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哈布斯堡王朝：翱翔欧洲700年的双头鹰》，作者：[英]卫克安，译者：李丹莉、韩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腓力不断征战，将国家的财力损耗殆尽，数次接近灾难的边缘。然而，大部分战争都不是拓土开疆之战，而是保卫战，是为了反击那些企图挑战和消灭他的国家的军事力量而战。他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教产，把这些战争看作十字军之战。他扛着十字架的大旗在地中海地区抗击土耳其人，在尼德兰讨伐新教异端，在格拉纳达征讨那些重新改信伊斯兰教的摩里斯科人（这些人曾被强制改信基督教），在新大陆与异教徒和无信仰的人争战。他那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到目的的坚定决心，实际上也让他取得了一些胜利。
在格拉纳达进行的内战，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也可能是与尼德兰人及土耳其人的战争使其黯然失色。在格拉纳达取得的胜利，不能跟在勒班陀取得的胜利相比，那场征战役将基督教世界从土耳其人那里拯救了回来，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共唱感恩赞美诗来庆贺。虽然跟尼德兰人的冲突看起来总是没完没了，可是格拉纳达的胜利甚至都没法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征讨尼德兰还有好处，至少可以获得王国最富有的省份，并对异教徒的发展实施打击。1501年，格拉纳达人第一次起义反对他们的基督教新主子。但自那以后，那里就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之中，再无战事。理论上来说，当地的摩尔人从那以后就被强制放弃阿拉伯式的生活，换掉他们的民族服装，改变他们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接受当时主流的西班牙文化并依此生活。1526年，查理五世在格拉纳达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同意陆续来此任职的总督对这些严规的执行打些折扣，到后来这些规定基本上就是名存实亡了。因此腓力所面对的这一群人，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占据着西班牙南部的进出要道，而此时地中海地区的土耳其人力量正在壮大，达到了巅峰状态。
格拉纳达总督的档案显示，当时的摩里斯科人与北非同信仰的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土耳其人在格拉纳达有情报人员，甚至在山区还有小股的独立军事力量。即便有这些事实的存在，当时格拉纳达的军事领导人还是认为这种威胁只是理论上的，不会真正出现。他们认为如果对摩里斯科人实行更严厉的政策，就会逼迫他们反叛，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在1566年11月，腓力签署了政令，命令从1567年1月1日起全面恢复以前的做法，于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摩里斯科人都处在基督教力量的全面高压之下。1568年圣诞节那天，终于爆发了人们长期以来所担心的反叛。
王国各地纷纷传来了摩里斯科人武装叛乱的报告。圣地亚哥家族的一个骑士带着50名武装人员走到一个叫卡迪亚尔（Cadiar）的小村庄时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圣诞节的清晨传到了格拉纳达，城里的巡逻力量增加了一倍。教徒之间传言说全国都在叛乱，各个教堂之中的庆祝气氛由于人们的恐惧受到了影响。圣诞节后第二天是圣斯德望日，那天夜里特别冷，下着大雪。士兵们对于叛乱的传言不那么在意了，所以都待在自己的兵营里。虽然城墙很坚固，但有一段因为是以前的城门，所以只是用泥土堆砌封堵而成。此时，大约有800名来自附近村庄和山区的武装民众悄悄在此集结，并迅速打开了封堵的旧城门。