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自由的阶梯》，作者：钱满素，出版社：人民东方出版社
1961年，李普曼夫妇乘飞机取道罗马，前往莫斯科。“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给他们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周。‘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上这句话，把这份便笺发还缅什柯夫。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于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就不去。第二天早晨他们抵达罗马时，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说，他将如期接见他们。”
一个记者居然毫不迟疑地对一个超级大国的主席说不，这就是沃尔特·李普曼——美国最负盛名的政治专栏作家。是年6月，赫鲁晓夫即将在维也纳会晤肯尼迪，这是冷战出现缓和的重要信息，他不能错过这个向外界阐述政策的最佳人选。他的希望没有落空，李普曼在返回伦敦的飞行中便开始动笔，三篇采访在世界各地成了头条新闻，刊登在450家报纸上。
这就是李普曼以报刊为公共空间的议政方式。
“无冕之王”
读传记和史书的显著不同就是，在传记中人物又都活了过来，又能看到他们踔厉风发，听到他们唇枪舌剑，正是这些生动的片断使五百多页的《李普曼传》读来兴味盎然。
李普曼一生都在议政，他的大名在美国当代史书中经常可见。作为政治评论家，他堪称居高临下的“顶楼君王”。年仅三十多，李普曼已经跻身于美国一言九鼎的人物之列，周旋于各国的决策层。
李普曼结识的第一位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早在1913年，这位进步运动领袖就写信称赞他的《政治序论》一书，还与他畅谈通宵。从老罗斯福到尼克松，六十年间白宫主人进进出出，换了十来个，可李普曼还是李普曼，引领着公众舆论，没有一位总统不想拉拢他。威尔逊用两个多小时向年轻的他介绍施政方案。柯立芝在白宫宴请他，对他的批评毫无怨愤。胡佛在竞选前征求他的意见。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保持经常联系。杜鲁门想和他搞好关系。艾森豪威尔主持五角大楼时每隔一两个月就要请他去一次。肯尼迪上任后登门询问国务卿人选。约翰逊得到李普曼支持喜出望外，又是吹捧又是授勋。尼克松早就想接近李普曼，特约他见面，告知解决越战已列入议事日程的首位。
李普曼周期性出访欧洲，所到之处，会见各国政要名流——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教皇、墨索里尼……有意思的是，常常是这些大人物主动想结识李普曼。1939年他到英国，丘吉尔专程从乡下赶来见他。1942年，他向美国公众呼吁，要求政府承认戴高乐抵抗运动。戴高乐将他奉为上宾，终生为友。赫鲁晓夫两度邀请他访苏，在私人别墅中热情款待。1972年，周恩来邀请他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新闻界人士，82岁高龄的李普曼有礼貌地谢绝了。
常说报人是无冕之王，但有几人能像李普曼这样将其含义发挥至此？
背后有民众
一介布衣的李普曼，既非人民选举，亦无政府任命，他的权威从何而来？
答案只有一个字：读者——他背后遍布四海的读者。他的武器只是一枝笔，然气势磅礴，力敌万军，这正是各国政要所不能忽视的。
李普曼大器早成，1910年从哈佛毕业时21岁，可谓风华正茂，德才兼备。他先是去报社工作，给黑幕揭发者林肯·斯蒂芬斯当过助手，获得对实际政治的一手了解，同时修正和形成自己的政见。他24岁出版《政治序论》，25岁出版《放任与驾驭》，思想之成熟非一般青年所能企及。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思想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次大战爆发后，外交事务成为李普曼的终生关注。在反思战争时，他发现“思想是制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人们选择和平而非战争，需要“对人类的价值观念有深刻的理解”。于是他参与创办了自由派色彩的《新共和》周刊，想通过它来活跃公众舆论。李普曼出手不凡，1914年他的第一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三个月，订户就从900增至2500，到1918年时每周销售4万余份。
