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三线建设，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技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虽然并不反映在军费里，但从中也能看出这段时期国家对国防的总体投入是相当巨大的。
由于各种原因，文革时期中国军队、民兵规模和员额极度膨胀，加之对第三世界军援保障引发的部分军费开支，所以军费相对60年代初有大幅增加，国防经费开支从1967年的83亿元，增加到1977年的149亿元，其实文革十年间，军费绝对值增长并不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95%。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在1968年达到顶峰，突破26%，而后逐年下降至1974年的17%。74至77年的四年间，可以算是停滞期，军费绝对值在140亿元上下，占GDP比例也固定在4.5%左右。文革时期，国防经费占GDP比例很稳定，一直保持在4.65～6.5%之间。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军委重新把精简整编的任务摆上军队建设的重要日程，当时的国防指导思想是“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经过三次精简整编，中国军队总员额由文革时期的660多万人减至1984年的420万人，又在1984年11月1日开始的百万大裁军中将军队员额减少到320万人。
为了支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经费比重明显下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军费开支绝对值只有在1979年有过急剧增加，达到223亿元，同比增加了55亿元，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国防经费从1978年的168亿元，到1985年的192亿元，8年之间仅增加了24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8%。
邓小平之所以能下决心裁减军队员额，减少国防费开支，一是国际形势得到改善，那段时期，中国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一度被称为北约的准盟国；二是他经过科学分析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正确论断，国家的战略重心，从准备大打核战争的备战状态，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1980年前后以远程运载火箭、一箭多星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开始具备洲际核打击力量。任何国家如果敢发动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就必将承担遭到毁灭性核打击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在这一时期裁军减费的主要底气之一。
国富才能强军，由于经济建设和国防投入的资金矛盾，由于备战时期国防投入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邓小平再次作出“军队要忍耐”的战略决策。在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从此以后国防建设开始真正让位于经济建设，1987年4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军总员额由423.8万人减至323.5万人，国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比例，从1978年的17.37%减至1986年的9.47%。
1986年到1998年的14年间，是中国军队的忍耐期，中国军队被迫做出了巨大牺牲，那时候中国的年度军费仅够勉强维持。装备常年得不到更新，不少部队开始养猪种菜，搞自给自足，甚至下海做生意。军工企业纷纷改制做民品。此时解放军官兵未能同步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部队工资待遇常年保持在低水平，很多官兵家庭生活困难。特别戍守在边海防、雪域高原的解放军官兵，不仅要忍受贫困还要忍受大好青春的流逝。甚至出现了“官兵找对象难、安家落户难、转业安置难”的所谓部队三大难题，很多官兵觉得献身国防事业导致社会地位低下。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但长久的忍耐，忽视军费投入也迟滞了国防和军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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