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代》《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美国六大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报刊中有关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也俯拾皆是。但这些局外人的“误读”，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参考：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他们为何会如此认识中国？
本文来自《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现代史》 师永刚 邹明/主编 作家出版社 由编者授权网易历史刊发，请勿转载。
网易历史将在最近十天陆续推出美国主流媒体眼中的1939—2000年的中国变迁，敬请关注。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界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界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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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资料中随处可以发现，毛泽东具有许多使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威信的领导人的品质。这种威信的来源之一就是他确信中国政府必定会以群众为基础，因此，他憎恨干涉政府和群众这种神圣关系的官僚主义。在美国收集到的一篇文章中，他总结了 “官僚主义的二十条表现”，这是在现代历史上对这类人最强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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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及背景
中国称它为珍宝岛，苏联称它为达曼斯基岛，正是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引发了中苏的争夺战。该岛位于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上，以前是划分两国的边界线。没有人清楚地知道1969年3月的一天，在东亚寒冷的野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莫斯科向全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无疑，苏联的某些说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承认，双方在乌苏里江上的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自1960年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裂以来，在这次冲突中两国都首次向对方开了枪，使两国向战争又迈近了一步。双方参战人数大致相当，并且战争结束前，双方还使用了装甲车、大炮、迫击炮和重机枪。苏联声称有31名苏联边境士兵被打死，有14名被打伤；中国的伤亡人数还不清楚。在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前线，如果发生类似规模的冲突，都会带来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
莫斯科首先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报道，而北京则反击苏联是“贼喊捉贼”，认为该事件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帝国的残酷本性”，这是中国发明的又一种反对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坚持称是苏联人先开的枪，并列举了无数的细节来证明他们的说法。官方的《人民日报》甚至报道了这个故事的前后经过。
全中国人民进行了抗议苏联的游行，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到苏联驻北京使馆周围抗议的中国人就达100万之多，他们喊着反对苏联的口号，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柯西金！打倒勃列日涅夫！”到1969年3月，愤怒的中国人进行了憎恨“新沙皇”的游行。中国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中，警告苏联说，如果这种“挑衅”继续发生，“我们将会坚决彻底地把你们摧毁！”中国外交部在一篇正式的抗议文章中，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背叛集团”穿着“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外衣”。
莫斯科对此进行了反击，指责北京蓄意挑起事端，是“极端沙文主义”。当然苏联的示威规模没有中国的大，大约有5万苏联人围在中国驻莫斯科使馆门前，并向使馆大楼扔石头和墨水瓶，结果砸破了140个窗户，墙上留下了各种颜色难看的痕迹。第二天，有更多的苏联人参加了示威，但暴力最终被制止。
如果为了争夺领土而导致流血事件似乎是值得的。珍宝岛最初是一个与中国大陆相连的半岛，后来经江水的冲刷形成独立的小岛，从此，两国开始争夺其所有权。双方的领土争端绝不仅限于此，因为早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俄国就从懦弱的满洲国政府手中夺走4500英里边界上的大片土地。
苏联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几经变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中国西部省份新疆的影响稳步增长，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东部，被日本侵略者所牵制。几年后，当苏联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时，中国重新巩固了在新疆的政权，但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当地发生了对抗性的叛乱。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新疆的局势仍在继续恶化，而中国东部却基本平息下来。苏联沿海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的边界由1858年的《爱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所确定。俄国人在远东修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并通过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港口和西部地区连接起来，之后的100多年里，这里的边界又得到巩固。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东北地区频繁出现纠纷。“从1962年6月起，”苏联外交部官员米哈伊尔S·卡皮察（贾丕才）说，“中国对中苏边境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侵略。”中国声称在过去的两年中，苏联边境士兵入侵珍宝岛达16次。据北京方面报道，附近的七里泌岛和卡脖子岛也多次受到这样的入侵。中国还指责说，苏联的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过去的3年中，莫斯科逐渐加强亚洲边界的军事力量，估计目前已达25个师。而驻在满洲里的中国军队就有50个师，另外，新疆还驻有7个师。据伦敦《星期日快报》报道，北京又增派了500万部队支援边境。另有消息说，苏联在边界附近修建了中程导弹发射场，目的是威胁满洲里和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
边界的紧张局势说明了双方存在敌视和恐惧的情绪，这也是目前中苏关系的特点。虽然没有互驻大使，但两国仍保持着冷淡的外交联系。1963年以来，政党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双方在贸易上还保留着一些往来，但最近苏联的一项调查表明，1967年的双边贸易额为1亿零6百万美元，比1961年下降了6%。如果两个共产主义巨人间稳固的伙伴关系已经瓦解，那么前些时候的边界冲突是不可避免要爆发的。
