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游的里程碑:利玛窦徐光启如何擦出火花?

利玛窦与徐光启在交游中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仅就他们二人而言，首先改变了徐光启的思想，促使他由实学而兼西学，从而具备相当高水平的科学素养。交游与出仕、交游与时局之间的互动均值得注意。就象征意义而言，这也是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互动构成的西学东渐潮流。诸多科学著译是交游之于西学的最直接成果，它们反映出的科学思想是重点所在。科学著译并不仅限于利玛窦与徐光启之间，而且包括利玛窦与他人之间、徐光启与他人之间，还包括其他耶稣会士与其他中国士人之间。倘若这样的著译行为与科学思想能够在利、徐之后得以延续，那么中国的科学发展至今势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全新面貌。同时，晚明的科学传播并不仅仅依赖于利、徐的交游，而应扩大至他们所代表的移植传播与会通超胜的晚明群星。文化交流带来的新鲜事物需要传播，科学转型的可能性蕴含于该中国士人群体的力量之中。此外，和移植传播与会通超胜相对应的是该群体所持有的对外观念，这也是解答为何能接受西学和西学带来何种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仍以徐光启为最佳案例，他能够从实际目的出发寻求实效，充分认识和运用国际关系，虚心向外国学习科学技术，为第一波科学转型提供了观念和心态的基础。

1.利、徐之交游及其象征意义

单论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游，实际仅为1600年于南京和1604—1607年于北京两段，不会超过五年。无论是时间先后还是跨度长短都比不上郭居静与徐光启的交往。利玛窦在华南诸地开拓教务时，徐光启仍是一位为科举而苦恼、为生计而奔波的中年上海秀才。1595年他们在韶州错过，利玛窦离开此地前往南京之后，徐光启才与耶稣会士有所接触；1598年他们又在北京错过，徐光启应在会试落榜后以举人功名返回上海，利玛窦之后初次来到北京又无功而返；1600年他们在南京相晤甚短，之后利玛窦便很快前往北京；1604年徐光启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才得以留在北京，可以与利玛窦方便交流；1607年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扶柩回上海。三年后利玛窦去世，徐光启尚在上海老家，不得相见。但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游意义显然不仅限于他们二人所产成果，而且应包括象征着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互动构成的西学东渐潮流。

他们的交游首先改变了徐光启的思想，促使他由实学而兼西学，从而具备了相当高水平的科学素养，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学贯中西的重要人物。“客观的事实表明，徐光启的主要科学贡献皆成就于他与利玛窦等人有思想上的实质性交流之后。”从著述来看，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之前徐光启并无西学作品，仅有一篇传统实学观点的《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法》。1605年才有《山海舆地图经解》（《题万国二圜图序》），之后便有《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本（1607）、《测量法义》译本（1607，《题测量法义》撰于次年）、《测量异同》（1608）、《勾股义》（1609），以及利玛窦去世之后数年内的《简平仪说》及《简平仪说序》（1611）、《泰西水法》及《泰西水法序》（1612）、《刻同文算指序》（1614）等。这一时期徐光启的西学著作颇多，是一段高产期，也可见利、徐交游成果之丰硕。

与科学贡献密切相关的是徐光启的科学研究方法。其子徐骥在《徐文定公行实》中曾全面总结其父的治学风格：“于物无所好，惟好学，惟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故学问皆有根本，议论皆有实见，卓识沉机，通达大体。如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类，皆探两仪之奥，资兵农之用，为永世利。”“历法、算法、火攻、水法”等领域的研究均离不开利玛窦等人向他传授的西学，倘若没有“考古证今”和“讲究精研”的研究态度与方法是难以为继的。

