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