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统购统销

撰稿 林雅琉

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旧中国的经济躯体上，同时承担着“心脏”和“肺”的作用。她一方面把中国广大腹地的产品吸收过来，再分配出去。另一方面，也从国际进口中国必须的商品，再发配到全国各地城市乡村集镇的店铺，“洋火”，“洋油”，“洋布”，“洋面”。

但是从1949年到1953年，先是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继而因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这颗中国经济的心脏，几乎停摆了4年。

《华东贸易部一九四九年工作总结》记载：“截至1949年底，半年多的进出口总额约相当于上海解放前一个月的进出口总量”。从1949年上海解放到1961年恢复长期进口，其中仅1954年进口77万公斤，1955年进口了3000余万公斤大米。其他时间，中国的粮食，几乎只能依靠自己解决。

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实际上，1949年以后，随着和平的到来与土改的渐次完成，粮食产量确实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

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既不能进口，又征购不到更多的粮食，城市粮食供给告急，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自然将引起物价飞涨。这是刚刚稳定城市经济形势的新生政权不能接受的。

在1953年的粮食会议上，负责粮食工作的陈云表示：“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

1953年12月，中央政府最终下定决心，对粮食实施统购统销。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农村的粮食只能卖给政府，而所有的粮食销售，也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

粮食统购统销实在是1950年代中国大变局中最重要的一环。政府需要提高自己的动员能力，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要求有更多粮食以支撑快速成长的工业人口。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

尽管各地都有农民抵制征购的事件发生，但总体上，统购统销没有引起大的波折。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由于羡慕城市人口却能得到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开始有了往城市流动的愿望。而随之出现的粮食压力，导致政府只能开始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

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或介绍者，不得擅自去农村招收工人。虽然此时统购统销正在酝酿，但城市粮食供应压力已很大了。

1954年3月，内务部与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重申对农民向城市流动与迁徙的限制。

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再次强调不得从农村私自招工。

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9月14日，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

这一系列政策的终点，终于指向了一直持续至今的户口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58年1月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除了详细规定公民应进行各项基本情况的户口登记外，其中第十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一规定以法律形式把限制农民迁往城市的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也是我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关于户籍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是依据这一条例开展的。从此，中国的户籍制度正式形成，直到今天这一条例仍是我国户籍方面的现行法规。

而在农村，因为统购的需要，零散农户的一对一征购实在是成本太高。1954年，刚刚推行统购统销的第一个春天，也是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高潮，几个月中就使合作社增长6倍，到下半年时合作社总数已是上年度的32倍，也是当年计划发展数的10倍，绝对数达到48万个。

随着合作社的大幅增长，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农民出卖、宰杀牲畜，有些农户要求退社，合作社被迫解散的事不断发生。鉴于这种情况，1955年春中共中央采取反冒进的做法。但不久毛泽东同志对这种紧缩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是右倾。

毛泽东说：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粮食的统购统销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随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糖，烟，酒，自行车，铁锅，涉及人们生活的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实施统购统销。这一体制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进而引发了当时改革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为了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于是就有了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制”，也于是就有了“倒爷”，有了“价格闯关”。

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开始由政策调整逐步走向制度终结。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到终结，恰恰是它发挥正面作用到不合时宜的过程，从这一制度上来看，共和国的步履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