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多年以来致力于农业实践。农业耕种之事在他给徐骥的家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累年在此讲究西北治田，苦无同志，未得实落下手，今近乃得之。”他在天津等地购买田地，进行耕种试验。又举按照西洋方法种植白葡萄、酿造酒醋的例子：“今用西洋法种得白葡萄，若结果，便可造酒醋，此大妙也。”还举了西洋用药方法的例子：“庞先生教我西国用药法，俱不用渣滓。采取诸药鲜者，如作蔷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徐光启向家人分享从耶稣会士那里学得的各类西洋方法，实践之功与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交游与出仕之间的互动值得注意。徐光启的仕途之路起步较晚、坎坷较多、掌权时间较短，于官位晋升而言显然并非好事，但是却为他与传教士的交游提供充足交游时间和充分物质条件的双重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西学也有助于徐光启的仕途。官场之中的徐光启是一种老实迂憨、醉心西学的形象。他曾自白：“做官似亦无甚罪过，但拙且疏，未免有不到处，今亦听之而已。”又总结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充满了宦海沉浮多年的郁闷无奈之情。但若不是如此，后世也无法看到一位事必躬亲的大科学家。只有具有功名和官职之后，他才可以在经济方面后顾无忧地结交利玛窦并学习西学，并在北京和上海等力所能及的地方为传教士提供方便。自1600年结识利玛窦之后，他仅在1604—1607年实际在翰林院任职。利玛窦去世后，1610—1619年他仍在翰林院任职。因此可以说，从1600年到1619年的二十年间，徐光启基本无繁忙政务需要处理，拥有可以交游和学习的充裕时间，是保证他成为大科学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再如前面所述礼部奏请修历一事，使徐光启以专业技术型官员闻名，为他后来任职并执掌礼部奠定基础。

交游与时局之间的互动同样值得注意。所谓西学传播或科技移植，最初皆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交游而来，天主教的中国传教事业更是如此。当时局不利于耶稣会士时，平日交游的士人就能发挥声援补救的作用。1589年利玛窦遭到肇庆官员驱逐时，只能冒着风险亲自与对方交涉。类似的情况下，也唯有依赖瞿太素为他们出谋划策。但到了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时，之前与利玛窦等传教士交游已久的徐光启等人就挺身而出。徐光启上《辨学章疏》为之争辩，并嘱咐在上海老家的徐骥必要时给予传教士以方便：“南京诸处移文驱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谅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与住居也。”“南京先生”即对南京的耶稣会士之尊称。杨廷筠和李之藻也参与斗争，尤其是在杭州家中的杨廷筠，保护了郭居静，还收容了“金尼阁、毕方济、龙华民、艾儒略、史惟贞”等人。诸人救援力度之大，当年被驱离肇庆的利玛窦想必是无法想象的，也定将倍感欣慰。此外，时局的实际需要也必然会促进交游与西学传播，明清之际的修历之争与徐光启引进红夷大炮均是典型。

修历之争还关系到利、徐交游对于后世的象征意义。西方天文学的引进不仅切实改变了传统的中国天文学，而且使后来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言及清朝学术史便不可不提及历算学，言及历算学则不可不提及利玛窦与徐光启。纵向的深远影响还包括科技移植的发端与科学转型的可能，横向的广泛影响则主要指科学著译与科学思想及践行科学之群星。

2.丰硕之著译及其科学思想

诸多科学著译是交游之于西学的最直接成果，由于除历算外的科学著译领域都称不上付诸应用，因此其反映出的科学思想才是重点所在。丰硕之著译及其科学思想便可对应于利、徐之交游及其象征意义。科学著译并不仅限于利玛窦与徐光启之间，而且包括利玛窦与他人之间、徐光启与他人之间，还包括其他耶稣会士与其他中国士人之间。但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选择其中的代表作品予以简要介绍，以求窥得这场翻译和引进西学潮流的大概风貌。科学著译背后的科学思想及其影响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主题，我们也将以徐光启的具体科学思想作为案例进行阐述。倘若这样的著译行为与科学思想能够在利、徐之后得以延续，那么中国的科学发展至今势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全新面貌。

