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伍杏初
1936年入伍，加入了别动总队1大队的预备队，后编入1中队
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之后别动总队改编为新28师和新29师
1938年在湖北江陵军校加入中央军校第14期步科第10总队
1939年军校毕业后，分发贵州镇远师管区，先后任少尉、中尉连附、上尉连长、营附，负责训练新兵
1940年在贵州务川任区专
1942年—1949年在贵州军管区司令部任少校人事参谋，后又先后到保安司令部、警备司令部。
1950年—1952年解放后在贵阳经营小商品
1952年在贵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工作，任工会秘书
1955年被市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7年
1962年刑满后留用就业，1982年回家，至今和女儿住一起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贵阳。在贵州黄埔同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不仅完成了原有的采访任务，还意外地在这个城市里发现了两位淞沪抗战的老兵，其中一位就是伍杏初老人。老人的身体还很好。我们在黄埔同学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伍老所在小区的住所时，老人几句话便把我们逗乐了。看得出，伍老是位爽气、健谈的老者。一听到我们此行的来意，伍老似乎找到了知音，二话没说，拉着我们坐下就讲起来了。
“我从小父母早亡，入伍还是在1936年的事情了。那时我还只有18岁，在贵州的高中读一年级。有一天，在重庆的别动总队到我们贵阳来招生，我就去报名参加考试了。不过那次考试可了不得，够难的。有英文、还有什么类我都没听过的，本来想，像我这个程度是肯定考不成了，没想到最后却考进去了。我们贵阳只有40多个人通过了考试。”
“我们这批通过考试的人，随他们到了重庆接受训练。在重庆，别动总队有两个大队，1大队和6大队。我们总队的总队长叫康泽，是四川人，在解放战争的时候被俘虏了；我们1大队的大队长叫郑挺锋，当时是从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广东人；1大队下属的1中队长叫肖招贤，也是个四川人。他们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黄埔出身，都有军衔，而我们刚考进去的，只是一个兵。刚开始时我被分在了预备队，那时我们预备队里大约有500多个人，大部分都像我一样，也是被招进来的。”
“在我们受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我们总队接到命令，要去西安救蒋介石，当时从预备队里调出100多人，50个补充到第1大队，50个补充到第6大队，我就被调到第1大队去了。伍杏初老人在接受采访那时连行李都准备好了，不过最后还是没有去成，没几天又接到了上级命令，说已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接着我们又开始接受训练，一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抗战爆发，我就参加淞沪抗战了。”
几进几出，战线上的流动者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
“在淞沪战役爆发后没几天，我们就接到了命令，由我们别动总队第1大队和第6大队从重庆赶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
“我们从重庆乘船到了苏州，此时，淞沪抗战已经爆发了近两周。日军怕其他中国军队赶来增援，对上海周围的几条铁路运输线天天轰炸。白天的轰炸非常频繁，根本走不了，所以我们只能在晚上坐火车从苏州赶往上海的南翔。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8月底了，我所在的第一区队当时驻扎在真如镇，而我们区队则驻在暨南大学。”
“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打仗，再说，给士兵们的武器配备也根本打不了仗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重兵器，轻机枪啊，重机枪啊，迫击炮啊，都没有，只有手枪和步枪，用这个哪能与拥有先进装备的日军较劲啊！”
“进入上海以后才发现，那里的汉奸啊实在是了不得。”伍老低头喝了口浓茶，继续往下说。