对中苏双方来说，这次边界武装冲突未必是一件坏事。苏联当时正急于为参加计划于今年5月召开的世界政党会议而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而这次边界事件证明了中国毫不让步的态度，这也许真能使莫斯科的愿望得到满足：将中国驱逐出这次世界性的活动。同时，对毛泽东主席来说，当时正在计划今年春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次事件恰好证明：中国周边地区确实还存在敌人，当前全国人民的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血染的乌苏里江畔使他们彻底相信了中苏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召开，苏联就开始进行宣传，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苏联的攻击使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也说明苏联非常害怕过去的老朋友中国。
在中苏关系思想领域的斗争持续了9年半之后，苏联人最终撕下了努力与亚洲伙伴达成和解的伪装，并宣布要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社会。“中国共产党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消息报》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新组织的创立大会，这个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联系。”
此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为1969年6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政党会议作准备，而苏联此时突然攻击中国的原因也在于此，苏联希望借机正式将中国驱逐出共产党国家的活动。西方和东欧各国政党反对苏联的企图，他们因此蔑视苏联，并拒绝接受这个计划。显然，苏联人之所以断言毛泽东领导的组织根本不是共产党，是因为企图以此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世界政党会议上没有审议苏联提出的这个计划。
中苏边界冲突也导致了苏联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产生忧虑，并且，苏联认为乌苏里江达曼斯基岛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也许是一种先兆。苏联在政党杂志《共产党人》中提出警告：“毛泽东和他的同仁们正努力给中国人民灌输可能爆发武装战争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初，随着一阵鼓乐齐鸣，欢庆的喧嚣声笼罩了整个中国。从亚热带气候的云南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从城市到乡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庆祝。人们举着毛主席语录，欢呼着“毛主席万岁！”许多人手上还拿着向日葵，象征着毛泽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切庆祝活动是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时刻。以他的名义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两年多的混乱，此时的毛泽东不仅要努力控制不使中国陷入动乱，还要重新整顿共产党。
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终究说明了，他的努力使中国向内部和平这个目标迈近了一步。根据1956年的党章，这次大会本应该在1961年召开，但一直延误至今。毛泽东本想去年召开会议，但“文革”使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所以召开日期也一拖再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想重新激起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最初来自于延安的窑洞，并在“二战”后征服了中国。毛泽东认为，“文革”还可以重新鼓舞共产党的士气，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只不过是一支僵死的官僚政治队伍。只有采取和平的手段，使军队、党内的老干部和毛泽东主义激进派之间的斗争有所缓和之后，毛主席才能决定召开会议。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虽然已达75岁高龄，但精力充沛，声音洪亮。他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作了主要的发言。61岁的林彪宣读了一篇厚厚的手稿，分析了“文革”取得的成果，并向全党发出最新指示。林彪发言之后，1512名代表就林彪的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
会议的一项主要议程是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制定的草案对党章进行修改。草案中规定，把毛泽东的决策作为正式路线写进党章，并正式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本次会议还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集体，他们都是肃清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最后，代表们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上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2/3被打倒，包括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人。随后，会议正式确定了领导集体，他们会继毛泽东之后更好地治理中国。
与1956年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没有外国客人参加，所以没有人知道会议的情况如何。即使这样，中国新闻媒体发表了一篇关于会议的文章，主要报道了毛泽东必须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是忠心的支持者们，他们在“文革”期间表现杰出，如林彪和毛泽东夫人江青，以及理论家陈伯达。但主席台上也有长期忠诚为党奉献的人，如副总理董必武，陈云，著名的朱德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这些人不久前刚刚被强烈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必须为中间派留有席位：176名会议临时主席团成员中，保守派大大超过军人成员的数量，因此主席团中大部分是保守者和相对现实的军人。在各省和各地区新成立的行政单位革命委员会中，这样的中间派占大多数。会议中有大量的军人代表参加，这一事实证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仍然是最强大最有凝聚力的组织。
如果会议主席团中有人被选入中央委员会，那么正如人们预料的，军队代表无疑在入选者之列。正如他所说的：“党要指挥枪。”
毛泽东的一系列行动说明，此时他变得更加现实，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由于经济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人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节俭，以提高工农业生产。即使这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青年一代，如果说，他们对权威的尊重还没有彻底消失，也大大地动摇了。
这一切对国外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努力保持当前的秩序，但造成的影响相当严重。一个相对和平的中国带来的也许是危险也许是希望。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使苏联更加焦虑，因为两国有4100英里并且部分还存在争端的边界线，苏联担心会与中国产生新的纠纷。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许会看到，中国会为全世界共产党的兴旺做出更大的努力。一些亚洲国家将陷入两难境地，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还是寻求美国的保护。但是，一个更自信的中国也许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恢复正常化。
1969年的蒋介石与他的国民党改革
