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的任意变形

迟宇宙

在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办公室中，你可以看到堆积的诗集、小说和文学评论；你也可以看到一块能显现水汽的石头、两只小猴儿、三只鹦鹉和四只大猫。至少在它们眼中，黄怒波是个和善和有趣的人，与外界塑造的凶狠霸蛮、狼性十足的形象截然相反。

我见到的黄怒波“一团和气”，与它们嬉戏周旋的那个黄怒波并无二致。这或许因为谈话对象是他北大中文系的师弟，又或许是因为都写过诗。这样的对话，确定无疑，会以诗开始，并以诗收幕。

在对话之前，我查阅了《未名湖诗选》，这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出版的一本诗集，收录了北大1977年后二十年间最重要诗人的作品。我没发现黄怒波，也没发现“骆英”（他的笔名）。在1977级的诗人中，我只看到了查建英。黄怒波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沉寂多年的激情热望，经由或粗粝或细腻的文字，经由浅吟低唱或是咆哮吼叫，显现和迸射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

黄怒波没有出现在《未名湖诗选》中，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北大诗歌最大的赞助人—他向北大捐了一大笔钱，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他也时常与北大最优秀的几位诗人，西川、臧棣等人进行创作互动，有时候他也会怀念起早逝的海子、骆一禾与戈麦。

在中国房地产界，黄怒波可谓一朵奇葩。毫无疑问，他是开发商中最好的诗人。黄怒波的新作，《跳舞兰：死亡哲学笔记》，较之他之前的《小兔子及其他》与《绿度母》，以我个人的判断，的确达到了汉语诗歌写作的较高水准，而潘石屹则尚未在演艺界宣示出“存在感”。

黄怒波在大学中并不怎么写诗，他成为“骆英”是毕业后的事情—那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宣部的官员。这或许是他未能出现在《未名湖诗选》中的原因。事实上他13岁时便已在《宁夏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学校里觉得有学生在《宁夏日报》上发表诗歌是件大事，就把报纸放在橱窗中展示。他们抠掉了他的名字。他们觉得，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他不配在展示中出现名字。

如今的黄怒波已不再担心自己的名字被抠掉。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之一，与王石、潘石屹、冯仑、易晓迪等人并列在“英雄”榜单中。他也是胡润榜、福布斯榜的常客，尽管排名并不十分靠前。

在成为商人之前，黄怒波先是在兰州饱受欺辱，后来到宁夏的农村插队。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官员。后来他厌倦了一眼能看到头的未来，下海经商，组建中坤地产公司，去寻找生命中的不确定。二十年来，他盖了不少房子，赚了不少钱，成为了工商界的明星、媒体的宠儿。毫无疑问，他曾享受过这些虚妄，如今则感到倦怠，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幸福感”。

作为一名商人，黄怒波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宏村计划”。宏村是黄山附近一个独特的古民居村落。黄怒波1985年曾被下派到这里当老师，讲授古代汉语。1997年，他的中坤地产初具规模。他投资了400万元，用于宏村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他后来推动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这种根植于文化眼光的商机，只有诗人才能看到，也只有诗人才干这种事。”他说。

对于黄怒波来说，最大的1桩挫折毫无疑问来自冰岛。2011年，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中坤集团主席黄怒波拟斥近10亿冰岛克朗(约880万美元)购入冰岛东北部一幅被称为格里姆斯塔迪尔的土地，并计划投资约100亿-200亿克朗(8800万-1.76亿美元)发展生态旅游度假村。”

起初的时候，冰岛总统格里姆松表示欢迎这一投资，并称这是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的一个迹象，冰岛国内声音趋于一致，欢迎黄怒波投资。事实上，冰岛的确需要来自黄怒波的投资，2011年的时候，这个北欧小国已经濒临破产了。然而当地一些有声望的人却质疑说：“我们都搞不懂黄怒波为什么要买那块这么大面积的土地。那里冰雪覆盖四五个月，要在那里建高尔夫球场、骑马场，可以利用的季节太短了。”他们推动冰岛政府否决了中坤的特别申请。

这些有声望的人并未意识到，这块土地已经挂牌十年无人问津。冰岛一位官员也称：“黄怒波希望收购的，是坐落在冰岛东北部的一块私人领地，属于冰岛境内最寒冷和最荒芜的一块土地，归属于不同的农场主。过去那里曾经是牧羊场，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推进，土地被荒废了很久。”

英国《金融时报》称黄怒波“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黄怒波则声明，中坤到冰岛购地开发投资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完全出于商业目的，与政治毫无关联。

冰岛政府最终否决了这项收购。黄怒波相信，冰岛政府阻止他的购地交易，是因为对方忌惮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许这个世界还没有为迎接中国的企业家做好准备。”

对于黄怒波来说，在冰岛的挫败并未对他构成打击。他浪费了时间和情感，但却并未浪费金钱，也丝毫无损于他与冰岛诗歌界的交流。

在所有身份当中，黄怒波最看重“诗人”。“诗歌是自己的，不管你穷也好，富也好，社会伤害不了你。它可以让你穷，可以让你死，但诗是你自己的。诗歌是精神财富，谁也剥夺不走。”他说。

“诗歌让我活得有意思。加缪、海德格尔都说过，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世界是不是挺荒谬的？我小时候在宁夏的小黄河边穷得要死，一辈子的梦想是到天安门看看。那时候想，如果有了钱了，就买一大堆苹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更幸福了吗？更痛苦了。因为你在不停地问自己：活着为什么？就是为了天天尔虞我诈吗？就是为了挣钱、为了上电视？这时候你就会怀疑人生。你开始痛苦了，这是真正的人生开始。人生是痛苦的，你在这时候可能真正成熟了。诗歌给了我一种成熟，把我变成真正的人。”

加缪也好，海德格尔也好，马尔库塞也好，波德莱尔也好，本雅明也好，卡夫卡也好，德莱塞也好，菲茨杰拉德也好，他们都曾挣扎在这个世界现代化的迷雾中。他们没办法刺破迷雾，但他们可以陈述、想像、传播、描绘。他们为我们提供残忍也提供柔软，为我们提供坚硬的绝望，也提供温暖的希望。

黄怒波一直在感应中国现代性的变形记。事实上他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意味着野蛮生长，包括环境污染、暴力拆迁、道德沦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其间的“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胡锦涛语）。在这样的现代化中，就如黄怒波诗中所写，“本质上你就已经终结了一种文明”。人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了钢铁丛林，人们敬畏财富胜过敬畏上苍，追逐权力胜过追求内心的自由。

黄怒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也是一位反思者。在中国工商界，大部分人依旧没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他们依旧追求“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诗歌使黄怒波痛苦，也使他能够在现代化中去反思，去领略“我死之后，将会洪水滔天”的悲悯。

在中国工商界，拥有强大的表述能力是一种罕见的天赋，冯仑、潘石屹、任志强、黄怒波都碰巧拥有这样的天赋。他们能够总结、陈述、反思和疑问。当他们能够巧妙运用起天赋的时候，他们就超越了“富豪”的富豪，而成为真正现代化的、有象征意义和启示效用的中国公民。这是他们唯一值得我们期许的“变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