他们的首领是亚本· 法拉克斯（Aben Farax），他告诉城里居民区中的年长者，他们是来自阿尔皮加拉斯山脉（Alpujarras）的人，作为摩里斯科人抵抗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现在公开起义了，他呼吁他们夺取这座城市。可他得到的却是市民满含讥讽的回答，说他们希望看到的是8000人，而不是他们这区区800个冻僵了的叛乱分子，市民拒绝提供援助，表示城里的摩里斯科人不会给予他们任何支持。亚本· 法拉克斯带着他的人冲进了城里，袭击了一座教堂，洗劫了一间冷清的药店。然后他把自己的人集结在阿尔卡萨瓦城堡（Alcazaba）的大门口，号召所有还有良知的穆斯林加入他的队伍。没有任何人响应，于是他带着队伍又从他们进来的那个城门离开了。
从这一刻起，这场反叛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但还是经过了两年最残酷的战斗，抵抗力量的残部才最终被消灭干净。研究奥地利的唐· 胡安（ Don John of Austria）生平的威廉· 斯特灵· 麦克斯韦尔爵士，写到位于格拉纳达东南部的阿尔皮加拉斯山脉，即摩里斯科人的腹地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当地指挥官镇压反叛无果的情况下，唐· 胡安被任命成为皇家军队的指挥官，但他面临的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这个山区打这场令西班牙出名的小型战役正合适。大一些的峡谷的绝大部分地方也都极为狭窄，周围是险峻的山崖，内部还有错综复杂数不清的小峡谷，各个峡谷的形貌又极为相似，不熟悉地形的人要想从中穿行出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即便是那些看起来相对开阔的地方，仔细一看也会发现其中暗壑遍布……蜿蜒其间的曲折通道里，每个转弯处都是悬崖突出，灌木丛生。只要在那儿安排一个火枪手或弓箭手，就可以挡住任何来犯之敌。
每个村庄里的人都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基督教统治者进行了报复。首先毁掉的就是教堂，因为那是他们受压迫的象征。然后他们又杀了神父和市长。
基督徒警察和村子里的助理神父……跟宗教裁判所地牢里那些牺牲品一样受到了酷刑的折磨。他们的腿脚被放到炭火上炙烤；双手手腕被缚并吊到塔楼顶上，再一次次被从上面摔到地面上，直到下肢摔成肉泥；他们被挖眼割舌，被切掉耳朵和鼻子，从四肢开始身体各关节被砍断；他们的嘴里被放上火药然后点燃；他们的头颅被斧子砍碎；他们残破的尸体有时候与猪的尸体缝合在一起然后被烧掉，有时候被扔到山上喂狐狸或狼。有不止一个比同伴更残忍的摩里斯科人把他们敌人还在跳动的心脏挖出来吞到肚子里。
而基督徒军队抓到了这些叛乱的残余分子后，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乐此不疲。在那个世纪里，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战争了。如果土耳其人能给这些反叛者更多的援助，他们的胜算就会很大了。没有他们的支持，反叛者注定要失败。西班牙人实施了“焦土”政策，无情地从一个村子向另一个村子推进。为保卫家园而战的最后一批摩里斯科人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和村庄。许多人漂洋过海逃到了非洲，心中种下了对西班牙的仇恨，这一点正中土耳其人下怀。最终格拉纳达的反叛势力得到了肃清，腓力无比欣喜，因为他终于完成了从他曾祖父那一辈——即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就开始的事业。
