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据以色列《国土报》消息，作家阿摩司·奥兹因癌症于家中去世，享年79岁。他的女儿在个人推特上证实了这则消息，并且声称，父亲去世时“在睡眠和平静中被爱他的人所包围”，同时感谢所有热爱奥兹的人。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是当今以色列文坛的最杰出作家，也是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迄今已发表12部长篇小说，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品有《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一样的海》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等文学大奖，同时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阿摩司·奥兹于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原名为Amos Klausner，父母为来自巴勒斯坦的移民。他的父亲可以掌握多达17种语言，但在家中只培养奥兹说希伯来语，以此增强其文化认同。长大后从事写作的奥兹也就此成为以色列的代表性作家。奥兹12岁时，他患有忧郁症的母亲自杀，这件事情极大地触动了奥兹，他的自传性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曾描述过这些家庭生活。同名电影于2015年由娜塔莉·波特曼自导自演。14岁时，奥兹成为工党犹太复国者，离开家庭，被赫尔达家族收养，并将姓名改为“OZ”，意为“勇气”。尽管如此，阿摩司·奥兹在对待民族问题上一直持温和立场，主张爱与宽容，用相互理解的方式达成以色列问题的和解。
奥兹早年从事记者工作，在1965年出版了第一本作品后，奥兹便与Keter出版社签订合同，在获得固定薪酬后开始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在一生中，阿摩司·奥兹共留下了20本小说，最近的一部作品为创作于2014年的《犹大》。他其余的主要作品包括《一样的海》，《我的米海尔》，《忽至森林深处》等等。在中国作家中，奥兹也很有影响力，中国作家莫言曾经把奥兹称为自己的老师，阎连科曾在推荐语中说道，“奥兹先生用那支倾注了太多他自己的心灵和情感的笔，以其琐碎、质朴的诗意和中东音乐般的韵味，向我们一次次，一个个地展现、描摹了以色列那块灾难深重却又文化悠久的土地上的各色各式的家庭”。
奥兹溘然长逝令世界震惊并惋惜，现在纪念文章已经铺天盖地，而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他——这位犹太作家的晚年。晚年的奥兹在疯狂的世事面前也许有些力不从心，但他没有停止思考：个体的脆弱与时局的动荡，让人们感到麻木，甚至希求领袖的铁腕统治与狂热的政治氛围，而“狂热”在奥兹看来，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正义。奥兹对“狂热”的解读基于他自身的犹太人身份，奥兹“恨”犹太人，这种“恨”带着羞耻和爱意。他被保守派视作“叛国者”，在黑暗与爱当中，奥兹曾被误解，也有过无助、更有失败，但是这些不妨碍他用自己的文字为以色列人的当代生活谱一曲温存与冷峻并存的情歌。
1966年，27岁的阿摩司·奥兹 (Amos Oz) 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实这片成就与决策的领土，也会时不时地回到它的来由——黑暗的欲念、恐惧与梦境。”而这些，则是写作者的领土。奥兹并不奢望以此成为世界的立法者。人们在一个一个事件之中依旧寻求着解决问题的方案、世界性的机构和法令规约下的政治制度；但文字的大篷车游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作者跳入大篷车的车辙里，记录下“那些在痛苦和僻远中产生的只言片语”。
又过了5年，在以色列对阿拉伯地区的持续胜利中，这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唱了反调：“我们依旧在永久的围困之中……作者们应当‘恬不知耻’(shamelessly) 地讲述故事，用最原初的方式讲述同样原初的事物，就当你正在写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本、或者唯一一本书，以‘很久以前’作为故事的开头，放出那些深藏于每个人内心——同时回荡在他所属的部族的潜意识中——的恐惧与魔鬼。”奥兹眼里的短篇故事是一段罗曼斯而小说是一场婚姻，文学与国家或民族的庞大叙事交集甚少：在与文字的爱情中或婚姻里，“作者得学点滑头、弄点妥协、偶尔还要做些牺牲”。
阿摩司·奥兹
如今到了下判词的时候，做读者的也可以宽怀地说，时间和事实证明，阿摩司·奥兹，是一个好情人也是一个好丈夫。希伯来语中的奥兹意味着“力量”——但奥兹并不在武力与征服之中寻找醉人的狂欢、更不愿母亲们在生育和丧子的轮回之中流干眼泪。力量于奥兹是对现实的敏感、鹰眼般的政治判断力与时时刻刻对牺牲背后的狂热的警醒，当阿摩司·奥兹提起写政治的笔时，他的背后仿佛浮现了卡尔·马克思和以赛亚·伯林的影子：这个晚年的犹太艺术家在疯狂的世事面前也许有些力不从心，但当他搁下笔，纸上的文字就能隐隐约约铺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我的米海尔》