《新共和》立场温和，思辨理性，表现出社会责任感，很快就成为严肃而富创见的思想家们用英语表达观点的平台。李普曼的文章尤为突出：思想犀利一针见血，分析判断条理分明，加上意境高尚、文笔优雅、用词精确，读来赏心悦目。一战结束时，他的文章已经颇具影响。
在《新共和》7年后，李普曼于1922年转到《世界报》。由报业寡头普利策创办的这份报纸是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在政治上拥护平民党主义，走大众路线，搞耸人听闻，曾以黄色新闻获得超大发行量。老普利策1911年去世，他儿子接手后有意转向体面，特邀李普曼去加强新闻社论版。在9年中，这位普利策阵营的明星一共写了1200篇社论，其中三分之一有关外交事务。此时的李普曼已是当之无愧的外交事务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他的评论越发神采飞扬，闳中肆外，擅长将错综复杂的事情整合得清晰明了，便于一般读者理解把握。他的声望与日俱增，从纽约遍及全国，各界权贵对他刮目相看，争相结交。
1931年，《世界报》被普利策家族出售，多家报刊和高等院校向他发出邀请。41岁的李普曼选择了保守的《先驱论坛报》，因为它许诺他在风格和立场上的绝对自由。他的专栏取名“今日与明日”（T&T），每周四篇，开创了完全用于阐述观点的政治专栏，也成为李普曼此后36年的标志。
最令人尊敬的共和党报纸请来一位主要的自由派人士当主笔，这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时代周刊》专门以李普曼为封面人物发表文章，称他为“他们的摩西，他们的自由主义的伟大倡导者”。在五百名客人为他召开的庆贺活动中，他发表了题为“新闻工作与自由精神”的讲话。1931年9月8日，第一篇T&T发表，一夜轰动，200家报刊同时转载这一专栏，李普曼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纽约客》的一幅漫画写出了他当时的影响：两位有钱的老妇人在火车餐车上，一个手拿报纸对另一个说：“当然，我早上只喝一杯咖啡。一杯咖啡和沃尔特·李普曼的文章是我的全部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地成为公众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李普曼无形力量的源泉。在那些用头脑思考问题的美国人心目中，“他的领导地位已经毋庸置疑”。
美国报刊评论无数，为什么独独李普曼成了“专栏霸主”？这只能归功于他的过人之处。李普曼的头脑像聚光灯一样不停地搜索眼前发生的无数事情，权衡轻重，锁定最要紧的来评论。他挥笔成文，话题无所不及——国家大事、社会问题、民主道德、外交事务。他的政论继承了《联邦党人文集》的传统，旨在提问题、讲道理，引导公众思考和探讨公共事务。在他的笔下，抽象乏味的理论变得栩栩如生。
读他的文章，公众不仅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而且潜移默化地训练了自己的理性思维和高尚情趣，从而习惯于服从真理而非权力，习惯于思考问题而非盲从盲动。李普曼文章中渗透的洞察力、分寸感、辩析性、对事物的包容平衡和超然公允的态度，使读者即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会开卷有益。他不仅成为公众的良师益友，也被公认为华盛顿主要的引领品味人（taste-maker），维护着公民社会的正气。李普曼从不媚俗，当他发现流行观念有误时，敢于逆潮流而动。但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职业与民意密切相关，凭着一种敏锐的直觉，他从来不让自己偏离民意太远，这也是他能长期保持对公众说服力的秘密之一。
除了每周的专栏，李普曼还发表了大量著作：《外交赌注》《公众舆论》《幻影般的公众》《道德序论》《良好社会》《公共哲学随笔》等，既有演讲或政论集，也有专著。其中《公众舆论》一书对舆论如何形成有独到精辟的见解，被视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1938年，巴黎召开为时五天的“李普曼学术讨论会”，法国政府破格授予他荣誉军团骑士称号。1962年后，李普曼又和《华盛顿邮报》与《新闻周刊》合作过几年。1967年5月25日，最后一篇T&T见报。1974年，李普曼以85岁高龄坦然走完他的精彩人生。
现实外交观
李普曼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卓越的外交事务分析，特别是二战后对国际局势的一系列评论，主要有：
194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主张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家利益和结盟的基础上。印数50万，美国三军发放，被各国译成十几种文字。