战后的亚洲几经动乱和变迁，但是蒋介石熬过来了。已是81岁高龄的蒋介石，被驱逐到台湾岛上已经有20年了，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物。不过，许多人仍把他看作是中国的代表——至少从正式的外交角度来讲。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开始明确承认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意大利今年早些时候曾试探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此外，加拿大在不久前也曾宣布，计划与中国共产党下个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正式承认会谈。
为了迎接这些新的挑战，蒋介石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台湾。因此，国民党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调整了工业化的步伐，使工农业生产都有了显著提高。但岛内的政治发展没有跟上，国民党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多次承诺始终没有实现。前几天，在蒋介石50年的统治之后，国民党举行了讨论自身发展问题的会议。
在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要议题。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和以往一样，但他心里此时清楚地知道，攻回大陆的梦想已经永远不会实现了。实际上，蒋介石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告诉他的人民：与毛泽东政权的斗争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需要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政党，不仅对外有良好的形象，而且能够成为连接岛上200万大陆人和1100万台湾人的桥梁。
当国民党成功地吸收了许多台湾人后，其领导权仍掌握在年老的大陆人手上，但国民党没有迅速改变这种模式。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包括40名新成员，但在150名正式成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3名台湾人。新政党顾问委员会的11名成员中只有1名台湾人；该组织成员的平均年龄为75岁。中央委员会由蒋经国领导，他是总统59岁的长子，现任国防部长，也是总统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的时机很关键。当时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大革命似乎已经接近结束，北京可能会重新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影响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台北意识到了华盛顿目前急需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理智的世界观会吸引更多的国家，他们不仅会承认毛泽东政权，而且还会赞成北京加入联合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首先对北京表示承认，因此北京可能会加入联合国。
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拒绝“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即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台湾，因为双方都坚持互不承认。这样，如果加拿大承认了北京，那么，台湾无疑会与之断交。为了确保台湾的地位，国民党在它的代表大会警告说，国民党和台湾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与毛泽东政权缓和关系的行为”。
综述社会主义中国20年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然而，革命以后的道路将更加漫长，任务更加艰巨。
——毛泽东（1949年）
20年前，共产主义战士开进北京，毛泽东夺取了中国政权。而建国后的道路似乎还很漫长和艰辛。像许许多多改革者一样，毛泽东发现建设一个国家比进行一场革命还要难。因此，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聚集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并庆祝共产党领导2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这本该成为“胜利的一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国家开始恢复法制和秩序。但是，对中国来说，1969年是令人忧虑的，正如1949年后的许多年份一样。
建国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中国似乎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如今这种希望却越来越渺茫了。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确很快，它正朝着亚洲强国的目标迈进，并跻身世界核俱乐部。同时，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也展开了。不过，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军事力量也很薄弱，政治上仍然分裂，并且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尚未建交。
中国有7亿6千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其中有5亿是农民，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尽管努力办学，一半以上的人口仍是文盲；有85%的劳力要从事粮食生产，这样才能养活这个人口大国。建国后第一个10年的经济年增长率为10%，而1959年以后却降到了1%。
当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时，中国的状况极其恶劣。当时中国处在历史大变更的时代，得到了美国的密切关注，因为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经历了2000多年极其复杂的文化之后，相对封闭的中国遭到了西方的侵略，其中有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技术人员。首先，中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清政权，然后，在蒋介石的带领下，新的领导人致力于把中国人民从外国的欺侮下解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把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共产党参与并主导了民族主义革命，于是，一场内战使中国陷入了混乱状态。
共产党很快控制了通货膨胀，镇压了土匪和军阀，重新调整了工业和交通，平分了粮食，建立了税收制度，对人民提供基本的保健。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讲求效率、诚实可靠的政府，尽管在强行平分土地时有些粗鲁。1952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采用了劝导和整顿的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准备就绪。
经济学家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如果耐心等待，到1967年左右就会实现自给自足。但是毛泽东失去了耐心。1957年，他提出了“大跃进”，企图使中国在一夜之间步入现代化。这一目标是荒谬的，因为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要达到33%，并要求人民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那时，工人们连家都不能回，”一位工厂厂长对澳大利亚记者雨果·波蒂斯克说，“他们要连续工作12小时，有时甚至是14到16小时。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尽最大努力去工作。”人们辛勤地工作着，灌溉，修水坝，还在各家的院子里支起了成千上万个土炼钢炉。不到两年的实践证明，“大跃进”使中国更加落后了。