腓力对于手下败将的处理是很严酷的，要么处死，要么驱逐。他毫不留情，决心把有摩尔人血统的人全部从格拉纳达清除出去。王国各个城镇有8万～10万人被驱逐，分散到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等基督徒居住的城镇之中。然而，在此次胜利之后，他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摩里斯科人真心归向耶稣。他让这些离乡背井的摩里斯科人生活在新的地方，生活在基督徒的包围之中，就是要改变他们的信仰。他立即采取了行动，虽然进度缓慢，但国王要把摩里斯科人变成基督徒的政策却从未改变。1596年，瓦伦西亚省被指派了一个宗教事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从事把本省的摩里斯科人转化为基督徒这一持久性的工作，因为在瓦伦西亚省有大量的摩里斯科人，既有本地的，也有从格拉纳达被流放到此地的。这个委员会配备了讲阿拉伯语的传教士，“由一个在转化印第安人为基督徒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天主教修道士带领”。这种做法也一样要用在反抗腓力统治的尼德兰人身上。差不多就在腓力开始解决摩里斯科人这个问题的同一时间，他把自己著名的步兵部队（“大方阵”）交由战功最卓著的司令官阿尔瓦公爵指挥，想逼尼德兰人就范。
十年前作为查理的继承人第一次访问尼德兰的时候，腓力对这个他未来要继承的王国的核心地区没有任何好感，至少在金钱方面对它不感兴趣。因为不会说佛兰德斯语，也不会说法语，他对于尼德兰人来说就像是个外国人。当年他返回西班牙的时候，把自己的军队留在了尼德兰。出于对此举的反感，他王国内这部分非同族的人迅速团结了起来。有些人也怀疑（这一点倒没错）他最终想要把宗教裁判所引入北部，就像他在王国南部一样，实行强有力的宗教统治。腓力在尼德兰看到了新教的发展，并对此感到惊骇不已。他把这等同于政治上的背叛也不无道理。尼德兰人对强大的中央集权始终疑虑重重，查理通过他的姑母和妹妹等人对他们实施怀柔政策，腓力对他们和对西班牙人则毫无二致。腓力的做法始终是强硬的。腓力在给驻尼德兰的代表格朗韦勒大主教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宗教事务方面不要心慈手软，必须施以最严厉的惩罚。”
人们反抗腓力的主要原因包括政治和宗教两方面。那些反抗过他曾祖父马克西米利安的城镇，现在也开始与他对抗。而那些支持他父亲的议员们现在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了。那位在查理做退位讲话时在一旁搀扶的年轻的奥兰治亲王，现在成了贵族中反对腓力政治和宗教改革新政的核心人物。1565年12月，腓力给他的地方长官们发布了更严厉的新指示，命令他们不得再对尼德兰人有任何宽容，而是要实行更严苛的管理。这让尼德兰领导人妥协和解的希望彻底破灭了。用普雷斯科特的话来说，
人们心中之前无论有什么疑惑，现在随着国王最后这些命令的到来都消失殆尽了。这些命令就像飓风掠过，将长久以来遮住人们双眼的迷雾一扫而光，国王的政策明明白白，再迟钝的人也能了解。人们陷入了极度绝望之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那种恐怖的气息似乎已经弥漫在他们中间了。他们想起了所有那些悲惨的传言。他们讲述着西班牙人在美洲新大陆犯下的暴行，但把罪过归到宗教法庭身上却是错误的。他们疾呼：“他们就是想要我们乖乖地坐以待毙，就像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一样，任由他们成千上万地屠杀。”人们开始在街道上和广场上集会，议论政府的所作所为，黯然地探讨要建立秘密组织并寻求与国外势力结盟。
不到一年，公众的强烈反对就迫使国王做出了让步，政策有所放松。此次风波最直接的后果似乎是人们对圣像崇拜产生了愤恨。安特卫普的天主教大教堂被毁，里面所有的圣物、画作和彩色玻璃全部遭到破坏。
大批改革宗信众进入教堂，获得允许在会众离开后仍待在里面……教堂被他们占领以后，他们开始高声吟唱大卫的诗篇，越吟唱心中的愤懑越强烈。赞美诗还没结束，他们……就把礼拜堂的门砸开了，把圣母像从里面拽了出去……在旁观者巨大的呼喊声中，另外一些人扯掉了圣母像身上的绣花长袍，把这尊不说话的偶像扔在了泥里，随它滚来滚去。
这是一场浩劫的导火索……暴民开始在各处进行破坏行动。他们将暴怒发泄在所有的对象上面。大祭坛上放置一尊救主像，说来古怪，是用木头刻的。救主像两侧是与耶稣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的雕像。暴民好不容易才把一根绳子套在基督雕像的脖子上，把它拉倒在地。接着他们用斧子、锤子对着它又砸又砍，很快就把雕像变成了上百块碎片。那两个强盗则安然无恙，仿佛高高在上主持着下面的劫掠行动。
