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洋人"奠基两所顶级高校,国人却只识司徒雷登

作者|潘沙，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主攻西洋史与文化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1886年，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时，是一个新婚燕尔、怀抱传教梦想的青年。1943年，他搭乘美国接俘船归国，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他在中国居住了57年，是晚清民国之际闻名遐迩的教育家与收藏家，却长期被斥为“包藏祸心”“文物窃贼”。他常与挚友司徒雷登偕游秦淮河畔，百年之后却湮没于历史之中。他是福开森，南洋公学与金陵大学的奠基人，故宫博物院唯一的洋专家、数位晚清重臣的外籍顾问、上海报业的开拓者，在中国却从未获得与功绩相称的认可。

闻名政坛的红顶洋人

1866年，福开森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地区，年幼即随家人移居美国。在他成长的时代美国正从南北战争的阴霾中逐渐复苏，周遭弥漫着各种拯救社会的救世主情结。从波士顿大学毕业时，福开森才满20岁，又刚浸入甜蜜的婚姻，但他响应了基督新教“社会福音”的感召，毅然放弃舒适的生活，远渡重洋来到东方“拯救苍生”。福开森不曾想过，自1886年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1943年他才因战争离开，生命几乎融于这个东方古国追逐近代化的时代之中。

在中国最初几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在南京估衣廊一带教习《圣经》。中国从来就不盛产真信徒，有几个人会真心研习《圣经》呢？在那段颇为潦倒的日子，他不敢憧憬数年后飞黄腾达的日子。传教的热情与笃定的信念让他在两年后时来运转，美国传教士傅罗创建汇文书院（南京大学之前身），邀请同与美以美会过从甚密的福开森共图大业。这成了他在华第一份悉心经营的事业，他担任院长十年之久，也因书院的成功而名声大噪。

1899年，离开汇文书院后，福开森偶然看到英国人丹福士创办的《新闻报》推盘拍卖的消息，于是出资接手。这一步转型，将他逐渐推向了大清的政治中心。《新闻报》一直秉承“经济独立”“无偏无党”，在福开森手下一度跃居上海仅次于《申报》的第二大报纸。北方义和团运动鼎盛之时，福开森与《新闻报》积极鼓吹，深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好感。况且，此时的福开森年富力强，除了经营报纸，还被盛宣怀聘为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的监院，甚至兼任华洋义赈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

1901年，在一班朝廷重臣身边活跃几年后，福开森受盛宣怀委派，赴美交涉铁路事务，迈出了变身“红顶洋人”的第一步。此后，他几乎是追随盛宣怀的鞍前马后，随他在上海督办铁路，又远赴北京担任邮传部顾问。盛宣怀被黜，大清的江山也换了主人，但上台的还是他的老朋友们。民国初年，他历任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的洋顾问，还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

据说，同僚们常当面喊他“福大人”，尤其是1910年他为中原大旱筹到百万美元的赈灾款获赐二品顶戴花翎后，这一称呼就名副其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头戴礼帽双眼花翎，上穿马蹄袖朝褂，下着肥褪朝裤，足蹬朝靴，想来这扮相就令人忍俊不禁——但这就是福开森酷爱的装束，他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字：福茂生。

鼓吹西学的教育先驱

尽管朝廷大员们对福开森的“中国风”扮相颇为欣赏，但他值得国人铭记的功勋却在于西式教育。从一介教习《圣经》的传教青年，到闻名中外的教育家，福开森在中国近代教育上倾注的数十年心血，不会随着时间褪色。

最早令福开森声名鹊起的是汇文书院，他在此担任第一任院长，呕心沥血十年之久。这里的办学初衷是“教授高级科学课程，以便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一席之地”，从设置文理医及神学四大学科来看，成立于1888年汇文书院并不能摆脱浓浓的传教气息。但在科举尚有余晖的年代，作为南京第一所新式学堂，毕竟为传播西式教育开拓了路径。福开森在此督造了一幢三层洋楼，又称“钟楼”，在一众平房里鹤立鸡群，一时成为南京的地标性建筑。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组建了私立金陵大学，就是今日南京大学的前身。或许是当年的筚路蓝缕实在令他难忘，1934年福开森宣布将耗尽毕生精力收藏的中国文物捐赠给金陵大学，他接受《大公报》采访是如此说道：“本人醉心中国文化，以此为至乐而至有兴趣之事，因金陵大学乃余所手创，故多日前即决定以所藏中国古物千余种，捐赠该校，以垂永久……”

离开汇文书院后，他不久又开始为另一所学府奔走。电影《色戒》的最后一幕，王佳芝放走易先生后，叫上一辆黄包车，说道“到福开森路上去！”福开森路，就是如今的武康路，是民国时代上海租界里名流云集的繁华之地，为何会与这个办教育的洋人扯上关系呢？原来，1896年盛宣怀在创办南洋公学之初，极力鼓吹“中体西用”，寄厚望于培养西学人才，因而重金福开森担任监院，此职低于校长，但他的薪资却是数倍于校长。在学校定址徐汇区后，福开森从丰厚的薪酬里拨出一部分，为学校修建了一条马路，以方便师生出行，日后人们就将其命名为“福开森路”。福开森很能揣测盛宣怀的用意，对贯彻西式教育很用心，高薪聘请薛来西、乐提摩等美国人任教，全体学生须学英语，高年级课程更是英文教学。也许是发力过猛，南洋公学的中方校长张元济难以忍受如此西化的教育，为此愤而离职。尽管略显专横，福开森并不排斥中国文化名流，吴稚晖、章太炎、蔡元培等人都先后来此授课。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名义上由北洋大学颁发，其实也出自南洋公学。彼时，为躲避义和团运动，北洋大学师生暂迁至南洋公学，王宠惠就是在此荣膺近代第一大学毕业生。

