得更加季节性集中。工作量减轻或者季节性集中改变了女性生理，也增加了她们的生育能力。因此，在生育期，农业社会女性比狩猎和采集社会女性生育出更多子嗣。即使夭折率仍然维持在50%～60%，生育数量的增长（每个妇女生育4～9个孩子不等）导致人口短期增长率的扬升。干旱、严寒、虫害、疾病或者土地过度开发造成的周期性人口崩溃可能不时阻碍短期收益。但即使如此，早期农民可能感受到人口压力，感觉有必要提高土地产量。即使人口不时衰减，低缓的正增长也会迅猛地增加世界人口总量。
英国巨石阵，或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考古遗址，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既是宗教遗址，也是天文观测点和墓地。它也提供了第三次开始社会和政治组织显著变迁的证据。（Robert Kelly摄）
人类以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了数万年。人口增殖最终导致人类遍布世界，移动变得更加困难，某些族群所处的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在某些地区，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而狩猎—采集者把握住了时代契机。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狩猎—采集者就成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人口继续增长，生存空间的竞争加剧。需要再度强调的是，过去与未来即将呈现的模样截然不同，绝不！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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