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洲说：“我当时十分害怕。原来国民党的宣传是宁可落在沦陷区，也绝不能落到解放区。因为那时候流传着如果国民党的军人落在解放区，运输机飞行员要重打一百大棍，轰炸机飞行员要活埋，战斗机飞行员要活扒皮。”
王延洲说，后来的待遇证明这一说法完全是骗人的。
在一个小村庄里，老百姓给他炒了鸡蛋、烙了大饼。但晚上，因为担心共产党的政策是“先甜后苦”，王延洲还是睡不着。第二天，一位民兵大队长带王延洲到了夏津县，见到一位老者，穿着大棉袄，扎着皮带。心里正纳闷这人真够土的，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县长时，让王延洲吃了一惊：“跟国统区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后来王延洲又辗转来到了邯郸军区联络部，受到热情接待。渐渐地，王延洲感觉共产党不是那么可怕。
王老回忆说：
常能见到的共产党军队领导人有：罗瑞卿、聂荣臻、张香山、刘伯承、邓小平、黄敬、赵尔陆、耿飚、朱良才等。……那时，他们都很忙，指挥部队作战，经常不回来。有时忙里偷闲，与我这个“闲人”对阵玩玩扑克或下下象棋。邓小平棋艺高超，我是十有九输，只能甘拜下风。”
那时，我二哥是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上校副官处处长，他托人到南京梅园新村17号中共办事处，会见处长钱之光，将我驾机迫降至解放区的情况代为转告周恩来，设法查清我的下落。
后来，大约是在1946年7月左右，钱之光处长答复我二哥说：“经过我们与有关部门联系，证实你弟弟王延洲于1946年4月26日安全迫降于河北省清河县，现在武安县冶陶镇学习。至于他是否愿意回来，宜由他本人做主……”
当时，内战还没有打起来，共产党的政策是“来去自由”。
我问王延洲：“为什么没回去？”
对于我的提问，王延洲思考再三，对我说：“我开的迷航的飞机，是一架医疗抢救型的飞机，价值不菲。我就是本人回到国民党军队，但飞机还在共产党手中的话，仍然是要追究我的责任。前思后想，还是先在共产党军队干着吧。”
我感觉，王延洲这样说，比较符合逻辑：“L-5型救护机放在共产党军队了，回去怎么交代呢？今后，是否受到重用？会不会遇到故意陷害？说给共产党送飞机？这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实话实说。
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王延洲去了解放区的许多地方，接触了许多老百姓。耳闻目睹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天壤之别，使他的思想发生大转变。“那时，解放区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去留自愿，当领导问我的想法时，我当即表示留下来！”王延洲说。
就这样，王延洲被列入了驾机起义人员名单。
1948年春，王延洲被调到东北牡丹江老航校，从事飞行教员的工作。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王延洲随部队到北陵机场参与接收工作。
1949年春，王延洲调航校公主岭二中队，秋天调北京新组建的飞行中队任飞行教员。
到解放区后的数年时间里，王延洲先后在解放区教导团将校大队、牡丹江航校等单位任过职。1949年，在一次对国民党的宣传广播中，王延洲畅谈了自己在解放区的感受，并郑重宣布退出国民党。
我问王延洲：“是否记得东北老航校的日本教员前田光繁？我采访过这个人。”
王延洲说：“怎么不记得。他瘦瘦高高的，曾经是侵华日军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属于满铁系统。他1938年到延安，和其他的航校日本教官不一样，他是‘老延安’了。如果论‘参加中国革命’，他比我资格老。”
王延洲说：“说起日本教员和原国民党军队教员，还有好多故事呢。”
王延洲笑着说：“当时，新学员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选拔的尖子学生。这些亲历战火的军人有两个不习惯：一是给日本教官敬礼不习惯。‘妈的，给他们敬礼？’有人说。二是给我们这些从国民党部队来的老飞行员敬礼不习惯。但是，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不管个人，还是社会的进步，都要有个过程……”
王延洲回忆：“空军司令王海、林虎等人，那时都是学员。见了我，要立正、敬礼的。”
四、开国大典，飞过天安门广场的战友们
王延洲说：“开国大典时，驾机组成飞行编队，接受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飞行。”
王延洲回忆：“被选中参加开国大典，自己也很诧异，因为我曾经是国民党的飞行员。不仅仅我参加了编队，我还看见了其他几位原国民党军队的飞行员。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从南方起飞，在开国大典中袭击天安门，所有战斗机还是挂弹飞行。有情况，直接参加战斗。”
王延洲强调：“17架飞机中，从国民党军队来的飞行员有刘善本、杨培光和闫磊等人。”王延洲叹了一口气说：“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刘善本，1946年6月26日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总司令还把他请到自己窑洞里做客。“文化大革命”中，刘善本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3月10日去世，终年53岁。
王延洲说：“我误降到河北省清河县伍家岭村后不久，刘善本还专程来山西冶陶找我。由此，我开始和刘善本建立了友谊。‘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殴打致死了。”
王延洲还说起飞虎队的战友周训典。周训典曾经作为中美空军联队第五飞行大队第二十七飞行中队的成员，在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的指挥下，执行了71次飞行任务并且击落两架日军飞机。周训典1949年8月参加了解放军空军。解放后，周训典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7年，他被扣上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实行隔离审查，1970年5月2日被迫害致死，时年49岁。
我说，我采访过周训典的家属。他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殴打，还没有断气，就被“造反派”连拖带拉地扔进垃圾堆。当时，全国还在定量，还有粮票。很多野狗就去啃食奄奄一息的周训典。临死，周训典还在抬手轰赶狗群的撕扯。
王延洲听了，陷入沉思。他没有说任何话。
王延洲谈起飞虎队战友彭家衡、吴其轺、林雨水的遭遇，也是一脸的悲伤。
我笑着调侃，问王延洲：“你为什么没有被迫害呢？”
王延洲笑着说：“哪有国军不入狱的？我是1957年入狱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已经回到老家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花岬峪村种地。刘善本和周训典等人，都是在大城市、大机关。而我，恰恰在乡下。乡里乡亲的谁都认识谁，从小光着屁股长大，无非是天天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老百姓眼中的世道是什么？这个军阀来了，那个军阀走了；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败走了……战乱不断，多少人死在外面了？……你王延洲活着回来，还当过国民党？还当过美国兵？还飞过天安门？得！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好好种地吧。老百姓是不？老婆孩子热炕头，脸朝黄土背朝天，得了。”
我改问些高兴的话题：“开国大典，飞天安门，在南苑上空盘旋时想什么？”
王延洲说：“当时我们是带弹飞行，下面是天安门！面对如此信任，感受更多的是激动。”
王老回忆：“为追求更好的视觉效果，受阅飞行由17架飞机组成。”他说：“编队共6个分队，前三个分队共9人各驾驶1架P-51战斗机，呈3个“品”字飞在最前面。我在第二分队，担任右僚机。第四分队以2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队形；第五分队以3架C-46型运输机呈品字形队；第六分队以1架L-5做长机，2架PT-19做左右僚机，也编成品字队形。这样，17架飞机形成一个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
王延洲说：“每一次在北京南苑上空转弯，我都往下面看。1937年，七七事变，我就是在南苑中了日本鬼子一枪，是我自己把子弹挖出来的。至今，还有伤疤！62年了！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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