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女权:辛亥革命为何过河拆桥?

当秋瑾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民国终于诞生之后，女革命者们惊愕地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诺。“男女平等”不仅在新宪法《临时约法》中毫无体现，甚至被变相从革命党的原章程中删除。她们在愤怒于被男权社会出卖的同时仍没有意识到：社会革命与女权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秋瑾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那么民国以后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妇女能不能与男子一样参政呢？显然，制定约法的参议员们（全部为男性）打起了太极拳，不肯明确表态。

过河拆桥的革命？

执政者的态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约法》出台约一星期后，妇女界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到临时参议院去讨说法。

第一天，门卫不肯放她们进去，女界代表后来是以旁听的名义进了议事厅，进去之后与参议员们说不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妇女参政问题等国会正式成立以后再议；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参议院，遭到卫兵的坚决阻拦。这些亲历过革命枪林弹雨的女侠们怒火中烧，动起手来，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进了议事厅。但这一天的争辩仍无结果；第三天她们又去参议院，无奈那里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于是转去了总统府，要求孙大总统亲自干预。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以血争权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1903年留日学生中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革命，成了比教书更值得奋斗的事业。

敢于参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在激愤之下蹈海自尽。自费留学的秋瑾就属于激进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对不肯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的大通学堂主持浙江地区起义，打算与远在安徽的徐锡麟遥相呼应，却因为机密泄露而被捕。被捕后两天，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引颈就义。

秋瑾之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震撼。上海的《申报》、《时报》、《神州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做了连续报道，并刊载多篇同情秋瑾的文章。她那文采飞扬的诗文和独树一帜的男装照片也频频见报，激发起人们的无穷遐想。到后来，不仅是新闻报道，连有关秋瑾的小说、戏曲也纷纷出台，舆论的浪潮越掀越高，站在秋瑾对立面的清廷大员们的公众形象一败涂地。

通俗历史总不免把典型人物加以放大，以至于让秋瑾的耀眼光芒遮掩了当年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们。另一位辛亥女杰唐群英，名声不及秋瑾响亮，豪气丝毫不逊，并具有更为成熟的政治素养。唐群英是湖南人，当秋瑾在湖南做媳妇时两人相识，结为至交。正是受到秋瑾的影响，唐群英也去了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她曾参与策划过花石起义，武昌起义之后又与张汉英一起组织过女子北伐队，亲身上过战场。辛亥革命成功后唐群英获得了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期间，妇女界组织了多支军事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伐队之外，还有女子军、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尚武会、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等。上海一带由于妇女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女子革命队伍尤较北方活跃。不过，组织武装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到底有多少队伍真的上过战场并无确切统计。但那时的革命女性已经很自然地发挥起女性的优势，在医疗、后勤、侦探情报等方面担起责任。

女权变女拳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位名叫陈粹芬的女士曾在他身边陪伴多年。在那最艰苦的流亡岁月里，伴随孙中山左右的女人不是后来被视为“国母”的宋庆龄，也不是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而是这位鲜为人知的陈粹芬。不过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后，陈粹芬淡出了孙中山的生活。由于她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以至于现在的史家还在考证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与孙中山分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陈粹芬对离开孙中山从无怨言，革命胜利后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安安静静地在南洋隐居。孙中山的家人则把陈粹芬视为他的“侧室”——这好歹是一个身份。

如果所有为辛亥革命出过力的女性都能向陈粹芬这样“识大体顾大局”，那就皆大欢喜，就不会闹出后面的许多纠纷了。但是显然，唐群英、林宗素这些人不仅仅是女革命者（碰巧性别为女的革命者），更是地地道道的女权革命者。男性革命者们争的是人权，在女性革命者看来，这个人权自然而然地包括妇女的人权。男人可以参政，女人也同样可以参政。男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也应该有。她们不但抱定这样的信念，而且一早就行动起来。1911年12月20日，民国尚未正式建立，福建女杰林宗素就带头发起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对女性进行参政培训。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女杰们满怀憧憬，积极准备迎接新纪元。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向来在理论上支持妇女参政，并做过这样的承诺。1912年1月5日，国会尚在筹建，林宗素代表女界谒见孙大总统，要求他当面承诺允许女子参政，孙中山当即答应了下来。谁知道这条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引来非议。无论是老革命章太炎、手握军权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还是状元公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写信给孙中山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这么说也就罢了，后面紧接着又批评妇女们是无理取闹：“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字里行间对女人的蔑视表露无遗。当时正处于南北议和的艰苦时期，孙中山绝不会因为女子参政之事节外生枝，于是赶紧解释说，他那天跟林宗素不过是“个人闲谈”。

接下来，袁世凯同意敦促清帝退位，孙中山则同意辞职，让袁世凯当大总统。为了确保袁世凯领导下的新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加紧制定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期间，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王昌国、吴芝瑛、张群英、沈佩贞等女界代表不断上书，要求在《约法》中写进保障妇女参政权的条款，结果等3月11日《约法》出台后，女界代表气愤地发现里面对此不置一词。一个星期后，便发生了“大闹参议院”事件。这些参加过革命的女杰对事态显得缺乏耐心，在议事厅上“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她们最终动起手来，可是卫兵踢倒了，窗玻璃也砸了，有关女子参政的提案还是没通过。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连欧美诸国尚未开始女子参政，在中国这事也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那时袁世凯已经正式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统。到了4月，政府迁都北京。女界代表不肯放弃自己的诉求，5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

北京的形势更糟糕。北京的参议院当时正在讨论一项与妇女参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国会选举法。该法草案一开始就把妇女剔除在外，规定国会议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唐群英、沈佩贞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代表赶到北京，起先是向参议院上书，要求修改法律。可是这个上书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交上去后就被闲置了。女界代表与参议院对峙多时，参议院绝无让步之意，矛盾越来越激化。女界认为：“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因此女界代表早就声言，如果达不到目的，势必诉诸武力。可是，她们的武力并不是枪炮炸弹，充其量只是她们自己的拳脚。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没有女人什么戏唱。那天唐群英、沈佩贞等60多名女界代表强行闯入参议院，在痛斥之余只好说狠话，声称如果袁大总统不赞成妇女参政，妇女“亦必不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参议院毕竟是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有很多不是革命党，反对妇女参政尚属意料之中。而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对女子参政的打击尤其沉重。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在这年8月改组国民党时广泛团结各方，以便能够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政党，这样就能实际控制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对抗。为了团结不同的政治势力，总归要做出一些牺牲，妇女参政权就属于被牺牲的内容之一。在女会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条款删除了。

此举激起了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她们冲到宋教仁面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辛亥革命期间，女杰们正是依托了革命党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而现在这个党抛弃了她们——起码在参政问题上抛弃了她们，她们不得不依赖自身的力量从头再来。但她们自身的力量何其薄弱，根本就不堪一击。没过多久，袁世凯政府找了个理由，把“女子参政同盟会”给取缔了，民初的妇女参政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其实，妇女革命与政治革命本来就是两回事，可以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当政治革命成功后，妇女革命就不得不面对那些根深蒂固的阻碍。最大的阻碍来自妇女自身。毕竟，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依旧如秋瑾在《中国女报》第一期上所说的：“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经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