作者：（以）阿摩司·奥兹
译者：钟志清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奥兹成名作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但每个人都是一个半岛”
在奥兹最新的政论文集《亲爱的狂热分子们：从分裂的土地传来的文字》(Dear Zealots: Letters from a Divided Land) 之中，他在约翰·邓恩 (John Donne) 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之后加了一句“但每个人都是一个半岛”。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与“他的家庭、语言、社会、信仰和观念、国家与种族紧密关联”，但又战战兢兢地走向面前的海洋或是环绕着它的山岭，“望向无涯的事物、隐秘的欲望、孤独、梦境、恐惧和死亡”。
如果说奥兹对巴以冲突的理解可能有所偏颇——在巴以冲突之中，以色列面临的更大的威胁并不见得是内部的狂热分子而是外在的、旨在摧毁以色列政权的阿拉伯极端组织——但这并不等于说奥兹已然老眼昏花，失去了洞见政局的判断能力。恰恰相反，正如他的同胞，大卫·格罗斯曼 (David Grossman) 所言：“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癫狂与混乱的面前，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犀利而清楚的观念的人的挣扎”，奥兹对以色列内部的疑虑与他在小说《犹大》(Judas) 中对“叛国者”的关注一脉相承：当一个国家内部充斥对叛国者的认定与审判时，哪怕尚未诉诸极端的军事行动或恐怖主义，这个国度仍然深受狂热之害，恐惧与焦虑在社会现实与超现实的暴力景观的交错中击碎了公民独立的政治判断。
《犹大》英文版书封。版本: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6年。
个体的脆弱与时局的动荡，让人们感到麻木，甚至希求领袖的铁腕统治与狂热的政治氛围。奥兹笔下的狂热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正义，“是没有门户的正义感……混乱的憎恶与厌烦将所有的其他情绪驱逐在外”；愤怒不再是一种对秩序的合理诉求，而是自我闭塞的“正义”驱使的报复或是牺牲。封闭的自我狂热对皈依的热诚实则是为了掩饰“内部中空的‘自我’”，而每一个皈依的人在狂热的领袖面前仅仅是一个被捕获的婴孩，他们被编入到暴政的假面游行之中，失去了个人生活与判断的力量。而这也是狂热分子如此热衷于自我牺牲的原因，在盲从的政治氛围之中，替罪羊的仪式与自我牺牲两种充斥了鲜血、冲击与暴力的景观并行不悖，前者让假面游行的大军们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而后者则是由于个人的价值已被剥离，自我牺牲的“圣战”分子或是犹太极端分子不过是裹了所谓荣耀寿衣的尸体和统计数据。
阿摩司·奥兹
奥兹对这种自我迷狂的警惕在他与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的会面中便可见一斑，29岁的奥兹第一次在牛津与这道“照亮各国的光”相会。伯林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想要永远活下去吗？”这个年轻的作者想了想，答道：“是的，但前提一定是我能保持身体健康、心智纯熟，而我最亲爱的人们也能一同永生。”伯林将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说道“欢迎成为我的族人 (clan)。”
两位犹太人在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里达成了家族式的契约，那便是对现实的欢欣与永久的开放。奥兹在回忆伯林的文章中，不由得这样称赞道，“他不仅仅坚持着个人选择的自由，也重新定义了个人的选择；同样地，他不仅仅创造了新的定义，也享受着自己的个人抉择。”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不无希冀地谈道：“历史现实主义的失败的一大原因是其对社会与历史的‘铁律’的信念；这样的信念将现实复杂而有机的质料变得过于简单”，对历史现实的真实感知应当囊括那些未曾预期的情形与通往未知方向的机会，相应地，政治家的智慧也包含了一些“即兴判断、随机应变、应时而动……而非顺着某个既定的规约或者秘方”。然而奥兹和伯林都非常清楚，现实感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狂热——对怀疑的绝对信任——绝对的怀疑是对现实的另一种不负责，粗糙地略过，留下一声不知所云的嘲弄。
这种看似轻逸的逃离亦是在重复暴力和愤怒，而引导人们重新审查事实的只有“好奇心与想象力”(curiosity and imaginative power) ——想象他人的理智与情感、感知对方的脆弱与不安、浸入另一种语境，也许是给狂热社会的一剂退烧药。敌我之别、宗派之争在一句简单的“活着并让别人好好活下去”之中显得十分可笑。奥兹的“半岛”与伯林的现实感归根结底是一种乐天的怀疑：这是两代犹太知识分子的契约，他们要欣喜地面对现实的未知与刺激，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谦卑的清醒、在一次一次的抉择之中，有时得要费尽心力，做出个人对现实的判断。
