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陈垣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所、中古所和近代所，拟定负责人分别是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当时陈寅恪在岭南，但无意北上，友朋纷纷来劝，可陈寅恪“谢不就，荐陈垣代己。”

这是陈寅恪第二次推举陈垣。第一次是在1929年，当时的清华大学四大导师四去其二，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了陈垣，建议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梁启超）、王（王国维）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但这一次，陈垣没有异议。

日据北京时代，大学纷纷南迁，独陈垣的辅仁大学在洪流中屹立。蒋介石多次派飞机来接，陈垣或拒绝或躲避。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稀之年的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欣喜学术和人生重获新生。5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1951年11月，毛泽东向别人介绍陈垣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1952年，陈垣在《大公报》刊出名曰《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的自我检讨文章，令学人尤其是陈寅恪震惊。

其实陈寅恪没有走。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却在北京解放时离开，辗转南下，执教于岭南大学。吴宓日记透露：“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香港。”那时候信息传达或有不便，但陈寅恪是个巨大的存在，北京的郭沫若和陈垣岂会不知？解放后5年了，郭沫若才奉命给陈寅恪写信，邀其北上。陈寅恪拒绝了。

史学界并称陈寅恪和陈垣为“双陈”，可见二人造诣之高。狂人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1937年胡适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1938年，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陈寅恪缓缓道来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2年胡适说：“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1933年汉学家伯希和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陈寅恪多次为陈垣著作作序，其中有云：“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陈援庵即陈垣。

终其一生，陈寅恪再无北上。陶铸对陈寅恪关怀甚多，但未能逃过文革，目盲腿膑的一代大儒，忧愤而去。陈垣学术成果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完成，此后忙于教学，并积极参政议政，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文革后，陈垣也未能幸免地遭到冲击，饮恨而去。

很多年后，清矍淡泊的陈寅恪留给世界的是一个清泠的背影，他以一人之生命诠释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以漂泊贫困的际遇践行着自己的独立人格，成为一个精神高度和标杆。他的弟子忆起老师，多凛凛风骨，少俗世细节，他的弟子有季羡林、蒋天枢等，对他执弟子礼的有大家冯友兰等；陈垣留给世人的背影是温暖的，在他从教的近50年的生涯中，对学生一片丹诚，细致周到。他以实干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诠释着师者和学者的坚忍。弟子启功忆及恩师，说此“恩”乃是再造之恩。在陈垣去世时，启功著挽联云：“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誉陶甄。”

陈寅恪无博士学历，陈垣无师承。陈垣长陈寅恪整十岁，广东新会人；陈寅恪1890年生，江西修水人。两个大师，两种背影，都让人感佩感慨，却欲辨已忘言。

作者：董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