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罢市风潮与房客运动(图)

　　张生

　　近代上海住房问题严重，城市租赁越来越成了严重社会问题，再加上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等因素，租住于上海的人们，尤其是小户商民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日渐增长的房租面前，入不敷出。上海房客的减租、罢租运动，清末早已开始，参加者以小户商民为主体。这种持续性的减租要求，并未因为上海政权的更替而受到影响。清末的减租事务所，1920年代的房客联合会，1930年代的房租减半运动，不同时期的上海房客运动又因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状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清末上海商业与

　　房屋租赁市场

　　1900年，庚子事变之时，东南互保使租界上海成为国内乐土。国内富足之人多涌入租界，居留者乐不思蜀，沪地虽大，也有人满之势。于是房租日渐高涨，“遂递年俱进，自二十至三十、四十、五十元，犹为普通房屋，大有长安居不易之慨。”1905年开始，清政府推行立宪政治，上海通商大埠，得风气之先，居民社区意识高涨，邻里之间均有守望相助之义，但房屋租金高涨，顶费挖租之风日渐严重，盛行上海。

　　由于租金高昂，许多住户无力交纳。为维护房产业主利益，1907年2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订有《取缔租户章程》，规定业主对欠租户（一般为欠租3个月以上）可禀请公廨将房屋加封。房东只须开列姓名、店号以及欠租数目，向捕房报告，由捕房报会审公廨出谕单，通知欠租人限时付清。如租户仍不付清欠租，即将房内财物拍卖抵租。次年秋，法租界众租户曾呈请业主减租，各商家禀请商务总会后，移请廨员景明府传谕中西各房东酌减房租，但景明府表示：“尔等所禀确系实情，但房东有自主之权，若假以官力反多不便”。官方态度使减租风潮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1908年秋，一些外商声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为开设橡皮公司大量招股，并不断抬高股票价格，部分外资银行如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与其相互利用，承做该项股票的押款，中国商民纷纷争购。时至1910年7月，幕后者以英国商人麦边为代表，趁股票价格升高之际，暗将股票卖出，潜逃国外。这时外国银行宣布停止受押，并追索以前所做的押款，于是股价猛跌，股票有卖无买。这就是上海有名的橡皮风潮，是时，上海数家西帮钱庄、票号如正元、兆康、谦余相继停业，沪市大动，米价及日用品相继飞涨，同一时间，北方鼠疫风潮乍起，大有蔓延沪上之势，上海居民均惶恐不安。

　　相当多的租界华界商铺由于房租过高，入不敷出，无法正常营业，申报上也多有“欠租潜逃”、“追缴房租”、“欠租封屋”等的报道，其海上闻谈栏目也推出多篇题为《沪上悲观》的短评，其中大多讨论上海房租过高的时局。

　　请减房租事务所的成立

　　1910年10月底，两江总督张人骏奉清政府之命到沪视察商业情况，并以官方身份商议钱业、票号向银行借款之事。公共租界小户商民听及此事后，遂有借官方之力进行减租的想法，张人骏转札上海道刘襄孙办理，其问道：“沪市商情困难，自系实情，所请减轻房租各节，能否办到？”

　　公共租界房主多为洋行，其中沙逊、哈同洋行等所属房产最多，势力最大，与房客矛盾也最剧烈。在两江总督的批示下，上海道台刘襄孙对此事开始关心。英公共租界请减房租事务所借机成立。商民代表胡芸青、孙文鉴等广泛活动，多次呼吁商会，希望借出官方力量，劝动房东，减低房租问题。之后，商会发布普劝华商各房东减租书。减租事务所还登报致谢首先减租的团体和个人，以此作为宣传手段，拉拢房东。减租事务所的工作受到上海部分士绅的关注，有人进行捐款。如霍堃、陈梅村、孙冠仁、（毕）才浩、陈笠卿、孙双志等人在新丹桂园茶园演剧，所收戏资抵除费用以外，全部捐给减租事务所做经费。

　　1910年11月30日，公共租界刘保昌、罗蔚等十二人再次请求会审公廨减低房租，英公共租界请减房租事务所发布传单，进行集议。12月4日，众人在西门斜桥西园集议，再次讨论减租问题，到者万余人，其中参与的主要人物有胡芸青、孙文鉴、孙冠仁、陈梅春、严统菴、孔吉甫、周廉生及公共租界代表刘德人、何德茂等人。会上诸人讨论说，请减房租这件事情，之所以没有效果，是因为“无一二最有体面人向各房东极力商请也，惟有恳求商会总协理及各商董出为商劝，必可达到减租目的”，会议议决，各路各弄各举代表一人，限定时日在事务所齐集，同往商务总会恳请。在英公共租界房客活动的感染下，南市商人沈旭初等与法租界商界相互联络，也有“一体减租”的意愿。