《乡村生活图景》
译者：钟志清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8年6月
在具有百年历史的以色列乡村里，日常生活的表象下掩盖着令人不安的事实
我们？
与奥兹同一代的另一位犹太知识分子，托尼·朱特在谈到巴以问题时写道：“土地或者金钱甚或住房都不是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记忆，尤其是历史。”记忆与历史是犹太人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的流亡中退无可退的最后阵地，而正是在托拉律法的解读与吟诵之中，犹太人才在圣殿的废墟之中，重新建立了一个更加难以摧毁的文明。但奥兹对以色列内部的狂热与犹太极端分子的担忧，让他在搭建这间记忆小屋的时候总会有点扫兴：“我们总是自夸自己是马萨达勇士们的后代，但他们在战败之后选择了自我了断，甚至杀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实际上是那些犹太投降分子的后裔，我们的先祖选择了投降、流亡与苟活。”
奥兹和他的女儿，法尼亚·奥兹-萨尔兹伯格 (Fania Oz-Salzberger)，在2012年合写了一本《犹太人与文字》(Jews and Words)：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犹太人的世界便在文字的土地里抽出萌芽，“上帝用简单的演说创造了这个世界，亚当也效法上帝，为神创的生物命名；犹太人的文化与民族脉络也是在一代一代人保守着的文字内涵之中得以存续。”《旧约》的内容是否真实已然不再重要，“‘虚构’不会让我们畏惧，作为读者，我们知道经典中传递着真理。”过着世俗生活的犹太人记住的是封存在经典之中的集体存续，哪怕是大卫王或是摩西也不仅仅是先知和圣人，也是诗人和立法的人，“从古典时代末期直到早期现代社会，在历史记载之中留下印记的犹太人大多都是因为他们是饱学之士”。
在奥兹和他的女儿身上，人们能清楚地看到这座半岛一面奔向现实的海洋、另一面仍牢牢地抱住身后的大陆，他说：“我对犹太人的恨呀，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骨血偶有的憎恶那样；我对他们的恨带着羞耻与爱意。”就像伯林说的“欢迎成为我的族人”一样，奥兹眼里的犹太民族终究是一个依靠文字、想象和解读维系自身的一个家族：浪子总想着离家、抛下应许之地以色列赋予的感同身受，但最终发现这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逃跑计划，因为这个家族也在不断逃离自己的框架。家族的自我放逐却并不仅仅因为更多的族人涌入让原有的框架变得不合时宜，而是因为犹太人坚守的遗产本身就是一层又一层对律法和经典的忠诚与新的解读：正如奥兹在《亲爱的狂热分子们》的扉页引用的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在诗里写的那样，“但是疑问与爱意/从废墟中发掘起这个世界/就像鼹鼠、像耕犁那样”。
从希特勒到本·古里安，一代一代的政治家希望用血统、国族、语言甚至强行划定的居住区域 (ghetto) 来定义犹太人或者犹太民族。也许在战火之中，以色列显得像中世纪的犹太区，但奥兹却不乏骄傲地给政客们的划分投了不信任票，除了对存续的向往，流淌在犹太人潜意识之中的是一曲由经典与阐释组成的复调音乐，从古典时代到现代社会，族群不过是从哀歌的吟唱歌队化为了一个交响乐团：犹太人是从文字的星云之中散发出的“无数道光，而非一道光”。希伯来文仿佛能幻化为整个宇宙，天地、日月、四季、山海，那些流着奶与蜜的土地难道不是已然应许给了犹太民族了吗？
在黑暗与爱当中，奥兹有过误解、也有过无助、更有失败，但是这些不妨碍他用自己的文字为以色列人的当代生活谱一曲温存与冷峻并存的情歌。他告诉这个世上所有的族人，当文字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文字在流亡的途中，更加宽容、民主、给人慰藉也令人动容。
《爱与黑暗的故事》
译者：钟志清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
长篇自传体小说，通过奥兹父母的故事，刻画了犹太民族群像。
他消逝在冬天的衰败中
在写下这段文字的过程中，阿摩司·奥兹已然溘然长逝：2018年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寒冬，菲利普·罗斯和阿摩司·奥兹先后离开这个世界，文字的圣殿失去了两根柱子、却在神龛里添了两个伟大的魂灵：奥兹也终于走向了那片大海，来到了他在文字里早已想象到的彼岸。无论是海涅、马克思、伯林还是奥兹与罗斯，他们更像是添在一幅犹太民族自画像上的一道又一道绚烂的色彩，也许下一抹颜色要等一段时间，但就像奥兹说“以色列不是终结也不是崭新的开始，最多就是一片文章里面新的一段罢了”，读者们没有理由相信2018年是一个终结：冬天来了，春天也不会远。
也许奥登纪念叶芝的诗在这时是最应景的吧：
“他消逝在冬天的衰败中
溪流封冻，机场空荡无人，
积雪扭曲了广场上的雕像；
水银柱沉落在这死亡之日的口中。
呵，所有仪表都同意
他死去的这天是阴冷的一天
……
时间不容忍
勇敢、纯洁的人，
在一周之内
漠视一个优雅的身形，
它却崇拜语言，并且原谅
承载它的每个人
饶恕胆小鬼、自大狂，
置荣耀于其脚下。”
作者：陈儒鹏
本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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