1946年：分三部分连载的关于德国问题的文章，反对英国把德国作为反苏堡垒，主张建立统一而松散的德国联邦。欧美每家重要报纸都转载了它，反响强烈。
1947年：《凶事预言》，描述欧洲困境，呼吁美国对欧洲提供经济援助，有效推动了马歇尔计划的通过。
1947年：逐条反驳署名“X”的乔治·凯南关于“遏制”的文章，分14次连载，世界各国外交部和总理府都仔细研究。单行本取名《冷战》，这个词从此流行开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名称。经过深思熟虑后，李普曼认为“斯大林不过是步彼得大帝和伊凡雷帝的后尘而已”，并非凯南所言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主张美苏关系在欧洲实行政治解决，而不是在苏联周围进行遏制。
1958年：四篇采访赫鲁晓夫的文章，在世界各地报刊上广为转载，各国外交官仔细研读，单行本为《共产主义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李普曼由此荣获他第一个普利策奖。
1961年：再度访苏后写的三篇采访，为各国外交部的热门读物，成书后名《面临苏联的考验》，为此他再次荣获普利策奖。
李普曼的外交观常常有别于美国主流思潮或政府政策，主要是基于他一生信奉的几个“现实主义”原则：
一、外交政策是为国家安全服务的，而国家安全就是保卫美国及其民主制度。他指出，一个可行的外交政策在于保持义务与力量的平衡，同时在实力上留有足够余地。他一再提醒美国人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极力主张划一条界限，超过界限的就不予干预。他反对“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在他看来，扬言全面干涉的杜鲁门主义危险重重，只会导致国力分散、挥霍浪费。他总结道：整整一代美国领袖“过度吸取了慕尼黑教训”。
二、世界和平的基础是国家利益和大国结盟，而非国际法或国际议会。历史和地理的作用大于意识形态和“民族特点”，安全并非建立在抽象的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国际会议中的多数票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联盟和势力范围才能支配诸国的行为。他写道：“每个大国都有一个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他的影响和责任是主要的，这一点既不能避免，也无可非议。”他主张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达到平衡。他这种强调势力范围和大国合作的思路，和亨廷顿在冷战结束后名噪一时的“文明核心国家”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此，李普曼对丘吉尔的铁幕说感到沮丧，他反对单方面建立西德，反对北约组织及其扩大，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反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反对越战，反对所有“热心的冷战斗士们”。在冷战的高烧期，他独具慧眼地看出：“即使有时候民族主义是在共产主义的血管里流动，但它还是民族主义，它总是要占上风的。”
三、他更看重大西洋世界对美国安全的意义，认为美国的责任旨在保卫大西洋海域以及太平洋群岛，即“大西洋共同体”加上一个由海军基地和巡航舰队构成的“碧海”战略。在这些地区以外，美国不应承担长期的军事和政治义务。
掌握李普曼这几个原则后，就不难理解和推断他对具体国际关系问题所作的诸多评论了。
总统也无奈
李普曼判断和议政的准确建立在信息准确之上，所以他必须保持和权势人物的渠道畅通。但他一生对权力保持清醒的态度，没有一个总统能左右他，也没有一个总统他不敢批评。李普曼从不故意与政府为敌，恰恰相反，由于深知权力的分量，他一直在帮助选民物色称职的领袖人物，并动员民众将他们推上台去。当他同意政府政策时，他会全力支持，主动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甚至直接协助政府工作。当他不同意时，他也会毫不畏惧地发起攻势，批评起来不留情面。
正如李普曼不会听从政府，美国政府也不会对他言听计从。像威尔逊、罗斯福和肯尼迪这样修养好的总统，即便对他不满，也会采取较为迂回的方式。而杜鲁门、约翰逊这样性格相对粗鲁的总统则完全可能将李普曼视为眼中钉，却又无可奈何。
