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求生之道”

本文摘自：《民国的三教九流》  作者：苏智良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