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二十九军老兵，就必须要提到一位二十九军出身的传奇英雄。他就是王延洲。
1920年10月，王延洲出生在山东日照孙家村一个普通的农家。15岁念完私塾后，王延洲去青岛当了一名学徒工。1936年春，王延洲16岁，在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当连长的堂兄王延德把他送到二十九军北平南苑军训团接受军训。从此，王延洲踏上了一条血与火交织的人生之路。
一、十命换一命，学生兵英勇杀敌
王延洲刚刚参军，第一课，长官讲的就是：“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我们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王延洲回忆：每到吃饭，长官要吼：“我们吃的饭是谁给的？”当兵的齐声喊：“老百姓！”接着，长官喊：“我们的敌人是谁？”当兵的齐声喊：“是日本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为抗击气焰嚣张的日寇，军训团在南苑机场一带展开了阻击战，还没完全掌握军事技能的王延洲拿起枪走上了抗日一线。最终，军训团因抵挡不住日寇的凶猛进攻，只好撤退。
当时，战火纷飞，倾盆大雨。王延洲所在的第三大队大队长冯洪国(冯玉祥之子)宣布：军训团解散，有愿意抗日的，3天后到河北省固安县集合。
我向王延洲提到，有这样的说法：“七七事变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军训团，900多人，全部牺牲了。”
王延洲老人听了大笑：“我不是还活着吗？当时，军训团全部打散了，是实情。多数人光荣牺牲了，这也没错。原因是当时的日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据说，他们都是在东北盘踞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我记得这些日本兵身高都在170左右，白刃战是行家里手。他们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呀、呀、呀’喊叫着疯狂地冲过来，很多新兵吓得双腿打战。而且，日寇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山炮、机关枪、马队。”
我和王延洲老人提起一个人，叫李鸿斌，他也是二十九军军训团的学生兵。
2007年7月7日，我曾经在卢沟桥组织二十九军老兵进行“最后一次集结”。当时，从南京来了个叫李鸿斌的老兵。他的回忆，和王延洲的回忆非常近似：
军训团于7月27日黄昏奉命进入北京南苑南面阵地。这1700余名学兵团士兵中，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拿枪。
“太阳出来之后，日军发动地面进攻，前面是坦克，后面跟有大炮、步兵，如狼似虎地向阵地扑来，阵地前方200米范围内，全都是敌人。”李鸿斌说，28日早晨6时左右，日军出动10架飞机，轮番疯狂轰炸我军阵地，并低空扫射。没有防空设备的我军阵地一片狼藉。日军继而以坦克掩护步兵，猛扑我阵地。
从清晨到中午，敌人几次进攻都被学生兵们击退。战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开始拼起了刺刀，年轻的学生兵几乎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敌人拼命。许多学生浑身被刺得血肉模糊仍然抱着敌人奋力厮打……在这场南苑之战中，1700多名学生兵仅有六七百人生还。是夜，部队即向保定方向撤去。
七七事变的第七天，17岁的王延洲就负了伤。乘着天黑暴雨，王延洲等4人一起突围出来。休息时感到疼痛，王延洲才发现自己被跳弹击中了，左大腿内侧有一个小洞，用手一按，一颗子弹在里面跑来跑去。其他三人谁也不敢下手挖出子弹，王延洲用两段树枝当筷子，咬着牙自己硬是把子弹“挖”了出来。
王延洲一行人零零散散地先后赶到了河北固安后，二十九军军训团三大队重新集合。
1937年底，王延洲被分配到湖北谷城一部队当班长。由于不满“毕业后当干部”的承诺未兑现，王延洲等4人合谋开了小差，一路逃亡到了西安。
我问王延洲：“被抓到会怎么样？”
王延洲说：“二十九军携枪逃跑，就地枪决。其他情况抓到的话，暴打一顿。”
