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行家资耀华的银元生活史

（原标题：民国银行家资耀华的银元生活史）

囊中江湖

资本之道

文/徐瑾“我童年时，是使用银元的时代。”

这是民国中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的开篇，浅浅一句，就带回一个旧时代的几多辰光。该书生动详实，绘声绘色，更难得日常开支历历在录，用钱用银几何，一直是经济史爱好者必读。陈存仁的角度，是从市井生活角度解读银元时代生活，其记录飞扬生动之余，而不可确信之处也颇多，典型如章太炎与蒋介石的杭州经历。对比之下，亲历民国诸多金融变故的银行家资耀华的回忆录《世纪足音》没那么知名，但记录就可靠得多。资耀华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由经济学者出身转身银行家，再回学术研究，八十余岁再写回忆录，倒是平实从容，克制真挚。他是银行中人，又在银元时代，关于金融的部分颇为有趣。

说起资耀华，一般人未必知道，但是他的女儿资中筠先生之名在公众中更为普及。很多人就说民国无银行，这是误解，资耀华上个世纪20年代就在天津银行界起家。后来，因为民国金融家、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赏识，加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毕生从事金融接近70年，业界经验以及著述都颇为可观。现在研究金融史，往往都不得不参考《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而这书其实就是资耀华主编，但是他都不居功，都写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陈光甫曾评价资耀华“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而蒋介石与毛泽东也先后接见过他。

当然，和陈存仁的回忆录类似，任何个人回忆录本身难免主观，也会有记忆问题，也有评论者指出资耀华回忆录不全真，这确实见仁见智。资耀华自称“凡人”，资中筠也评价他有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在1949年转折中因为目睹国家过去的积弱，转而衷心拥护新政权。因此对于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记录大多并没有超出主流叙事，但是他的专业背景，使得他关于金融经济的思考相对超然，很有参考价值，填补不少历史空白。

陈存仁和资耀华相差8岁，两人生前未必相识，但是通过回忆录，对比他们的人生轨迹，倒是有不少相似又相异的地方，尤其关于白银的段落，有意无意都改写了他们的人生。陈存仁是1908年生人，自称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而不得不学医，父亲办丧事家中仅有三十六枚银元，据说后事都无法料理。而资耀华是1900年生人，出生于湖南耒阳市山间，几乎在陈存仁父亲去世差不多的1916年，资耀华凭借家里给的40“现大洋”闯到了上海——所谓“现大洋”，也就是银元。中国经济在明朝逐步货币化，白银是流入趋势，有清一代更少不了海外银元流入，有人估计约为十一亿元，即所谓“外洋”。外洋因为制作精美重量恒定而颇受欢迎。银元最早都是国外银元，譬如墨西哥钱币颇为流行，因为上面有老鹰图案又被叫做鹰洋，所以有“洋”之名，直到19世纪末才有中国自制银元，然而也流行“洋”这一说。

资家算是小地主，资耀华在父亲去世之后也宣布放弃继承家产，也避免了他日后被划分地主之名，这多少可见资家家中还算殷实。但他留学经历也堪称坎坷，当他和同乡孩童们正在做着秀才梦之际，却传来朝廷废科举，结果他藉此上了公费小学。初中毕业之后，他一心一意要去北京考京师大学堂，结果父亲听说路费学费每年要300元就不同意，只肯 给40块银元，不让他出省。

长沙只是资耀华第一站，他随后决定去日本。这个16岁的小孩为何有胆量背着家里来到上海去留学？当时中国去日本并不需要签证，按照资耀华的话说，比去北京天津还方便，其次，日本借鉴清华庚子赔款经验，也在日本设立奖学金，除了都是官费，考入之后还给40块奖学金。资耀华在长沙了解了这些情况，和同学一起结伴出行。