其他的一切都未能幸免。珍贵的艺术品被砸成了碎片，70多座祭坛遭到劫掠。圣饼被踩烂，暴民们用金质的圣杯喝掉圣酒，把圣油抹在自己的鞋上或脚上。每一个雕像，所有的木雕或木质装饰物，每一块石雕，统统被砍碎或者摔碎。几个小时之内，跟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一般大小的教堂地面上，到处都是身首异处的大理石或其他石头雕像，还有挂毯碎片，以及被污损和糟蹋的曾用于祭坛上的布片。
在破坏行动的第一天，这个大教堂里唯一没有受到破坏的就是金羊毛礼拜堂，那里的骑士旗帜和盾牌都完好无损。三天以后，当暴民们把城里和周边的大小教堂都毁了之后，他们决定回去完成没毁掉的那部分。正当他们开始把旗帜从墙上扯下来，踩踏纹章盾牌，砸碎那些精雕细刻的座椅，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时，一小队金羊毛骑士身披盔甲，手持刀剑长矛，带领着一些随从进入了礼拜堂。尽管他们的人数与暴民相差悬殊，但他们还是从暴民中杀出一条路冲了进来。他们警告暴民必须安静地离开礼拜堂。没人理会他们，破坏还在继续进行。骑士们无法相信这些出身卑微的暴民竟然对他们的话置若罔闻，于是他们把领头的暴民从座椅上拽下地来。他乞求宽恕，但是满腔怒火的骑士们一剑刺穿了他的喉咙，然后践踏他的尸体。当人群因为害怕散开以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圣堂已经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盛怒之下，他们又手刃了一两个暴徒，接着把靠近他们身边的十一二个暴徒带到外面杀死了，这些人死了以后他们还不解恨，一直用刀剑长矛砍扎他们的尸体。
在腓力看来，破坏圣像已是大不敬，那些人居然还对主如此亵渎，实在忍无可忍。在破坏的头一天，他们还只是把他踩在脚下，后来就是变换花样极尽侮辱了。
这些人犯下的暴行是一种侮辱，是他们对基督教这种古老的信仰的蔑视。一个目击者说，他们从祭坛上抓起圣饼喂给鹦鹉吃。有些人把圣人的画像堆在一起放火给烧了，或者把盔甲挂在上面使劲地丢来撞去。有些人穿上从教堂里偷来的法衣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逗乐取笑。为了烧的时候容易点燃，有些人在书上涂上黄油……他们以烧毁的书卷数量来判断是不是达到目的了。
面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和宗教骚乱，金羊毛骑士和尼德兰其他的领导人建议实行警戒状态。当时的尼德兰总督是腓力的姐姐——帕尔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埃格蒙特伯爵对她说：“我们要把保证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宗教的事情还有的是时间考虑。”玛格丽特说的话体现了真正的哈布斯堡家族风格：“不，服事上帝是第一要务。因为相对于国家的丧失而言，败坏宗教的罪过更大。”她向弟弟告发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伯爵等人的不忠行为，因为他们建议她跟叛乱分子谈判和解。腓力听说了这种亵渎神圣的行径以后，“有传言说他怒火中烧，拽着自己的胡子又生气又沮丧地说道：‘他们一定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以我父亲的灵魂起誓，一定要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种场景也算是合情合理，但还是有人否认，说他根本没这样做过。但即便是真的发生过，腓力也很快恢复了一脸严肃的常态。
他下决心平叛，决不动摇。1566年8月，他给教皇写信说，会想办法不动用武力解决问题，无论如何他都会亲自前往让他们就范。但是他也警告说：“任何（我个人的）危险，甚至国家的毁灭，都阻止不了我这么做。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会去做一个对上帝满怀敬畏之心的基督徒君主应该做的事情：服事上帝，（尽力）保护天主教的信仰和信徒眼中的荣誉。”形势的发展使得腓力没能亲自去镇压反叛，但是阿尔瓦公爵为他复了仇。1567年，阿尔瓦公爵从意大利沿着“西班牙之路”抵达尼德兰，就像当年的希腊将军色诺芬一样，带着他的“一万人”完成了复仇。
