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留清白在人间——"马连良汉奸案"始末

1937年北京沦陷后，为了应付大小汉奸的演出邀约，马连良是能躲便躲，能扛就扛，可有一桩演出则实在扛不过去了，也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痛，这就是1942年的“东北之行”。

1942年的一天，马连良得知奉天“回教学院”欲购置一所日本人办的日本学校——锅山女子学园，把日本人赶走，变成中国人办的中国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继续实施中文教育，但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凑集5万元，与所需之款相去甚远。他听后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参与这一义举。马连良决定赴奉天为“回教学院”筹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办《三六九》画报的朱复昌知道了。

《三六九》画报

朱复昌以报人的身份与梨园界的人士整天厮混在一起，相互熟稔，大家都把他当朋友对待，没有戒心。实际上此人已效忠日伪当局，是个十足的文化汉奸，其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做宣传，监视文化艺术界的动态并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当他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他的顶头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时，山家心中不禁大喜。

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在北平设立了一个主管演艺界的机构，名为“华北演艺协会”，它的背后就是日军报道部，其主脑就是山家，朱复昌身兼该协会的驻北平办事员。因“满洲国”的“三·一国庆节”即将临近，此次正逢“建国十周年”，“满洲国”方面要求“华北演艺协会”找一个高水平的剧团前往新京（长春）做祝贺演出。马连良的扶风社要去沈阳为“回教学院”义演这件事，给山家找到了一个可乘之机。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移花接木，帮助自己完成任务。

伪满洲国“国庆”十周年会场

马连良演了半生“忠孝节义”的戏，他深知此行意义。本来是次简单的筹款义演，现在已演变成“祝贺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汉奸”的骂名也就从此背上了，这是他当初答应奉天阿訇时所始料未及的。近期马连良终日与文人吴幻荪、翁偶虹、徐凌霄等人一起研究剧本，废寝忘食。当他把朱复昌的原话与友人讲过之后，大家的意见就是用一个“拖”字，能拖多久拖多久，拖过了3月1日再说。

夏季到来之后，戏班都会停演一段时期，休息调养，没人出外演出。山家和朱复昌等在上峰的压力之下，终于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了，再拖下去自己的纱帽也要搬家，于是使出了既野蛮又阴毒的招数。

就在夏天的一个下午，豆腐巷马宅里象往常一样平静，马连良正在西跨院里吊嗓子，朋友们静静地坐在周围，欣赏着平日演出基本不露的《乌盆记》。突然，朱复昌带领着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闯进马家的院门，各有两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住了前后门，其余人等不容分说径直走进了马家的南客厅。

其中一名年轻的军人把自己的上衣脱得精光，在地下放了一张白布盘腿坐在上面，又在自己的腰间缠绕了几圈白布，用一把日本战刀对准了自己的腹部准备剖腹自杀。另一个鬼子站在他旁边，面目狰狞地举起另一把战刀，准备在剖腹者无法对自己下狠手时，帮助他完成使命。这一对凶神恶煞的突然到来，对生活在文明古都的马家人来说，如同“活见鬼”一般，一个个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浑身颤抖。

二战时期，日本军人受“武士道”精神的感染，流行切腹

这时朱复昌正式传达“皇军”的“旨意”：“今天如再不答应赴东北演出之事，皇军在此地实行‘死谏’，当场剖腹自杀，血溅马宅。”悲天悯人的马连良被这群教化不开的野兽行为镇住了，他知道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若不同意赴东北演出，日本兵一定会切腹自杀，借此生事。自己院中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不懂事的孩子，以及与此不相干的友人同事等。日本人为了报复，全院这几十口人的性命将危在旦夕。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考虑到扶风社全体成员的生存，马连良只得牺牲自己的名节，以身饲虎。在日本鬼子的胁迫之下，被逼无奈地同意了东北之行。人的自由被钳制，人的思想被禁锢，人的尊严被玷污，这就是亡国之人屈辱的命运吧。

