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太原２月１３日电（记者 梁晓飞）“不光小孩子想过年，年纪越大，也越盼着过年。”今年７３岁的张大爷，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李庄村。从大年初一开始，每天早上他都在村里热闹的鞭炮声中起床，在儿孙们的问候声中扫净院子里残存的鞭炮屑，敞开大门迎接亲朋。
“村子里一年就热闹这几天，过不了元宵节，上学的、打工的、上班的就都走了。”习惯抽旱烟的张大爷说，这些年村子里的生活越过越好了，可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过完年，身体还算硬朗的他，就要独自打理家里的５亩旱地。
春节期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上演“空城计”，平日宁静的乡村却迎来难得的喧嚣。数以亿计人口从城市向农村的暂时性流动，成为像张大爷一样的中国老人们一年中最期盼的天伦之乐。这种罕见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成为折射中国国情和文化的“万花筒”。
中国科学院去年１０月出具的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１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已突破５０％，达到５１．３％，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然而，有学者指出，去掉在城市常住的１．８亿农民工，真实的城镇化率只有３５％。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谭克俭将这种城市与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不均衡的城市化称之为“半城市化”或“虚假城市化”。真正融入城市工作生活、成为其中一份子的“人的城市化”严重滞后，正是导致年年春节短暂“逆城市化”的原因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然而，春节期间，一年一度的农民工返乡大军一再表明，城镇化红利的释放，还有赖于城乡二元的户籍、社保、公共服务等政策屏障的拆除。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谭克俭说。尽管在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６０年前描述的“乡土中国”正在瓦解、重构，但以家庭、亲友和地缘为核心一层一层向外扩散的“乡土文化”，仍然是维系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重要纽带。
对此，已近不惑之年的刘剑深有体会。“当下在城市的拼搏是为了未来，但我的过去深深扎根在农村。”尽管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９年，但每年春节，他都会带着妻女回农村老家过年。
“家乡的村子很小，但所有村民都相互熟悉，和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完全不同，尤其是睹物思人，回想起儿时的生活会有很多感慨。”刘剑说，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去年最得意的作文也是一篇新鲜的“回乡见闻”。
山西大学哲学副教授赵继明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既是有关人生的三个终极问题，也是对文化共同体的终极拷问。春节短暂的“逆城市化”现象，既是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对人生的自我反思和回归，也是这个匆忙行进中的大国驻足思考、谋划长远的契机。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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