腓力甚至敦促他将自己的金羊毛骑士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伯爵处死，而这两个人是他曾发誓只能由修道会会士来决定生杀的人。腓力强行命令阿尔瓦要将他们处以极刑。尼德兰的新总督被赋予了实行铁腕政策的权力，这是帕尔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不曾拥有的权力。1568年的圣灰星期三，他逮捕了500个人并迅速审判处死。“抓了500个人……我已经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他有意羞辱了当地那些背叛了皇室和正统宗教的领袖人物。一位年长的编年史作者说：“一次性逮捕三四十人是常事。人们可能会看到有钱人被反剪着双臂，拴在马尾巴上拖到施以极刑的地方。”而普通百姓根本不用经过审判就直接吊死。“血腥的”审判是根据已有的规定进行的。“有身份的人”被砍头，其他人被吊死、绞死或者用轮式刑车肢解。按照常规，那些参与破坏教堂等圣物的人被活活烧死。
针对这种做法也有不同的声音。四年前继承了其父斐迪南王位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在这场大规模的处决行动开始之前，于1568年写信给其堂兄，劝说他采取比较温和的做法，那样更适宜，也比较符合传统。腓力断然回绝了他的建议，回答说他现在所做的是为了维护王国的安定，为了维护天主教信仰。如果我对伸张正义有丝毫退缩，一切就将毁于一旦。任何对形势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指责我采取了严厉措施。我不会改变现行的做法，宁愿冒着失去尼德兰统治权的危险，也绝不会让我身处的这个世界崩塌。
对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伯爵处以极刑，正是他这种不可撼动的决心最明确的表达。腓力希望他们死，他指示阿尔瓦不要理会反对意见。他写了一封信，剥夺了这两个人向金羊毛骑士团上诉的权利，这明显是违法的行为。在行刑的那天，埃格蒙特伯爵穿上了一件深红色的锦袍，外面披上了镶着金边的西班牙黑色斗篷，下身穿着黑色的丝绸马裤，还戴了插着黑白色羽毛的黑色礼帽。监禁他的地方是可以俯瞰下面布鲁塞尔的集市的国王之家（Maison du Roi），他看到断头台上已经蒙上了黑布。台子上放着一张也蒙上了黑布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银色的十字架。桌子前面有两个深红色的垫子，是给受刑者跪着受刑用的。行刑结束以后，刽子手会提着砍下的头颅煞有介事地走到行刑台的角上，那里竖立着两根木桩，上面是像没经过加工的长矛枪头一样带尖的金属，他会把人头挂在上面。
埃格蒙特伯爵接受了解罪祷告，在垫子上跪了下来。接着他脱下了长袍和斗篷，全身只剩下黑色的衣裤。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顶丝质的黑帽子，遮住了自己的眼睛。那个为这天的行刑特别挑选出来的刽子手出现在他身后，肩上扛着一把长长的沉重大刀。人群鸦雀无声。刽子手测了距离，抡起了大刀。他的动作十分老练，一下子就人头落地了。埃格蒙特伯爵身首异处，身子仆倒在地。那个刽子手把滚落在地上的人头捡起来，挂在了桩子上。人头上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无神地盯着台下的人群。接着刽子手回身把尸身拖到了台子的另一边，用一块布盖上。
第二次行刑是在当天下午。几千名士兵守卫着这个行刑仪式，霍伦伯爵慢慢地从他们中间穿过，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穿着比埃格蒙特伯爵朴素得多，只是一袭黑衣，头上戴着一顶“米兰帽”。当爬上行刑台看到了那块血迹斑斑的裹尸布时，他问了一句那是不是埃格蒙特伯爵的尸体。他好像没注意到桩子上那颗人头。然后他跪了下来，几分钟之后，他的头就挂在了另一根桩子上。两颗人头在那儿挂了三个小时，然后两人的尸体一并被殓在铅棺之中，放在了当地的教堂里，随后移至其家族墓地进行安葬。
这两次行刑完全达到了腓力预想的效果。他很高兴，对阿尔瓦说，他“非常高兴这两个伯爵有了这么完美的天主教徒的结局”，但令阿尔瓦公爵遗憾的是，他什么也没得到：“每个人都应该恪尽职守。”尼德兰人吓破了胆。可以体现阿尔瓦“血腥议会”成就的，也许是税收增加了5倍。上帝的事业和国王及其家族的收益因此统一在了一起。