李普曼从来不看好杜鲁门作为总统人选，认为他草率行事，好虚张声势，既软弱又好战，多次公开攻击其政策，甚至直言劝他辞职，在大选时还积极为其对手杜威出谋划策。杜鲁门气得“眼睛里火星直冒”，给李普曼写了封长达三页的信，竭尽挖苦谩骂之能事，让新闻秘书在白宫碰头会上当众宣读，赢得满堂哄笑，然后将信撕掉了事，也算是出了气泄了愤。他很明白，李普曼不是他可以撤职的官员，而要封杀呢，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
李普曼和约翰逊的关系也许更为典型。约翰逊早就想结识李普曼，曾有机会在南方家乡荣幸地接待过他。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其出类拔萃之辈的智囊团不把约翰逊放在眼里，而李普曼却认为这个南方人正是当令之人，会有利于解决种族冲突等紧迫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擅长和国会拉关系的约翰逊在民权和福利等方面的成就也确实远胜过肯尼迪。能得到李普曼的支持，约翰逊喜出望外，优礼有加，“电话征求意见，生日馈赠礼品，白宫共进午餐，国宴邀请出席，”还给他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奈何蜜月不长，当约翰逊一步步扩大越战后，李普曼坚决反对，在专栏中批评再三。约翰逊怒火中烧，固执地认为国内对越战态度的转折点就出自李普曼的文章，从此断绝往来，还处处伺机击败李普曼。不过作为总统，他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而最终击败他的正是越战。
长期的记者生涯使李普曼确信，一个记者首先必须保持对权力的独立，不应成为任何权贵的密友：“一个新闻记者和国家元首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我应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入口处镌刻上这么一句话：‘君王未可信’。能听得进哪怕最小批评的君王，真是少之又少，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能离开阿谀奉承的。”而且“一般说来，总统们都是不值得爱戴的。他们为了跻身这个位置，只好无所不用其极。”
二是记者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他写道：“新闻工作最危险的诱惑就是使人认为自己是在世界舞台上担任公职的人。”“一个作家不是一位社会要人……他也不是一个公共机构、不是‘权势人物’和‘官方’的亲信。他是一个通讯员、一个评论员，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研究问题过程中的发现告诉读者而已。他不可能包罗万象。”
三是记者理应超越党派。李普曼一再拒绝入仕，也不正式进入任何智囊团。当他选择支持一位总统时，党派不是他考虑的因素。他还严格区分对领袖个人的爱慕和对此人出任公职资格的评价。虽然他喜欢老罗斯福，但在1912年竞选中，他认为威尔逊更适合当总统。在他的观念里屈从权力是人格大忌，他没有依附权力的愿望，也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概念。新闻记者不言忠，忠——只有对国家和原则的忠，而非对任何官员个人或党派的忠，否则又谈何秉公议政？又妄论舆论监督之大任？
说三道四的权利
一个专栏作家凭什么有如此批评政府的权利？李普曼在70岁生日宴会上专门对此作了答复：
我听到批评者们在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自以为知之甚多、而对如此众多的事情说三道四，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你写的是关于外交政策，你见着那些每天从全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来的电报了吗？你出席了国务卿及其顾问们的那些碰头会了吗？你是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吗？你所谈到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你在唐宁街十号当过政吗？你又如何探听到克里姆林宫的考虑？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因此就概念而言，你是一个大笨蛋？
那么，你怎么敢对你自己政府和别国政府的政策妄加解释，更不用说擅自批评和反对了。”
……
这真是来势汹汹，但是我在遐想中，不费什么周折就战胜了这些批评。我对批评者说：“伙计，你可要当心，你再讲下去你要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共和体制中，并且任何人都应当被允许投票选举，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可笑；你接着还要否定民主原则本身，这一原则坚信局外人是应当凌驾于当局者之上的。你还要告诉大家，那些因为是局外人而成了大笨蛋的人民，是不能来管理他们自己的。