“那时我们这支部队啊，其实更像是一支抗战后援服务队，主要任务是为那些调入上海的部队做向导，因为当时上海地区部署了一些作战地区，每个作战部队的分布有些复杂，他们一些部队有些也不熟悉自己所在的战区和阵地，我们就负责把他们带往市区各自的战线上。另外呢，也组织起当地的一些老百姓，成立战地服务团。由于经常下雨，水积在战壕里，到处都是一摊摊烂泥，走路很容易滑倒，战士们在战壕里打仗时脚都浸在水里，影响作战。我们就到老百姓家里找些木床、木板、门板什么的，铺在战壕里，为前线部队的战斗作后勤保障工作。”谈到这些所做的工作，老人颇感自豪。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持当地的治安，抓汉奸。”说到汉奸，老人极为愤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好好的中国人不做，偏偏要帮着那些侵略我们的日本人，甘愿做他们的走狗，听他们任意驱使，帮着他们来杀我们自己的同胞。因为汉奸会把我军阵地部署及行军方向等一些重要军事机密暴露给日军。为了那些作战的将士，我们这一关一定要把好、把牢。发现一个，逮住一个，多抓一个汉奸，减少一分威胁。”
“在上海打了个把月仗，我们又回到苏州，执行新的任务。那时战况已经很紧张了，刚到苏州车站没多久，日军就派出飞机向我们轰炸。在那一次轰炸中，我们有十多个队员被炸死了，其中有5个队员和我是一个队里的，和我还是老乡呢，同样是贵阳人。我算是隐蔽得比较及时，不然也被他们炸死了。”
当时，上海战区的战况十分激烈。日军仗着空中优势，频频向我军进行群蜂般的轰炸，企图阻断从各地汇集上海的增援部队。
“那时他们哪儿没炸过啊，连贵阳市日军都跑去炸，中国没被炸过的城市不多。呆在上海的这几个月中，我是一次也没看到过有我们的飞机上空迎战。一看到飞机，我们只能隐蔽，根本还不了手。就是想趁他们低空轰炸时，打下他们几架多好，多解恨啊！”
“正是由于战况的激烈，所以我们在苏州也没呆多久。9月中旬，又坐火车连夜赶回了上海。可是那时仗打得真让人有些窝火啊！”
伍老挥着手臂，有些激动起来。
“部队只进行被动的防御战，守在原有阵地上。敌人攻来了，就把他们打退，也不追。等着他们再来进攻了，我们再打退，一点也不主动出击，实在太被动了。装备落后，没办法啊！”老人回忆起从9月中旬到10月底的一个多月时间内的战况，心中憋着一股子火，紧攥着拳头，愤恨地说。
“就是因为被动地防守，我们士兵的伤亡很厉害。日军被打退后，由于我们没有乘胜追击，让他们也有了喘气的机会，回过气来，再调整部队继续进攻。原本我们的人员无论是武器装备也好、作战经验也好都不如他们，这么几个来回，驻防阵地的部队是一拨拨地往上换，往往一个新的部队没上前线几天，就伤亡一半多。到了战场，这命啊，就像草一样，随时都有阵亡的可能！”
淞沪抗战中的一场“游击战”
“1937年的10月中下旬，上海战况空前激烈。我们别动队又接到了新的命令，从上海前线调至松江驻防，以防日军通过杭州湾北岸登陆，向西进犯，对我军形成包围圈。当我们1大队抵达松江的时候，城里已经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老百姓纷纷往外逃难，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很多人都顾不上收拾家里的东西，匆匆地带上几件衣服和行李就走。谁愿意舍下自己生活多年的地方，背井离乡去求生呢？可留在这里却只有一个结果，不是被日军的飞机炸死，就是被他们的刺刀或其他残酷的手段折磨死。当地只留下了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没有跟着离去。一是他们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二是他们也舍不得离开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哪怕是死，也总比客死他乡强。”伍杏初老人黯然道。
“根据大队的部署，我所在的1中队驻守在松江城区内，2中队则驻守在金山卫一带，时刻注意着动静，以免日军登陆进攻。大约过了一周后，从金山卫2中队那里传来了战地情报，经过观察，发现日军有在金山卫登陆包围的迹象。那个时候，在松江除了我们以外，也没什么驻军，还没有设防呢，要真是日军进犯的话，我们这点兵力肯定挡不住日军进攻的。”
“接到情报后没多久，就传来了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攻占了金山卫。日军还派出了一个连队，企图对2中队进行偷袭，并悄悄地包围了2中队。由于与日军的实力相差太多，所以2中队在零星地与日军交了火后，就迅速向北撤离，进入上海市区的法租界。那时法租界也管得紧着呢，看到我们穿军装的就不让进，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换成老百姓的衣服混进去。”
“2中队是安全撤离了，可日军的先头部队行动非常快，当我们1中队接到大队部命令，向苏州方向撤离时，已经可以听到机枪声了。我们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就把我们中队的队员化整为零，三四个人为一组，顶多不超过5个人。”
“我们没有什么有力的武器。只能分散开来，趁敌人不注意，打打冷枪，一发现就换地方，向苏州方向慢慢靠拢。当时我们的
中队长肖昭贤、区队长刘凯因为带着通讯器材和重要文件，所以带领的队员比较多一些，有100多号人，随着我们既定的目标，走到了辰山（现松江佘山境内）的一大片棉花田里。那时不知是因为通讯信号不好，还是因为日军采用干扰手段，我们一直没办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只能先到苏州再想办法联系了。”