时间最早的应为《坤舆万国全图》（1602）。其最初版本是1584年由肇庆知府王泮刊印的利玛窦所绘《山海舆地全图》，之后摹绘和翻刻者甚多，流传也非常广泛。徐光启最初听说利玛窦之名的来源就是中国官员翻刻的《山海舆地全图》。在利玛窦的帮助与指导下，李之藻重绘了世界地图，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其间甚至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事：“在为这些地图刻板时，刻工不让神父们知道而刻了两种板，这样就同时出版了这部佳作的两个版本。甚至这还不能满足对它的需求。”刻工在刊印时同时刻了两版，一版为李之藻所有的“正版”，一版为私刻之“盗版”。但是，《坤舆万国全图》的火爆令人始料未及，“正版”与“盗版”均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它受到了上至皇帝官员、下至平民文人的欢迎，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

名声最大的应为《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本（1607）。由于这是利、徐交游的主要标志，也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主要标志之一，对其研究之多也已无须赘述。但该书可以显示克拉维乌斯对利玛窦与耶稣会乃至西学东渐的影响。“克拉维乌斯在罗马学院编纂了一系列数学教材，其首编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 of Geometry），其中包括一部多卷的笔记、注解合集。利玛窦后来在明代中国协助将欧几里得著作翻译成文言文时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这样的记载还可以在徐光启的序和《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分别得到印证：“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且此业在彼中所谓师传曹习者，其师丁氏，又绝代名家也，以故极精其说。”“利玛窦受过很好的数学训练，他在罗马攻读了几年数学，得到当时的科学博士兼数学大师丁先生的指导。”突出克拉维乌斯的贡献并不只是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且也可以说明宏观与历史视野的重要性，引进的科学著译是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基于翻译《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的实践与认识，徐光启得以阐发自己的数学思想。他对于数学未在中国兴起有一番见解：“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数学不兴就在于实学不兴，这与宋明理学之兴是脱不开关系的，空虚、神秘之风阻遏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因此翻译数学著作一方面能推动中国数学的进步：“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裨益当世，定复不小。”另一方面可展现西学风貌以推动科学传播：“余乃亟传其小者，趋欲先其易信，使人绎其文，想见其意理，而知先生之学，可信不疑。”但前者往往被解读为假托补缀古学而推行西学，只有后者才是利、徐之真实目的。

天文学思想也是所谓“历算”的应有之义。修历及相关天文学研究是徐光启仕途之路中除军事实践之外的大作为之一，代表著作为《崇祯历书》。古人认为天象是一种预兆，将天文与皇权、朝代更替联系起来，故而天文历法在历朝历代皆受到高度重视和严格控制。明初所颁布的历法为《大统历》，“乃国初监正元统所定，其实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来，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尝增损，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窜易，则失之益远矣”。随着时间推移，据此历推算之日食、月食时间已不准，且误差越来越大，《大统历》已不能适应当时需要。自1629年（崇祯二年）起徐光启便负责领导修改历法，作为一个年事已高的臣子，他仍然兢兢业业，经常督促甚至亲自观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仍然念念不忘修历之事，不可不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按照被崇祯帝首肯的方针，徐光启对于“修正岁差等事，测验推步，参合诸家，西法自宜兼收，用人精择毋滥”。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他使得中国天文学吸收了以第谷体系为核心的大量西方天文学知识，收效甚大。

除此之外，科学著译与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尚有多类，可以通过徐光启对不同科学学科之间关系的看法予以纵观。他不仅将宗教与科学视为统一于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下的分支，而且认识到科学之内应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就理论方面而言，数学在众多学科之中是基础性的，“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因此，翻译代表“众用所基”的《几何原本》被他寄予厚望。就实践方面而言，“故造台之人，不止兼取才守，必须精通度数，如寺臣李之藻尽堪办此，故当释去别差，专董其事”。他非常清楚军事技术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等科学素养，而且实践与理论之间也是分不开的。通过徐光启的科学作品与科学思想可以看出，利、徐之交游不仅产生了丰硕的科学著译，而且引导了科学思想的转变。当然，在与徐光启同时代的晚明士人身上，也可以寻找到这种既惊人且可喜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