更有甚者，你将证明甚至连当局者也没有资格明智地管理人民，因为当局者人数很少，也许最多只有40人，他们能看到（或者起码是有资格看到）雪片般飞往国务院的电报，当你想到这点时，又有多少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和市长能看到你所谈论的这些电报呢？他们对于由谁来领导我们的事情，都有强烈的见解。”
这就是典型的李普曼风格，简明扼要，句句在理。他顺着对方的思路，将其逼至逻辑绝地——要么坦率地反对民主，要么承认人民表达的自由。封住人民的口，就是封住民主的路。
人们不禁好奇：是什么成就了李普曼？想来第一条还是法治的大环境。美国早在殖民时期的18世纪30年代，汉密尔顿律师就在曾格案中雄辩地捍卫了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建国后，以“权利法案”著称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又将这些基本人权法定下来，这是李普曼议政在最根本层次上的保障。
其次是时代造就。李普曼生逢其时，身处报业的黄金时代，报纸是当时公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加上报业辛迪加的相互转载，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李普曼一生的主要论坛就是《新共和》《世界报》和《先驱论坛报》等几家报刊，但他为一家报纸所写的专栏动辄同时见于几百家报纸。当然，美国的大国地位也无疑增加了李普曼评论在国际上的重要性。
再则就是报业的私有制度。相对于观点而言，报业老板也许更看重报纸受公众重视的程度，所以对李普曼这样说什么都会有人听的大师，去限制他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在发表第一篇T&T专栏时，《先驱论坛报》专门加上按语：“我们期待李普曼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和他过去的社论一样不采取中间立场，他应该按他选择的题目自由发挥，阐述自己的任何观点。不管我们的读者碰巧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从李普曼阐发的观点中只会受益，我们对此很有信心。”在1944年大选中，李普曼对第四次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和共和党候选人杜威都不甚满意，一度不偏不倚。老板来到他办公室催促，他说自己的表态也许会对他不利，老板叹口气答道：“这没有问题，只要你表态就好。”
真理的朝圣者
即便造就李普曼的所有客观条件都具备，在千百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出现他这样的大师仍属罕见，这不能不说到他的个人资质。
1889年，李普曼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这类德意志背景的犹太群体移民早，层次高，较早融入了美国社会。李普曼是移民第三代，从小接受美国最好的教育。从6岁起，家里每年带他去欧洲旅行，养成世界主义的视野，不屑把种族放在心上。不过当李普曼就读哈佛时，美国社会对犹太人的歧视还很深，哈佛公子哥们的俱乐部是断然拒绝犹太人的，这对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的李普曼自然是个打击，也使他短暂地激进过一阵。但他从不对此做文章，也许他在哈佛的收获足以抵消掉这些不快。
20世纪初，美国的高等教育主要还是服务于上流社会，目的是培养有教养的青年绅士，或曰正人君子，这个词被打上引号用于讥诮还要再等上几十年。开明校长埃利奥特正在推动学制改革，强调探索试验和思想自由，策略之一就是创立本科生自由选课制度。哲学大师威廉·詹姆斯在毕业典礼上说：“不服管教的学生是我们最感自豪的产品。”自由派教育培养出李普曼那届同学中风格迥异的名人：如诗人艾略特和革命家约翰·里德。
李普曼师出名门，尤其得益于詹姆斯和桑塔亚纳。二年级时，詹姆斯专程去敲响这个青年才俊的宿舍门，对他刚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祝贺。卓尔不群的桑塔亚纳将李普曼收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和助教。从他们那里，李普曼继承了东部传统自由派的内在信念和坚定的道德价值观。他学到了崇尚试验、反对教条的实用主义精神，学到了珍视权衡与克制的古典美德，确定了“把追求卓越作为由理性指导的生活的最高目标”。他还学到了优雅明晰，条理清楚的文风，永远把“精确”而非“华美”作为表达的标准，因为“如果言辞不能精确表达，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成无法辨别的东西”。倘若不具备一个哲学家的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底蕴，李普曼早该江郎才尽，如何能年复一年地思如泉涌，连续议政半个多世纪？