与在汇文书院时一样，福开森钟情于规划校舍。上任伊始，他就着手设计公学中院、上院的图纸，并亲自督造。如今，经历百余年的风雨，中院依然完好保存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他还举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场运动会，据说当日观者如堵，不知他们好奇的是竞赛的花样还是身穿朝服担任裁判的朝廷官吏们。五年励精图治后，福开森竟因清廷一纸“南洋公学洋监院名目为各省所无，应在裁撤之列”的荒唐照会无缘续约，但1903年清廷还是授予他二等第三宝星，以表彰福开森的办学功绩。

文物收藏首席洋专家

福开森在清末民国的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不全靠对西式教育的领悟，他不仅是一个“中国通”，还对古玩文物情有独钟。他对待中国文物，绝不是附庸风雅地把玩，而是当做一个个人事业进行收藏和整理。早在追随盛宣怀的时代，他就是老北京琉璃厂的常客，尤喜金石字画与瓷器。这些本是中国士大夫心头之好，没想到这个洋人也对其如痴如醉。他在中国赚来的高薪，基本用于添置这些文物了。福开森还专门在北京东城的喜鹊胡同3号租下一套宅子，用来存放他的宝贝们。久而久之，他竟成了圈内第一洋专家。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 福开森被聘为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唯一一位洋委员，与罗振玉、王国维、容庚等大师当起了同事。

在琉璃厂寻宝的日子里，他不断扩充自己的收藏，也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物色上等的藏品。这样一来，许多文物也经他之手流入美国。美籍华人学者鲍玉珩著有《文物窃贼福开森传奇》，罪名虽然略大，但也确有此事。好在流出的数件青铜器，皆得到妥善保管，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抛开这一污点，福开森对中国文博考古，至少有两大贡献。

其一，他首倡系统整理收藏之风气。凡是福开森的收藏，都会经历四步登记：照片；拓片；记录长宽高、质地、色泽的文字描述；考证器物既往的收藏者与研究情况。这样一来，每件藏品就有了记述详尽的“身份证”，规避了赝品横行的风险，也更接近现代博物馆学的科学记录。这一点上，福开森取明清以来金石学家之所长，将其规范化，与那些随性而为的赏玩者们有着天壤之别。他还凭借特殊身份，将美国的庚子退款投入古董研究，延请中国专家编纂了 《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 《历代著录画目》 《西清续鉴乙编》 《历代著录吉金目》 《艺术综览》等近代名作，许多如今已经遗失的珍宝，还能从这些著作里窥其一斑。偶有机会赴美讲学，福开森也不遗余力为中国艺术奔走，提出“中国文化之精神”独立于亚洲，万不可与日本、印度混为一谈。

其二，花费毕生心血的收藏，福开森无偿捐给了中国。他在华数十年，斥资百万添置的收藏，1935年被赠予苦心经营起来的金陵大学。这批文物共有一千余件，其中不乏刘鹗所藏殷墟甲骨、小克鼎、周尺、王右军大观帖这类国宝级珍品。福氏自觉年事已高，古董已是身外之物，不如“得之于华，公之于华”。可惜不久抗战爆发，这些文物一度沉睡在故宫博物院。1949年一次小型展览之后，就被深锁于南京大学一幢老教学楼顶层的教研室，半个世纪再与世人无缘，直至2002年才得以重见天日。尽管命途多舛，但《大公报》当年点评福开森“裸捐”之举的一段话很有深意：“以此等大批古物慨然输捐者，在我国堪称空前之举……我国人除极少数之知名学者如梁任公等曾以图书捐赠社会外，依惯例概均将收藏悉数遗诸后人。此种方法实最坏。子弟本不必为不肖，而过丰之收藏反足以诱之使然。子弟既落败，则多年之收藏可以沦于一旦。中国社会上不知有多少名门望族、卓著的收藏家，全系由此道颓败……”

因战乱告别中国之前，福开森还留下了侠肝义胆的壮举：北平沦陷后，张自忠将军落入日军的紧密搜捕，他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颇有声望的福开森。福氏不顾个人安危，将张自忠化妆成工人，塞在私人轿车里蒙混过关，为中国救下一位名将。1943年，日本人将许多外籍人士送往潍坊集中营，垂垂老矣的福开森躲过一劫，但仍被作为战俘扣押。美国斡旋之下，福开森得以归国。远离日思夜想的中国，他于两年之后郁郁而终。七十余年后的今日，昔日偕游秦淮河的好友司徒雷登，因毛泽东的一篇檄文被中国人时常记起。而福开森，连同他捐给金陵大学的绝世国宝，都在一片厮杀声中被遗忘在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