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了一位“壮丁”训练官
“1939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部队的教官就让我们从哪个部队来回哪个部队去,我们贵州的就回到贵州去了。我被分到了贵州的镇远师管区,当连长。
那时负责什么呢?也不去打仗了,就负责训练壮丁,我们那时叫新来的士兵都叫壮丁,当时都是从贵州各地抓来的,作为补充战斗力,经训练后,被派往前线作战。”
“真是可怜啊,那些训练没几天的新兵能上得了战场吗?他们什么都不懂,要武器没武器,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要经验没经验,不是白送上日军的枪口吗?还不如让我们这些老兵上战场,就算战死,也要杀几个日军,赚回本来,也不亏。”
“壮丁”训练官做了四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冲上前线,也不知有几个再能活着下来。
“1942年,因为我老祖母去世,我就向师管区请了假回家,之后也就没有再回到师管区,我实在忍受不了看着我训练的新兵们就这么送往战场,一去不复返。我好像是一名刽子手,把他们一批批地送往地狱。所以我没有回去,而是到了贵阳,在贵州省的军管区做了一名军管区司令部少校人事参谋。”
“那几年,我一直在军管区司令部工作,直到1949年6月,军管区取消,贵州解放前夕,我仍在工作,他们补发了我两个月工资,权当是我的‘退休’工资了。回来做了一段时间茶叶生意,不久贵州就解放了。解放后几年一直在做小商品生意,并且在1952年伍杏初老人与家人在一起进入了工商联合会,直到1955年因历史问题被关起来。”
安详的晚年生活
伍杏初老人育有6个女儿,3个儿子,子女们个个事业有成,现住在其中一个女儿的家中。几个子女为了照顾老人生活,各自的家都离得很近,兄弟姐妹间和和睦睦,常常接老人到自己的家中待些日子。
我们采访时,伍老在上海的大女儿也正巧于这几天来贵阳看望老人,老人指着她,给我们开玩笑说:“她可是共产党员,我们家里的领导。”望着伍老安祥的笑容,我们心里感到很是欣慰。是的,伍老是幸运的,他多年抗战,历经风雨,最终回到了这个温馨的家。然而,有成千上万的抗战将士,却永远回不了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无数的家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儿子。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我们忘不了日寇的侵略暴行,也忘不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