尽管有这些天时地利，资耀华的40块银元还是不够，毕竟去日本需要漂洋过海，并且当时还是一战时期，金贵银贱，中国用银，而日本已经是金本位，因此中国银元和日票比例是一比三多。他当时身上只有30多块银元，去日本需要400日元，最少还要筹集120到150银元。他正在烦恼之际，有放木排湖南老乡主动出借这钱，写了一张借条，他们当面就拿出白花花的150块银元来，并且还反复说再多借点也没关系。

这钱为何来的如此便宜，对方并不认识他，又是无息借款，为何愿意出借？这与当时货币信用情况分不开，资耀华如此记载当时情况，“民国初年，市面上银两、银元、毫洋、铜元、制钱多种货币并行。大宗贸易用银两，也就是白银铸的元宝或银块，但市厦上并不常用。日常生活，小买小卖、普通往来都用银元。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这是官价，但行市天天变动，早晚市价不同。银元最通用的是袁大头，称光洋，又称新币。此外还有湖北龙洋、江南龙洋、广东龙洋、北洋银币，有光绪年的有宣统年的，统称旧币。一块银元本来可换辅币毫洋十枚，但因成色不同，有的可换十三四枚，有的则只能换十枚或更少。”

由此可见，民国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不仅银钱并用，而且各地标准不一。陈存仁童年是用银元，而资耀华童年在湖南农村，其实更多是接触铜钱而不是银元，大洋、银两和银元是“乡下土财主的储存手段”。如此紊乱的货币制度之下，自然对于交换造成诸多不便，然而人们也会发明自己的解决方式。湖南乡村基本用铜钱，最多是毫洋，很少用银元和银两。乡下并没有钱庄银号，银元在乡下用处不大，这些放木排的老乡在省城拿了银元，汇兑回去损失不少，往往是买了货物带回乡下，或者找急需现款的人拆兑，而资耀华正是这类人，这些卖木排的人只要知道他老家，不愁要不回钱，这也是在金融体系落后货币制度紊乱情况之下的民间智慧与原始信用的结合。

资耀华去了日本之后，随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从当时日本红极一时的经济学家河上肇，这一经历迅速改变了他的人生，这是后话。有趣的是，他在日本学习接近十年，最后离开的时候，曾经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大师内藤湖南有一个临别见面，“中国（China）这个名字只能算是个地理名称，不像个国家。若说是国家，可说是十几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国家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年少气盛的资耀华面对这番言论并不以为然，甚至非常气愤，以至于内藤湖南给了他一封写给北洋下野总理熊希龄的推荐信也抛之脑后。

资耀华回国之后本来打算进入学界，进中国大学和民国大学两家学校教书，有谁知道教育经费被军费侵吞，教师普遍欠薪，学生又不求上进，号称两百多块的工资结果倒手不过二十多元，欠款何时付清也遥遥无期。如此情况之下，资耀华想起内藤的临别赠言，感觉是不幸而言中了，几次求见熊希龄也被门房拦住。不过最终还是依赖熊希龄的帮助，资耀华获得推荐，先到北京银行公会《银行月刊》，随后进入中华汇业银行，开始银行生涯。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资耀华本身资历过人，另一方面熊希龄见了内藤的推荐信未尝没有另眼相看。

说起中华汇业银行，这是一家有日本背景的公司，资耀华的帝国大学身份也帮助不少，这所大学在日本的学生不少出落成为显要，因此日方人员对资耀华另眼相看。他以实习员身份进入，工资最初经理提议40元，因为有经验的行员也不过50元，谁知道日本方面说帝国大学毕业生不能低于60元，于是他的薪水就是60元。

有谁想到，这就是一代银行家资耀华的银行之路起源呢？随后他以银行业人员身份，参与了废两改元以及法币改革乃至反日本侵略的货币斗争，都是后话，也与银关系紧密，而白银与中国历史的交缠，更是令人感叹，以后再续。

注：作者为青年经济作者，本文为作者货币历史系列，作者近期出版《印钞者》，微信公号《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