“我们别动队的编制是中队下面是分队，分队下面又有好几个区队，分队长就是连长，区队队长就相当于是排长。”
“金山卫的日军尖兵部队很快就追上了我们，就在那片棉花田里，数十名日军与我队展开了一场短暂的战斗”。
“正值晌午，枪声四起。我们紧张地看着敌人，可一看心里却拿不准了”。
“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看起来不像是日本人啊，会不会是自己人？队员们一下子倒没敢先开枪。等到定睛看明白，才如梦初醒，这哪是日本人啊！是朝鲜人。”
“在武器上虽然我们落后于他们，但士气上可不输给他们，在和他们激战的半个多小时中，双方都有些伤亡，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就边打边撤，在战斗中寻找出路。”
“在撤退途中，我和另两个队员，来到农户的家中，得到了一位好心老乡的帮助，他不仅为我们当向导，还帮我们找到了一条船。我们几个队员坐着这艘小木船，根据这位农户的指向，顺着小运河，安全地抵达了苏州。”
“淞沪会战也已临近尾声，所在的别动总队也由于伤亡过大，被改编为新28师、新29师。”
“我们来到苏州后，其他的几个小组队员都已经到达了。从随部队撤出的队员口中才得知，我们1中队中队长肖昭贤、区队长刘凯在棉花田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已不幸牺牲了。文书小宋也在作战中腹部受伤，连肠子都流出来了，真是惨不忍睹啊！后来他由队员护送到一家农户家里，等待战地医疗队或红十字会的救护，以后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队伍集中在一起后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中队长和区队长牺牲外，还有4位队员下落不明。”伍老悲悯地合上了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淞沪一战之后，上级认为没有别动总队存在的必要了，就把我们改编成了新28师和新29师。1938年，我到黄埔军校第14期学习，于1939年毕业”。
我成为了一位“壮丁”训练官
“1939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部队的教官就让我们从哪个部队来回哪个部队去，我们贵州的就回到贵州去了。我被分到了贵州的镇远师管区，当连长。
那时负责什么呢？也不去打仗了，就负责训练壮丁，我们那时叫新来的士兵都叫壮丁，当时都是从贵州各地抓来的，作为补充战斗力，经训练后，被派往前线作战。”
“真是可怜啊，那些训练没几天的新兵能上得了战场吗？他们什么都不懂，要武器没武器，余子道、张云：《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要经验没经验，不是白送上日军的枪口吗？还不如让我们这些老兵上战场，就算战死，也要杀几个日军，赚回本来，也不亏。”
“壮丁”训练官做了四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新兵冲上前线，也不知有几个再能活着下来。
“1942年，因为我老祖母去世，我就向师管区请了假回家，之后也就没有再回到师管区，我实在忍受不了看着我训练的新兵们就这么送往战场，一去不复返。我好像是一名刽子手，把他们一批批地送往地狱。所以我没有回去，而是到了贵阳，在贵州省的军管区做了一名军管区司令部少校人事参谋。”
“那几年，我一直在军管区司令部工作，直到1949年6月，军管区取消，贵州解放前夕，我仍在工作，他们补发了我两个月工资，权当是我的‘退休’工资了。回来做了一段时间茶叶生意，不久贵州就解放了。解放后几年一直在做小商品生意，并且在1952年伍杏初老人与家人在一起进入了工商联合会，直到1955年因历史问题被关起来。”
安详的晚年生活
伍杏初老人育有6个女儿，3个儿子，子女们个个事业有成，现住在其中一个女儿的家中。几个子女为了照顾老人生活，各自的家都离得很近，兄弟姐妹间和和睦睦，常常接老人到自己的家中待些日子。
我们采访时，伍老在上海的大女儿也正巧于这几天来贵阳看望老人，老人指着她，给我们开玩笑说：“她可是共产党员，我们家里的领导。”望着伍老安祥的笑容，我们心里感到很是欣慰。是的，伍老是幸运的，他多年抗战，历经风雨，最终回到了这个温馨的家。然而，有成千上万的抗战将士，却永远回不了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无数的家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儿子。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我们忘不了日寇的侵略暴行，也忘不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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