尼德兰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腓力这些计划之间的关系和内在联系。不过，他们也亲眼见证了这些宏伟计划是如何化为泡影的。后来，他们精心构思了一个寓言故事。《卡斯蒂利亚覆灭的景象》（A Vision f the Fall of Castile）一书描述了“卡斯蒂利亚（城堡）”被毁掉的故事（多么有预见性！）。瑞典的公羊，在书中用兔子代表的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以老鼠形象出现的土耳其人、摩尔族人和葡萄牙叛军，还有以鹅的形象出现的尼德兰人，他们一起实施了破坏行动。哈布斯堡的鹰从西班牙战败的舰船中飞逃出去。这种复杂生动的图画形式像连环画一样，用简单的形式展现了西班牙在全世界各地臭名昭著的邪恶形象。首先展现的是对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伯爵的极刑，然后是在尼德兰发生的各种谋杀事件，在新大陆烧死印第安人、屠杀印第安人，还有把他们扔进坑里活活烧死或者喂狗。许多画面都说明了西班牙人头脑中存在着强烈的性变态意识：许多场景中出现的都是赤身裸体的女人，常常还是怀孕的女人在受着百般折磨。宗教裁判所可怕的工作场景，1580年对里斯本的占领，对摩里斯科人的征战，唐· 卡洛斯的被杀，以及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暴行，都一一呈现出来。这一切都说明，西班牙对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严刑拷打和灭绝政策，对摩里斯科人和对尼德兰人都一样。与西班牙的“宏伟计划”相似的尼德兰版本也被曝光。针对如何解决摩里斯科人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解决尼德兰的异教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提议把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赶上船，然后把船开到大海里沉掉，这样就可以把他们整个族裔全部淹死。另一个提议出自一个叫戈麦斯· 达维拉（Gómez Dávila）的人，他在1598 年劝说腓力应该效法法国人在圣巴塞洛缪的大屠杀，命令每个居民区的人都把他们中间的摩里斯科人杀掉。还有人提议向土耳其人学习，把所有摩里斯科人的孩子都抓起来培养成基督徒，把所有成年男性摩里斯科人都阉割掉，一劳永逸根绝后患。
1609 年，在腓力驾崩数年之后，终于出台了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最终解决方案。那就是把全部摩里斯科人从他们的居住地赶出来迁徙到各个港口，在那儿用船把他们运到北非沿岸，让他们自生自灭。说这个方案人性化，只是相对于其他残忍的解决方案而言。但是在西班牙人眼中，这个方案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把摩里斯科人这个败坏的“毒瘤”彻底从其国家的母体上切掉了。腓力二世对尼德兰异教徒和叛乱分子的态度别无二致：他要把北方新教的蔓延之势坚决遏制住，就像他彻底清除西班牙领地上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样毫不动摇。1556 年，他重申要实施一条律法，绝不允许有任何“血统不纯”的人在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教会里任职。他指出：“德意志和法国的异教徒……全都是犹太人的种。”他出生在西班牙，只会说西班牙语，只有在西班牙生活的经历，难怪他会以扭曲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其他地方了。而这种扭曲的观点流毒甚广。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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