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老兵的锄奸岁月(组图)

　　在西城区三里河二区5号楼，95岁的孙德芳老人正在看抗日连续剧，这是晚年已行动不便的老人的爱好之一。从电视剧中，老人能依稀看到抗战时战友们的身影。老人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唱歌，《新四军军歌》、《沂蒙山小调》，老人都能完整地唱下来。

　　每当谈起70多年前那段戎马生涯，老人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回到了敌后锄奸的秘密战线上。

　　人物

　　档案

　　孙德芳

　　1920年7月23日生于江苏省句容县孙家边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了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此后，抗战、保卫、锄奸、渡江作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如今，离休在家的孙德芳老人，安享着晚年幸福的生活。

　　护送野战医院三过封锁线

　　在“苏北”抗战时，为了躲避鬼子扫荡，野战医院天天要转移，我跟随后方医院领导宗瑛大姐保护医院转移。那时，在溧武路以北，日本鬼子构筑了许多碉堡，我们叫它“梅花桩”。医院的许多伤员行动不便，我们要通过封锁线非常困难，也很危险。一次我们抓到了一名尾随在部队后面的汉奸，到了溧北的宿营地，正要审问时，发现汉奸跑了。这下，大家可急坏了，宿营地肯定要暴露了。宗瑛大姐当即决定，原路返回。可大家觉得好不容易穿过封锁线才来到这里，尽管心里有想法，但还是服从了决定。

　　后方医院连夜又二过封锁线回到了出发地。休整了几天，医院又向东南绕了一大圈儿，才再次穿过封锁线回到位于溧北的原宿营地。当地的老百姓看到我们说，前几天，我们刚走，鬼子就把这里包围了，没找到我们，又开始搜山，折腾了好几天才撤走。

　　在茅山地区，我们带着100多名轻重伤员寻找留守部队。山区百姓特别少，给养跟不上。鬼子又在搜山，处境更危险。一次，我们在转移时遇到了鬼子，我带着两个班绕到鬼子后面吸引敌人，另外两个班保护医院转移。转移后，伤员的情绪很低落，有个伤员看到宗瑛大姐就哭了。宗大姐安慰他，打鬼子怕什么，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两个赚一个。有伤怕什么，伤好了，继续打鬼子。她还告诉大家，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才能过上好日子。一席话，伤员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陈毅司令员听说医院完好无缺后很高兴，大会上赞扬宗瑛是女中豪杰，并电令医院和警卫排留下，其他人员北上参加黄桥决战。

　　入伍第一晚

　　一枪没打出去

　　1927年，我才7岁，在上海工厂做工的父亲去世了，这对于一个贫苦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只好带着我回娘家求生。

　　13岁时，我和村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到苏州桃花坞纸作坊当起了学徒，一做就是4年。1937年，上海虹桥机场一声枪响，日本悍然进攻上海，不久，上海、苏州、南京沦陷，工厂也跟着倒闭了。

　　1938年5月，我在回乡的路上遇到了粟裕带领的新四军先遣队。看到先遣队招兵抗日，我就想，回到上海，也是让日本鬼子欺负，不如就跟着新四军打鬼子。这一天，我便加入到了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

　　入伍第一晚，战役就打响了。战士们端着几只重十几斤的德国老套筒发给我们这些新兵，每人还有两三发子弹。我还没有回过味来，就开始提心吊胆地跟着老兵到处穿梭，甚至都不知道战斗何时结束的，紧张得一枪也没打出去。

　　当兵不久，一次部队在一处高地集合，在去集合点的路上，我看见老乡的一捆稻谷掉在路中，挡着道，便上前抱起来放回到老乡门口。

　　没想到这情景被站在高处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看到，他当场表扬我说：“人民的军队就应该这样，随时随地为老百姓着想。”又问：“你是新兵，还是老兵？”“我是新兵。”“参军多长时间了？”“两个月！”

