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病婴儿跨省转院难寻救护车”续:患儿重上呼吸机,专家难来手术)
1月6日,本报以《重病婴儿跨省转院难寻救护车》为题,对患病儿牛牛(化名)的转运难题进行了报道。9日记者了解到,济南市儿童医院原本打算请专家来济手术,如今限于护理问题难以进行。牛牛的父亲王先生,只好再次走上寻找救护车的道路。
专家过不来手术,重新寻找救护车
“专家来医院手术这条路走不通,还是只能继续寻找救护车。”1月9日,焦急的王先生致电记者反映,牛牛最近因为呼吸困难,又重新用上气管插管。这让他把孩子转到南京或广州的医院进行手术、以便更好治疗舌根后退问题的心情更加急迫。
据了解,去年11月下旬出生的牛牛,因为有先天性喉部发育异常,自出生以来便一直住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截止到1月9日,他已经在济南市儿童医院住院23天。“孩子经过两次喉软化介入治疗后,用了一段时间的无创呼吸机,但就在上周末,孩子还是呼吸困难,又重新用上了有创呼吸机。”
王先生说,牛牛之前还能服用上母乳,最近状态却越来越不好,胃里有返流消化不好,无法再服母乳,只能改用营养药物维持。“不能再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这么耗着了,还是想抓紧给他做手术。”王先生说,目前住在NICU一天就要花费两千多,本来给孩子准备充足的手术费用,如果再这么下去也有可能不够了。
此前,济南市儿童医院也曾答应王先生,会邀请外院的专家来济进行手术。但9日记者了解到,此法并没有行得通。“外地专家因为受限于护理难题,无法来济南开展手术。”王先生说,为解决舌根后退问题的手术进行后,需要一周左右的后期护理,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进行牵引,而这些在本地可能难以操作,最后还是只能寄希望于救护车转运。
未有相关规范,新生儿转运普遍存难
据了解,新生儿转运救护车配备了转运暖箱、监护仪、呼吸机、抢救包等设备,相当于移动的NICU,是新生儿转运系统(NETS)中的一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新生儿转运系统,而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启动新生儿转运工作。
据调查,新生儿转运车全国各地大多供不应求、一车难求。此前有媒体报道,张家港一位出生31天的婴儿因呛奶造成窒息,先后来了两辆120救护车,都不愿意接送孩子去手术医院。而在河南,也曾出现求助媒体之后才找到新生儿救护车的情况。
“新生儿长途转运确实麻烦,对医护人员转运经验、车辆性能和相关设备都是考验。”业内人士说,因为新生儿转运风险较大,且没有相关规范,目前新生儿转运更多的是上门去接而很少有送出院的。另外,新生儿专用车配备费用高昂,但利用率却不高,也使得医院并没有发展此项的动力。
而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也未有建立重症新生儿转运中心。据济南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济南市儿童医院的两辆新生儿救护车,喷涂有120标记,但并没有纳入济南市急救网络当中。因此新生儿转运事宜,仍要家属同医院协商。
而相关规范的缺乏,或也是导致有车难出的一大原因。据济南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生儿转运工作缺乏相关规范和标准,也没有明文规定哪些医院需要承担跨区域转运的责任。而上述业内人士指出,跨区域转送也缺乏统一的收费标准,只能通过议价,也易产生纠纷。
儿科医护缺口大,亟待政策“救市”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需要急救的新生儿也越来越多,紧缺的新生儿车辆目前难以满足需求。记者从济南市儿童医院了解到,该院的重症新生儿较以往增加30-%50%,仅有的两辆新生儿救护车,接诊的行驶距离也较以往增加一倍。
其实,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的急救中心,像南京、常州、无锡等,都有专业新生儿转运车。目前,北京急救中心也有一辆新生儿救护车,且在2012年时,与北京儿童医院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重症新生儿转运中心。
但同时,在不少地方虽有新生儿转运车,也因受限于医护人员紧缺,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此前昆山急救中心主任吴福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投入70多万元配备的一辆转运车,半年期间只用过两次。即使想送去给医院使用,也因儿科医生紧缺,使得新生儿转运设备渐渐受冷落。
据了解,尽管我国的执业医生总数已达到280万左右,每千人口拥有医生数已经达到两个,在世界上处于中游水平,但全国在职的儿科注册医师只有11万名左右,每1000个孩子平均下来只有0.43个儿科医生,远低于WHO规定的每千名儿童拥有医生数为1.5个的最低标准。巨大的儿科医护人员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生儿转运难的境况。
诊疗难度大、医疗暴力多、收入与付出失衡、缺乏安全感与尊重等原因,也加剧了儿科医护人员的流失。为此,有不少专家呼吁,应尽快出台好政策留住儿科医护人员。
同时,上述业内人士提出,除此之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体系,以免出现有救护车却无从转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