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邓榕: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楠: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但是不会让父亲做什么。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挺厚道的。从不对丈夫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
邓榕:因为我最小,妈妈爱打扮我,弄得花枝招展,弄个蝴蝶结,或奶奶给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我们父母对孩子非常友好,是父母,也是朋友。不是父道尊严、不是母道尊严,也不是父母尊严,都不是。
邓榕: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陈锡联就说,在二野时,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你说我爸爸多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林:我还是怕他的。老爷子的特点是他轻易不管,但他一旦说一句话,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让你说不出话来。有时还是很厉害的。
邓榕: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肩膀不能见风。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老爷子干。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洗这些东西都老爷子洗,妈妈根本就起不来床。
邓楠: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就是老爷子,但他不说。但凡他要说一句话,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绝对服从,那必须服从。肯定是很有权威的,但他从来不说。家里的事都是妈妈管,从来就是妈妈作主。妈妈管事,他俩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体的事情。
非常岁月……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