　　这时刘炎主任大声对在场的100多人说：“参军3天就是老兵。第一天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二天练习稍息、立正，第三天瞄准、投弹、拼刺刀，学会利用一切工具，大刀、钉耙、榔头、石头……凡是能消灭敌人的都是战士们的武器。3天后就是老兵，就可以去打日本鬼子了。你都参军两个月了，更是老兵了……”

　　被秘密委任为“特派员”

　　当时部队流传着一句话：不怕苦，不怕难，就怕“特派员”找人谈。新四军部队里有一项秘密工作，就是防止内部人员变节，以及对变节人员进行处置，有点儿像现在的“纪委”，当时称“特派员”。

　　我因为表现好，就被上级秘密委任为“特派员”。大约在1941年，一位知识分子参加了新四军，审查工作是我做的。审查通过后，他被组织安排在了上海附近的县城做地下工作。不久有人反映，这位同志贪图安逸，不愿回到条件艰苦的“苏区”了。组织上怀疑这位同志可能出了问题，就派我去调查。去之前，我已想好，先劝这位同志回来；如果他不愿回来，就说明已出了问题，当时我就得把他毙掉。到了县城，经过一番解劝，这位同志答应回到“苏区”工作，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顺利地处理了这个事件，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我什么也没有跟这位同事说，他也不知道调他回“苏区”的背景，直到现在也没有对当事人公开。这种做法是当时恶劣的斗争环境决定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锄奸队节省子弹“背娘舅”

　　北上转移后，部队的编制重新调整，“特派员”的工作也无声无息地在部队中消失了。我又领受了新的工作——除汉奸。

　　当时部队条件很艰苦，战士们的子弹很少，实际上只有两发。为了迷惑敌人，子弹袋里插的全是木棍。我在锄奸队，待遇也是一样。要想获得弹药，只能从敌人手里缴获。

　　1940年底，我和陈绍海营长在无锡地区执行任务时，抓到了两名汉奸。原来打算把他们带回根据地审问处理。但路上，这两名汉奸特别不老实，不断地制造麻烦，还老想着逃跑。在他们又一次逃跑时，我和陈营长果断地对他们进行了“处理”。因为我们缺少弹药，所以舍不得开枪，也怕引来敌人，就用惯用的方法，在当地俗称“背娘舅”。就是用根麻绳，套住汉奸的脖子，转身往身上一背，就把汉奸勒死了。这种方式对敌人的震慑作用很大，一听到“背娘舅”，汉奸们都很害怕。这次锄奸，我和陈营长的收获颇丰，两支枪，200多发子弹，还有两身长衫。

　　还有一次，我们到一户汉奸家，可家里并没有人，但我们总觉得不对劲儿，跳上床后，就朝着床下开了几枪，再检查，床下拿着枪的敌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在长期的锄奸战斗中，死在我手里的汉奸到底有多少，我已记不清了。

　　左图为孙德芳与营长陈绍海抓到两个汉奸后，换上他们的衣服照相。

　　补白

　　渡江第一团

　　巢湖大练兵

　　抗战胜利后，孙德芳到第三野战军24军215团任副政委。老人还记得，淮海战役刚结束，部队就开往巢湖练兵。

　　当时的巢湖聚集了几十万大军，国民党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江，把大部分船都毁掉了。解放军一面找船，一面练游泳、练在船上射击。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解放军，把自家的门板、房梁拆了造船。造好的船就停在江边的河岔里，用草盖好。每天，国民党的飞机都会来转一圈儿，扔下几颗炸弹。因为解放军把船只隐蔽得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我们就在这里练兵，随时准备渡江，就等着北平的谈判结束，等着毛主席，朱老总的命令”，孙德芳作为副政委，每天的工作就是宣传，把党的指示传达给每个战士。战士们的士气特别高，身上、鞋上、粮袋上，都写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我们团是24军渡江作战的第一团，也是先锋团。全团配备了几十条船，每个船上一个排。记得是当年的4月20日下午6点多，渡江作战就开始了，万炮齐发，江面上全是渡江的船。渡江作战特别顺利，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我们在后面追，敌人在前面跑。南下的干部顺利接收城市，建立新政权……”

　　本报记者龙露 通讯员段雁南J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