1942年9月，扶风社一行四十多人乘火车前往东北巡演。1942年11月初，马连良的扶风社在沈阳连演十天大戏，场场爆满，为“回教学院”筹得资金25万元。回京以后马又捐助了10万元，共计捐献35万元。最后以40万元的代价，购得锅山女子学园的地皮及校舍。即现在的沈阳市光荣街53号，沈阳市回民中学现址。

马连良捐助的奉天回教文化学院校舍及操场

回教文化学院举行筹款义演以外，没有为任何人或机构做过义演，全部都是营业性演出。然而无耻的伪满当局及其所控制的宣传机构，为了达到给“满洲国”粉饰太平的目的，在“三·一国庆节”过了七个月后，厚颜无耻地说马连良的扶风社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来。把“华北演艺使节团”的名义强加在马的头上，使他成了伪满反动宣传的牺牲品，也为日后奸小之辈设计陷害他留下了伏笔。

1946年，一出“马连良汉奸案”的大戏逐渐拉开了帷幕。国民党高官做后台老板，负责全盘策划。由位于东华门东兴楼饭庄附近的“稽查处”为班底，特务李国章唱主角，出面搜集1942年冬马连良扶风社去东北演出的“材料”。在伪满宣传的基础上再添油加醋，把这次以捐资助学为目的的巡演，说成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派出的使节团，专程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去演出的。把日伪强加在马连良扶风社头上的“华北演艺使节团”的帽子，巧妙地偷换成“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这样马连良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官方”的代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汉奸”。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马连良对媒体发表公开讲话以正视听，他说：“在汪精卫高呼和平的时候，我唱了劈头就骂主和汉奸的《春秋笔》，在小鬼子抓劳工最紧张的时候，我唱了鼓舞农民反抗敌人的《串龙珠》，一次两次受到警告，特务汉奸的手枪、辱骂，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耳畔。除了回教中学的义演外，实为营业性质，从未有为敌伪宣传，亦未在何处参加敌伪庆祝，希望国法能有一个公断。”

马连良亲笔书写的座右铭

这时上门来的国民党官员，多数怀有乘机敲诈或落井下石之心。有人说能在北平手眼通天，有人说可去南京打通关节，其目的就是索要“活动经费”，然后一去不归。有些更加寡廉鲜耻的人，直接指明要某一套家具或某件首饰，贪婪的嘴脸暴露无遗。马家这边开始倾家荡产般地变卖家财并换成金条，由夫人陈慧琏出面，施展她的“外交”才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穿梭不停，直接找到了蒋夫人宋美龄和全国回教协会会长白崇禧等官员，要求还马连良一个清白。“妆敬、文仪、门包、润笔”等自然也花费不菲。

马连良以“保外就医”的身份整天软禁在家中，不能自由活动，等候案件的审理结果。闲来无事时，给侄子马荣祥说说戏，聊以排遣心中的郁闷。

官司打了近一年左右，马家除了剩下一所空空如也的南宽街大宅院外，财产荡然无存，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河北省高等法院的结案陈词是：经查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执政时期并没有官方派出过“使节团”的底案，未发现有汉奸确证，查无实据，不予起诉。这一天是1947年6 月 26 日，在家中软禁了一年多的马连良终于得到了解脱，恢复自由。

一年来不知去向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又都“冒”出来了，一个个以道喜为名，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强迫马连良为他们唱“道谢戏”。以打官司为由的敲诈暂告一个段落之后，以唱“义务戏”名义的明抢又开始兴风作浪。劫收大员们觉得马连良虽然家徒四壁了，但他身上的艺术则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于是，他们以各种名目强迫马连良唱“义务戏”，而所得的善款则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开始还巧立名目，称为“北平难民筹款”、“国民党北平党部特别捐”等义务戏。没有了名目后，竟恬不知耻地称为了什么“净生生物调查所”、“私立女子西画学校”、“装甲兵半月刊”等筹款，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搞得马连良躲无可躲，藏无可藏。正如晚唐诗人杜荀鹤在《时世行》中描述的那样：“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本文摘编自《不信东风唤不回：我的祖父马连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