但毛却在“大跃进”后，又开始不安起来：“中国不满20岁的年轻人没打过仗，没见过资本家，也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1965年，他这样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与自己的年轻时代不一样，当代年轻人没有受过严峻的革命考验，所以，毛泽东担心他们会因此变得懦弱。时下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令人担心，因此毛泽东害怕中国以后会走苏联的老路——中产阶级因追求物质利益和舒适的生活，而抛弃了自我牺牲和斗争的精神，最终叛变革命。这位老革命家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一样，这场堂·吉诃德式的“文革”运动，其目标不仅要摧毁腐化的政党和国家官僚主义，还要激发全国人民，重新恢复他们的革命热情。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风暴，很快席卷全国。红卫兵充当了毛泽东的急先锋，在他们的强烈冲击下，党政机关遭重创，像刘少奇这样的领导人被赶下台。中国经济下滑，学校关闭了近两年。当日本《朝日新闻》周刊记者秋冈本月访问上海同济大学时，他发现学校只有今年和明年将要毕业的班级，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班级了，也没有人知道何时可以报名入学。各帮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最终使毛泽东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并命令军队恢复国内秩序。
虽然最初毛泽东提出了美好的设想，但当前的领导人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法制和秩序，整顿经济，缓和与苏联的冲突。为了国家利益，甚至有必要做出一些让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国内的混乱，因此无暇在国外进行冒险。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仍将保持防御态势，除非与苏联的冲突达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目前，两国争端处于极其紧张的阶段。3个月来（8、9、10月），为了迫使中国进行边境问题谈判，苏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为了达到此目的，苏联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谈判，就会以武力解决争端，可能会首先攻击中国的核装置。
无论之后的局势如何，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会存在。1980年全国人口将增至10亿，而那时仍然缺少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因素——稳定的工业基础。为了使中央政府恢复在“文革”期间丧失的权威，北京必须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同时，北京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改变对其他国家冷淡的态度。毫无疑问，北京最终还是要缓和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华盛顿可以通过拆除其自身的一些反华壁垒、对中国采取更妥协的立场，来帮助北京改变其立场和姿态。
美国前任驻东京大使、哈佛大学的埃德温·欧·赖肖尔说，“从长远看，中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因富强而威胁我们的根本利益，而是由于经济上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从而使人类1/5的人口依然处于动乱和贫弱之中。”只有当北京的领导人着手努力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时，中国才会踏上毛泽东20年前提出的漫长征程。
注：据估计，北京目前约有包括氢弹在内的100件核装置，但运载这些核装置的中程导弹现在刚刚投入试验。据东京的《朝日新闻》报道，中国在9月进行了秘密核试验，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此没有发表评论。
中苏关系新动向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50多万名群众聚集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伴随着一首庄严的“东方红”，4个半月以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精神矍铄，默默向人群挥了挥手。据莫斯科有关消息报道，前些时候，他患了中风。日本记者和英国外交家们强调，75岁的毛泽东看上去非常健康。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毛泽东的健康问题。
除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重新露面这一事实，中国专家们更关注的是，北京和莫斯科将要为恢复曾一度破裂的双边关系而做出新的努力。副主席林彪，这位公认的毛泽东接班人，做了15分钟的重要讲话，其中他着重谴责了苏联。他委婉地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帝国”，而没有像以往那样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叛徒”。他还强调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其目的是防御性的。他警告企图侵略的敌人：“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坟墓。”林彪没有提到中国首次秘密进行的核爆炸及国庆前刚刚进行的氢弹试验。
苏联方面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表示。莫斯科发布消息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庆祝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报道的篇幅比去年的长，态度也比较积极，同时还强调双方应该就不同观点进行谈判。中苏贸易对话也在莫斯科开始进行，尽管分析家们迅速指出这种谈判每年都要举行，甚至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不例外。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迹象：在莫斯科已经出售了一天的20万册强烈反对毛泽东的出版物全部被撤销；首都所有书店被迫接受了检查。这一系列举动说明其他所有的反华书籍也将会被秘密地查封。来自南斯拉夫的一则消息说，远东边境的中苏军队也已经开始撤军。
与中苏关系一样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军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通常，北京称中国军队是“由毛泽东创建并亲自领导”，“由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而现在的说法则变成了中国军队由“毛主席和林彪直接指挥”。对外人来看，这也许只是一种微妙的变化，但这种发生在北京的变化绝不是无意的。分析家们相信，毛泽东的目的是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反驳西方的观点，即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了军队在中国几乎可以操纵一切。
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另一疑团是，外省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庆祝活动。各省发生的骚乱会使他们安心返回北京吗？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也许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建国20年后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仍然非常封闭，以至于没有人清楚地了解它当前的政策、人文及所面临的困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师永刚 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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