在西安，因为衣食无着，他们被迫进了流亡青年招待所。在流亡青年招待所期间，王延洲努力复习功课，做着两种准备：“一来可以考军校，二来也可以考西北大学或西北农学院”，他认为，这就是他当时唯一的出路。也是得益于在青岛做小伙计时学习的知识，1938年春，王延洲考上了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同年加入国民党。
王延洲回忆：那是1940年2月，农历春节期间，我们几位军校同学在西安的大街上看到了中央航空学校招生广告。我想，参加空军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来了。王延洲又凭借健壮的体格，顺利地被录取，到昆明参加飞行理论学习，随后，被派到美国航空学校培训。1943年春，王延洲结业回国，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八中队任飞行员。
二、飞机掉队，击落日军运输机
第一次执行任务，王延洲就掉了队，不料却因此“捡了大西瓜”——击落一架日本运输机，荣立一等功。
1943年6月2日下午3时，王延洲首次驾驶P-40N战斗机执行任务，22架战斗机掩护15架轰炸机去炸被日军占领的郑州火车站。在车站上空，日军地面高射炮十分厉害，飞机周围全是浓浓黑烟。轰炸完毕，王延洲驾驶的战斗机引擎突然停车。看着其他战友纷纷返航，王延洲只能控制飞机慢慢下滑，准备迫降。紧急关头，王延洲发现控制表盘上的红灯亮了，原来是左油箱油量耗尽。拧转开关，王延洲迅速爬高到3000米返航。突然，从左边迎面飞来一个黑点，王延洲顿时紧张起来，他打开武器开关，做好了战斗准备。
黑点越来越大，王延洲发现这是一架“九六”式大型运输机，离得更近些，一幅白地红太阳图案赫然印在机身上。
“看到是日本战机，我简直要红了眼，立即调转方向绕到日本运输机的右后方。瞄准后，右手食指一压按钮，六挺机枪同时开了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延洲异常兴奋，他两眼炯炯有神，边示范边讲解：“敌机被击中油箱，立刻起了火，眼看着一团火焰向下栽去，我就迅速返航了。”首次单飞就有斩获，王延洲颇为得意。
“第二天碰到美籍分队长，他告诉我昨天晚上收听了日本广播，说有一架飞机突然失踪，机上有7名日军将官，从时间、地点上推断就是我干掉的。”王延洲说。回到机场，军械员检查发现，击落这架运输机王延洲只用了18发子弹。为此，中美混合团给王延洲记一等功一次，并发给1.2万元奖金。
后来，王延洲又驾驶这架P-40N战斗机先后击落零式战斗机3架、东条战斗机1架。
王延洲特别强调：日本零式飞机的性能不错。这种飞机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海军的主力战斗机。生产年为1939年，是日本纪年的2600年，因此被称为零式战斗机，正式名称是“零式舰上战斗机”，简称零战。老王说，零式战斗机主要是升空加速度好和转弯半径小，灵活。“东条战斗机”是日本当时的最新产品。
王老还给了我一份书面资料：
据统计，1944年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期间，我空军与飞虎队在两个半月内，出动飞机5287架次，投弹11640吨，炸毁敌卡车596辆，桥梁14座，船只1000余艘，飞机114架，使日寇在衡阳前线几乎到了弹尽援绝的地步。驻华日航空兵在我们中美空军的打击下，损失逐步增加，1942年日本损失飞机213架，1943年为453架，1944年达到了674架。从1944年夏天起，美B-29巨型轰炸机自成都空军基地起飞，不断轰炸东北、日本本土，使其军火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日在华空军为保卫本土，除留60多架飞机外，其余主力全部撤离大陆，最终在两颗原子弹投掷下去后，日本武士道的神风敢死队也丧失了战斗力，无条件投降。
三、一次非同寻常的迫降
抗战结束后，王延洲被调到济南国民党空军第九战区司令部。1946年4月20日，王延洲驾驶L-5型飞机由四川飞往济南，飞过徐州后，由于天气突变，能见度极低，飞机偏离了航线。凭借多年的飞行经验，他操纵着飞机降落到了一片麦田里。这一次迫降彻底改变了王延洲的命运，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王延洲降落的河北省清河县，是当时的解放区。迫降后，虽然已是饥肠辘辘，但王延洲却不敢轻举妄动。他担心万一被解放军俘获，非但填不饱肚子，还可能连命都要搭上。可是，他还是被一个民兵俘虏了。
本文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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