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审查的威力非同一般，美国片商为电影能顺利在华上映，甚至同意中方派员监督拍片。
“徒手撕鬼子”，这戏码若能穿越回1930年代的电影院，必然是满堂喝彩。可是，在那个抗日救亡的年代，就算“抗日神剧”拍得出来，也多半放不出来。因为按照当时电影审片员的标准，“徒手撕鬼子”算是神怪场景，必须咔嚓。
民国电影审查制度非常严格，不仅夫妻同床、车站吻别是“有伤风化”，拥挤买票、搓麻赌博是“有损民族形象”，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武侠片、神怪片，都属于禁片，统统要剪。
武侠片挨了审查第一刀
一战结束时，美国侦探片在上海大热，其中描绘了强盗、黑帮的世界。立马有在上海犯事儿被捕的人招供：作案手段“师从洋片”。这激起了各界对电影影响教化的质疑。
1920年，商人闫瑞生为谋财而勒死妓女，因情节曲折而轰动上海。次年，有人将此案拍成电影《闫瑞生》，这是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它上映后万人空巷，上海单日最高票房达1300大洋。然而，该片却因为“过于写实”遭到教育界的批评——嫖妓、抛尸、追凶、吊死……活生生的情节吓坏了不少老学者，纷纷在报刊上批评其“妨害社会教化”。
其效仿者《张欣生》则更为写实。据著名导演程步高回忆：“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事前用湿面粉仿制（器官），涂墨水做人血，用特写镜头放大拍摄，看来真是恐怖吓人……小孩子看了要哭，妇女们看了要逃跑。”
于是，伤不起的人们直接上书北洋政府教育部告状，呼吁建立电影检查制度，免得民众看了电影学坏、吓坏。1927年7月2日，媒体报道了江苏省电影审阅委员会成立的消息，此后各地纷纷效仿成立电审会，特别对那些女性露肚脐、露大腿的镜头，电审会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不妥便向片商“柔性劝说”，要求剪片。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30年《电影检查法》出炉，这是中国首个全国性的电影检查制度。次年，隶属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而审查国产片的第一刀，砍在了武侠片上。
中国武侠片起源于1928年的默片《火烧红莲寺》。它根据当时脍炙人口的《江湖奇侠传》改编而成，片中人物“或腾云驾雾，凭虚御风，或隐遁无形，稍纵即逝”。
以当时的标准，这可是好莱坞大片级别的特效。由于引发观影狂潮，该片如连续剧般一拍再拍，直到1931年拍到第18集后才暂停，《火烧青龙寺》、《火烧灵隐寺》、《火烧平阳城》等跟风之作也层出不穷。
那时的武侠片，经常夹杂一些神怪元素，有些描写江湖侠客的电影，硬是拍成了“人会喷火，兽会飞天”；连乾隆游江南这种古装戏题材，为了跟风也是处处刀光剑影。人们看完电影后争相模仿，报纸上充斥着学生弃家从道、小混混学电影拉帮结派扰乱治安、见人就打还说“替天行道”等消息，甚至有“无论男女演员，皆半裸式”的争议广告。这些都招致批评。
1932年，电检会以《江湖奇侠传》“内容荒诞不经，有违党义”为由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也遭禁播。此后3年间，电检会一共查禁武侠、神怪片60余部，约占当时国产片总数的70%。在审查者眼里，它们的危害性与色情片有得一拼，必须查禁。
“辱华片”与外交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传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的工作重点。由于外国电影充斥国内市场，它们也成了电检会的靶子。
外国电影最容易“撞枪口”的无非两点：一是“浪漫、肉感”，随时冲击国人眼球；二是“辱华”，包括给中国人重新留辫子。1922年《申报》报道，美片中的华人“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猥琐，丑态可憎……”。
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封禁美国电影《不怕死》。1930年2月，上海公映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罗克主演的《不怕死》，该片描写一位美国学者受聘在旧金山唐人街稽查犯罪集团。以今天的眼光，《不怕死》是一部标准的喜剧片，然而影片里的华人形象是这样的：男抽鸦片，女裹小脚，职业是贩毒、盗窃、抢劫，中国花店卖的是毒品。片中有个镜头，罗克在一群小脚女人中，扭住一个戴清式瓜皮帽老者的辫子，顺便玩了玩他的长指甲。
结果，公映第一天就有35位观众给《民国日报》寄去怒不可遏的投诉信。其中一封写着：“我们的血几乎沸腾了，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如果他们不自动停止映演这张影片，我们中国人也有热血，也会不怕死的！”
《不怕死》点燃了上海的抗议浪潮。有影院老板给职员买了几十把小刀，要他们去放《不怕死》的影院买下头等座票，然后在黑暗中给坐垫划口子；有愤怒的市民带上剃须刀片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场戏下来座位面目全非；有人在播映时燃放爆竹，甚至有人在场内泼洒恶臭液体，让观众纷纷走避，搞得放映《不怕死》的影院暂停营业。
当局随后介入。电检会先是责令停映，再函请上海各大报纸撤下电影广告，并呈请外交部对美方交涉，要求罗克道歉。在事件中，国民党宣传系统态度积极，最终促使政府于该年3月31日发令全国查禁此片，并无限期封杀罗克。最后，罗克于5月29日致函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道歉，被舆论视为“外交胜利”。
“不怕死事件”也影响了其他美国片商。比如，米高梅公司的中国题材电影《大地》，受《不怕死》牵连遭电检会抵制，美方被迫派代表来华达成协议：同意中方派员监督拍片，并接受中方修改意见。该片拍摄完成后，米高梅公司还主动将样片送审，历史罕见。
钳制左翼电影
1933年，中共电影小组负责人夏衍（化名丁一之）创作了《狂流》，标志着左翼电影浪潮在国内兴起。这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相背离，因此成为电检会的“重点防范对象”。第二年，电检会改组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全面钳制左翼电影。
例如，反映农村生活贫困的电影《丰年》，被中检会定性为“鼓吹阶级斗争”，要求制片方修改农民骚动的结尾，改为“地方党部派员会商当地士绅，筹办合作社，农民大悦”的“主旋律结局”，与全片基调相比，“喜大普奔”显得相当突兀。
中检会“淫威”之下，许多电影都横遭干涉。比如，华南地区因语言环境特殊，粤语片较为流行，中检会成立后开始压制粤语片商，造成1937年后国产粤语片几乎禁绝。
审查行动甚至殃及世界名著。1935年，美国华纳公司出品的《仲夏夜之梦》，被中检会定性为“内容涉及神怪之处甚多”，一度将其打为“神怪片”，不发放映准照。幸亏片商积极争取，中检会决定“体谅其为莎士比亚名作，为保存该片文学艺术起见，特准该公司在片头加制说明字幕后，准予发照映演”。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电影的审查并未放松。南京沦陷后，中检会在重庆照常工作，从1942年5月到1944年7月，共计检查电影1312部，其中138部被删剪，66部被禁演。抗战胜利后，中检会的剪刀依旧，连夫妻吻别、男女嬉戏的镜头都要“咔嚓”。
如此做法，引来电影界一片反对。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主办的“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座谈会”上，著名戏剧家阳翰笙说：“我们20年来在剪刀下生活，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过检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时一个电影，一切都好，却只有一样不好，就是通不过检查官的剪刀。”
本文来源：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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