　　对此，上海道台的反应是：“深恐各商民持论激烈，致起风潮，即饬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谕告各商民宜和平商酌，免生事端”。会审公廨会审官宝子观致函商会总理周金箴、协理邵琴涛称：“盖减不减之权在房东，而住不住之权在房客，租界一隅，本系外人居留之地，此间既居大不易，何妨迁地为良，适彼乐土。”在该信中，宝子观又道出了会审公廨方面与其本人的苦衷:各商民之意似欲鄙人硬判原告减租，再行付租而后快，当今预备立宪，人民程度日高，与外人相处尤宜自范于法律之中，方不为外人所轻视。

　　但减租成果不著，众人均开会不止，《申报》详论减租之益处有三：一、市面的盗贼少;二、工部局收捐多少，以市面之盛衰为比较，十室九满，捐钱不至少收;三、房东与市面兴盛后，所有房地之价值必能增长。上海道台为了防止意外，特别委任浚浦局提调关烔之向华洋各房主磋商减租。关氏在会审公廨为谳员多年，深受华界商民信任，关烔之担任调解人员后多次发布谕示，也表达商劝的意愿。为了找到模范带头之人，公廨方面想出办法，首先劝请华商开始减租，并以种族、国家、同胞之情义劝谕，其信函写得琅琅上口，颇有趣味，其文曰：“念居停之情一二日亦为宾主，具国家之想四百万莫非同胞；似宜首先减租，以为西商之倡，公等须念众贫不能独富，散财即以生财，与其废屋空闲向西风而倾塌，欹若雕楹大敞庇寒士而欢颜，即博好义之名，尤收目前之利”。

　　上海县令还亲自到自治公所与董事李平书、王一亭商议办法。请减房租事务所也以中国传统的东翁与西宾的关系，致书华洋各房东，希望其暂时减免房租，在日后商情复苏，经济转好之后，另行补足。

　　此时作为地方舆论的《申报》，多数站在房客角度，其主要原因无非有二，一、租界房主多为洋行，处于强势地位;二、房客方多为华人，小本经营的商户，明显弱势。《申报》在三问租界各房主的系列评论中，以金钱与人生的轻重进行比较，其劝告说：“房主而不允其请，则租界中人必皆将讥讪房主重视金钱，租界各房主名誉重乎，金钱重乎？”

　　南市沪北罢市风潮与

　　房客运动

　　《申报》连续两次发表大篇论说，为上海商户减租摇旗呐喊，题为《为上海商人请减房租事敬告华洋各房主》：而自京汉铁路开通以来，上海商业又受影响，使津浦铁路告成后，上海商业又必为之一挫。使粤汉铁路亦能数年内首尾一律联络，此后上海之商业必有江河日下之势，凡在上海置地产、营商业者，虽有主客之分，要各存维持上海商市之心，房主减收市屋之租价，以轻房客之负担，审时度势应为之事，盖房租不减收，则房客之营业必致亏折而倒闭。

　　房客运动尚未达其目标，华洋杂处，良莠不齐，从中造谣生事不顾大局者日多。更有投机分子以减租活动的名义向各店铺收取费用。对此，南市及法租界请减房租事务所声明说：倘有不知自爱者私向店户收取经费，即是假冒。上海县令为了尽快消弭减租活动带来的动荡不安因素，因时因地，制订了一些标准，拟具章程五条。在此之后，沪南减租事务所随即解散。但租界情况却出现了意外，商民无锡人刘保昌（汉碧礼路165号长兴麦馆馆主）散发传单，被认为是煽众抗租，被捕房逮捕。1911年1月7日，公共租界出现大规模罢市，南京路、浙江路一带店铺相率闭门，只留小门交易。事实上，并非全部商铺一律停业，如南京路三阳南货店照常交易，围观的人认为其不顾公益，有意反对减租，于是滋事者竟有用石片掷入店铺，迫令其闭门者。

　　会审公廨并无良策，宝谳员只好函请商会劝导商家开门，信中分析说：“查现在闭门各店铺约分三种性质，一种为实系欠租之户，一种为并未欠租，随同附和希冀减租之户，一种为殷实商铺，深恐流氓乘机滋事因而闭门之户；大约南京路一带殷实者居其多数，……请一律开门，蔽处及捕房担任保护。”法租界公董会为了防止罢市风潮蔓延作了相应布置。英工部局也均做了相应布告，南市城自治公所警务长更加添涉巡岗，以防滋事。