从学生时代起，李普曼就不断受到赞赏，同学里德为他写诗，称他为“未来的总统”。认识他的前辈们也无不夸他，在当时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梅布尔·道奇家中，汇聚着追求激进政治和现代艺术的各色前卫人士，可梅布尔一眼就看出李普曼的不同凡响：她发现这位举止潇洒、衣饰讲究的年轻人“思想非常开放，……‘有哈佛风度’，教养很深，有自制力。他不讲废话，从不头脑发热，而是泰然自若，头脑冷静；他聪慧的眼睛里充满了高度的幽默感，闪耀着一个光芒四射的世界”。
然而李普曼很快就发现，这个群体和他的气质全然不合，那里的谈话杂乱无章，一味夸夸其谈、争论不休、华而不实。这种氛围他接触越多越是厌倦，他称这些人为“思想浅薄的反叛者”——“他们宁肯做十个梦也不愿实现一个梦，而且总把咖啡馆里的一场辩论错误地当成一场艺术运动，或把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成一场社会革命。”对李普曼而言，这是“不动脑筋的懒汉思想。他们以为可以空中建阁、以为创造性的活动存在于高谈阔论之中”。他对“迷惘一代”的评论也十分精辟：“青年男女通常会反叛，但他们叛逆得如此悲伤而无信仰……这倒是新鲜之处。”少年老成的李普曼很快翻过了他人生的这一页，转身到“活生生的世界”中去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李普曼始终立足于现实政治，这是他议政的特点。他信奉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则，但他懂得，在现实政治中理想主义必须经受现实主义的磨练，必须以现实的方法来改进社会。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形成和发表看法，也不断地修正观点，无论他评论什么，或怎样评论，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这几条简单原则：一是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二是公民自由、人民团结；三是进步改良、循序渐进。凡是违反这几条，他就会正气凛然地去批评。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横行美国的几年里，李普曼从未被吓倒过，他坚持抨击这个“工于心计、心狠手辣”的参议员。麦卡锡主义代表了他“深恶痛绝和畏惧不已的一切，一个能够触动人们原始情感、并摧毁人们记忆的‘神秘之弦’的煽动家”。正是这类事件使李普曼始终对民主抱有忧虑，因为他相信，“暴力和对暴力的容忍，对民主国家本身是毁灭性的”。
李普曼一生保持着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努力去做一个“朝着北斗前进的真理的朝圣者”。身处权力与民众之间，他尽量去准确把握两边的脉搏，当好中介。他针砭时弊，促使政府的透明；同时将自己的思考传递给读者，推动民众参与，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公共论坛上“以理服人”的民主风尚。
有人反驳道：“李普曼也有说错的时候。”这不假，但值得奇怪吗？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每48小时就要拿出一种意见”，不出错除非上帝。李普曼的意义在于捍卫了一片探讨公共问题的空间，捍卫了思想市场的自由，并将它发挥得如此大气浩然。缺了这片空间这份自由，媒体将沦为权力的传声筒，民众将变得沉默麻木，社会将走向极端。在李普曼友人编撰的《李普曼和他的时代》中，编者对他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永远正确或者他从未改变过主意，甚至偶尔在理论上自相矛盾，而在于半个世纪来，他发起思考、鼓励辩论、促成一些事物的明朗化，而且经常推动政策的修改，并扶持美国对于重大问题的讨论。……他为我们这一代新闻记者开辟了对自身职责更为广阔的视野。”
能时不时地听到李普曼说三道四，实乃国之幸、民之幸、美国政府之幸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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