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访谈录：砍头我也要跟着他（六）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夏伯根）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1933年，29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36年过后的1969年，65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200块钱，200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

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还有擀面这些事情。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工厂。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其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的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朴方的情况，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40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都是一根一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的。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拣石头。然后开始种东西。一开始都没有，后来种丝瓜。他们洗衣服，冬天多冷啊，冬天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各一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种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就赶去照顾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