　　此时，上海道台刘襄孙人在南京，尚未回沪，于是，道署派施子英邀集各方官员及地方士绅：商会总会总理周金箴、协理邵琴涛、南市商务分会总理王一亭；南北商会议董陈润甫、焦乐山、沈缦云、丁价侯、沈仲礼、朱五楼、席立功以及上海县令、海防厅查司马、会审公廨宝谳员，均由商会乘车至抛球场，向西步行，依次劝说各店铺开市营业。刘襄孙回沪之后，各店逐渐有开门的迹象。沪道刘襄孙函邀各房东商议办法，定于初八日，邀集了上海客籍各帮的大部分知名人士及团体，其中有广帮的谭干臣、梁纶卿、关湘泉等；宁帮的方镇记、李诵清堂、叶树德堂、周湘云、朱葆三、苏葆生等；绍帮的孙植斋等；苏帮的盛公馆、王驾六、祝兰舫等；湖帮的刘贯记等。

　　为了防止意外变故，刘保昌被开释以安众心。刘保昌跑到南京路，手持白布一方，上面写着“房租已蒙宪准劝减”。并在大街上高声呼喊：“务请各宝号速速开市”，结果刘又被带入捕房。但经会审后，沪道坚持减租之事实应属官方劝谕，希望刘某毋须多事，而陪审的美副领事则认为刘某似乎有疯病，沪北罢市则以此闹剧收场。

　　11日左右，沪北罢市风潮刚有所缓解，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市再起罢市风波。原因不详，但可以得知的是：南市减租事务所代表陆吟江至商务分会求见商董王一亭，结果未获接见，遂起了推动罢市之心。第二日，在大东门、十六铺码头的三和米行，均有骚乱发生，上海县令只好将为首的沈旭初羁押一段时间，之后，将其为首的请减房租事务所解散并吊销薄据。同时，在新北门、老北门、小东门、大小各街以及庙前街、豫园内、福佑路、旧校场等处也多有商铺停业闭户，其间甚至有将开业的商铺毁坏的情况，而沪道及上海县均出谕示：“减求必出和平，非要挟所能办到。”

　　清末房客减租运动之评论

　　《申报》虽然对于商户持同情态度，但也对于沪南、北市罢市骚乱提出了批评。县令、城乡自治公所等官方均出示了谕告，为了通晓明白，以便识字不多之一般人能够看懂，上海县令发布四言韵示曰：请减房租、办理宜平，宾主和商、毋庸争竞，租界风潮、刻已平定，城内南市、更加安静，各商铺户、谣言勿信，即刻开市、照常经营，官为保护、差弁梭巡，流氓滋扰、拿办严惩，棍徒鼓煽、科罪勿轻，为此诰戒，各宜遵循。

　　之后，英公共租界、南市各将其所认定的惑众闹事之人一一羁押，于是罢市风波总算平息。

　　报纸时评将减租、罢市骚乱与当年的橡皮风潮、票庄倒闭、鼠疫蔓延同视为上海的四大恐慌之事，其文对此总结评论说：检查鼠疫之祸变方息，而减租罢市之风潮又起，此亦为上海工商业日就衰败，金融机关日趋窘迫之见端也。使金融宽裕，工商发达，人民生计不虞艰难，则安居乐业，想望太平，亦何致有相率请减房租之举？故人皆为房客悲，而我独为上海之前途悲也。无如各房主懵于大势，固执不悟，始终拒绝，不稍通融，即有此次罢市要求之举。沪道邀请商议之事，然各房主利令智昏，未必即能就范，所可（惧）者，全体商人迫于维持之为难，今虽隐忍不发，静候商办，苟其卒也，仍无良好之结果，则继此以往，倘更有集众要求之举，必成一发不可复遏之势，此于上海之治安，大有关系。以如此市情之日趋恐慌，若再加以商民之暴动，则一败涂地，其后患实有不堪设想者。是所望在上者之弭患于无形耳，此今年上海减租罢市之恐慌也。

　　1910年请减房租事务所及其影响下的减租活动，是上海自开埠通商以来第一次有了相当规模的房客运动，以其参加的人员及所引发的罢市风潮来看，均以小户商民为主体，因此，可以视为上海较早的一次商民运动，但更确切地讲，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减低房租，而且减租事务所的成立更是一个相当大的创举。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