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从建国开始中国海军一直都在进行积极建设，但由于当时双方大的战略环境仍未发生逆转，国民党方面依然在一定的海空范围内占据控制主动权。为最大限度地削弱我方战争潜力，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空军频繁地组织小规模多批次多机种编队，在夜间及复杂天气条件下低空进入大陆，对东南、华南沿海地域进行侦察、轰炸。特别是对该区域内我重要的工业与经济中心—上海的袭扰更为猖狂，除了普通轰炸还使用运输机空投特务到我方浅纵深地区，借以实施破坏行动；而国民党海军也积极配合，比如利用不易侦察及识别的海豹艇等装备，来运送特务渗透到我陆上地区以达成同样目的。
受技术与战术等诸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当时我海空军航空兵装备的战斗机，均属作战半径很小的也无机载雷达的米格战斗机，而相对作战半径大并装备有机载雷达的苏霍伊与图波列夫截击机，苏联方面基本上不会出口。而被北约方面称为“机场保卫者”的米格战斗机，虽然机动灵活，但却无法执行长时空中巡逻来实施有效的空中拦截任务。米格系列战斗机必须在由设立在海岸浅纵深高山上的雷达观通站获取敌情后，在经过复杂的指挥程序并发出指令的条件下，才能升空并由地面指挥所引导实施国土防空作战。如果对方使用频繁改变航路的战术时，我方的国土防空行动往往达不成有效的目的；同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海空军当时的雷达/观通站数量较少，根本无法形成覆盖东南、华南沿海地域的防空情报网。这也是当时“十防九空”的原因之一。
由于海空军歼击航空兵无法保证长时间的海区制空权，因此，国家花巨资从苏联引进的6607型舰队驱逐舰只能活动于北海舰队防区内，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更需要它们拱卫更加重要的京津地区。而且在事实上，这些驱逐舰也发挥了其航程大、相对航速较快且对海火力猛烈的特点，在阻止敌对中型水面舰艇（包括侦察船）对我渤海和黄海区域的扰袭斗争中起到较大的效果。其实在我国当时顶层战略结想中，为解决这些薄弱环节而实施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把海军的中型以上水面舰艇部署到近海区域，利用这些舰艇在航时间长且装备有对空对海雷达来充当活动的雷达观通站，以求在更远的距离上尽早截获敌方舰、机信息（同时借以弥补岸基雷达站之间的间隙）。一方面可以凭借其身火力打击其水面舰艇，另一方面通过舰载的高频通信设备为空军雷达部队或向上级通报敌情，以提供敌机航路的目标信息指示。除此之外，还能召换就近的海军海空基地值班的歼击航空兵及轻型舰艇部队快速抵达助战，或者保障已方猎潜艇清扫水下航道以解潜艇部队前出战区之需。
不过在这里有二个问题，首先来说，虽然在海军编成进行着的情报传递与作战指挥命令下达体系，相比较先经空军雷达部队接力再上报总参值班室然后下发至相关军区空军作战指挥中心（或经海航司令部再转舰队航空兵指挥中心）的模式而言已有些扁平化的高效优点了，但由于仍需经过远在北京的海航司令部这个现在属于舰队航空兵指挥中心重叠的环节。其快速响应能力仍有不适应海空交战的要求，因此，除非处于最高级别的战斗戒备状态而调动大批海军编成内的歼击航空兵部队轮流升空执行不间断空中巡逻，不然难以对这些充当流动雷达站的舰艇提供行之有效的空中保护。显然这种高强度的战斗戒备状态难以在长时间进行的，而且随着国家利益的需要而让这些雷达哨舰前出到岸基歼击航空兵作战半径的远界或之外，这一点点本就不很可靠的空中掩护也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此时只能依靠这些舰艇自身的防空力量以求自保。
可是在当时中国海军装备中，无论是北海舰队的6607驱逐舰还是东海舰队的6601型护卫舰都属于制海型号，没有装备当时还算先进的圆锥扫描体制的火控雷达，当然更不会有那时西方已成标配的防空导弹。光凭由光学瞄准仪控制的中小口径高射炮，那么，不管增加多少火力密度也不具备真正抗击喷气式战斗轰炸机的能力。为此，海军计划研制并建造了051型导弹驱逐舰和053K防空护卫舰来解决这一问题。从现在来看，若当时真能很快的装备海军的话，其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前者装备有远程对空警戒与中程对海雷达，并且还装备了6枚在当时来说威力巨大的反舰导弹；而后者拥有381中远程三坐标对空雷达和红旗61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ZL-1单脉冲连续波火控雷达）的防空导弹系统。当它们配合起来使用时可构成比较完善的海空攻防体系。尽管由于科技水平及国家遭遇自然灾害及文革的影响，这一计划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接近成熟，至此早已落伍于世界普通水平。
“飞、潜、快”时期的中国海军，在战略构想、兵力编成及装备体系上选择了符合当时情况的道路，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领海领空主权的完整，成功防止了美苏从海洋方向大规模登陆我国领土的企图。然而，随着新军事革命时期的来临，“飞、潜、快”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现代化海洋作战的需要。因此，中国海军从上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朝着西方化的方向探索起来。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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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