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挑衅,中国在上海引爆大战
在一九三一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军事冲突,受到国际社会强烈干预,要求中日两国不要在上海地区进行战斗,以免影响国际社会的重大利益。因为上海不单是中国的金融与经贸中心,也是一个国际经贸金融的大都市,世界各国在上海有着极大的商业利益,上海的精华商业区,是属于国际强权拥有主权的租界地,因此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划出非武装的中立地区,以减少中日之间的军事摩擦。依照规定,中国正规军不能在上海市区附近布防,但是日军却可以在其租界地内,建筑防御工事,日本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在这里设立司令部,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则在附近的水域巡弋(列强与日本的海军船只,依照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水道)。表面上,除非日军有意在上海主动发动战争,否则中国方面还不容易以“擦枪走火”的方式,在上海引爆中日大战。
在卢沟桥事变扩大之后,上海的紧张情势也随之快速升高,因为日本在上海拥有虹口租界,负责经营日本在中国的经贸利益(当时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贸国家),同时派驻了海军的重兵防守,而中国抗日风潮民气最盛的地方,也在上海。华北的中日冲突,立刻引爆上海强烈的反日民气,上海人民自动自发地抵制日本人所有的活动,甚至开始威胁日本人的生活安全(有些商店连米都拒绝卖给日本人)。
由于日本的海军,一直想在大陆政策上,强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增加争夺建军资源的筹码,因此日本海军不甘心由日本陆军一再的主导侵略中国的政策。根据日本海军的观点来看,假如中日两国在河北进行决战,那么日本海军仍然只是一个支持的角色而已,战后日本陆军必然会获得更大的资源分配权。何况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海军对于上海的攻防,就有着极大的军事兴趣,因此日本在上海的日租界中,秘密的建设了有如要塞般的防御工事。
当中国人民因为卢沟桥事变,而在在上海出现强烈的反日风潮之时,上海的日本侨民与工商业活动,都立刻受到极大的影响,日本海军当然要立刻展现强势的做为,增加部队,进行护侨的工作。同时日本的海军也积极建议参谋本部,应该在上海展现军力,以打击中国的政治与金融中心,牵制华军北调,以增加速战速决战略的威力。
不过,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部署,一直是以防苏做为国防的重点,实在不希望再将军力分散到华中,所以并不同意海军的要求,在上海增兵。但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也发生了中日之间的冲突事件,八月九日,中国的保安队在虹桥机场,因为穿着便衣的日军大山勇夫车闯越机场封锁线,连同驾驶被中国的保安队射杀,这立刻成为中日双方在上海最为严重的交涉事件。
依照过去中日冲突的惯例,这种日军有人死亡的事件,是可以扩大成为正式的战争冲突(卢沟桥事件,既无人死伤,也无实物破坏,尚且都能扩大为攻占北平、天津的华北事变,何况虹桥机场日本死了军官)。虹桥机场事件爆发,给日本海军要求在上海增兵,找到了借口,日海军陆战队,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大量增援上海。日本驻上海的军政首长,则立刻向上海地方当局,提出强硬无理的要求,于是上海局势的发展,立刻出现了爆炸性危机的因子。
面对上海出现极度爆炸性的发展,给蒋介石一个在上海挑战日本的借口,蒋介石决定将精锐的中央军,开始调往上海布防,以防局势急转直下,而危及首都的安全。当然蒋介石同时已有改变决战地点的大战略考虑。而日本方面同样地重视上海的紧张局势,在海军强烈的主导之下,派遣了陆战队增兵支持上海,于是中日双方的军队,开始迅速在上海市内与近郊集结。
由于京沪警备区司令张治中积极请战,在八月十一日晚上,蒋介石同意派遣负责中央警卫部队的 87师(师长王敬久)、88师(师长孙元良)前往上海,同时开始调集更多的部队向上海外围地区移动,也有化装的保安队与便衣队参与,在八月十二日清晨,大量的华军开始驻进上海市区,中国试图掌握华东决战的主动权。
中央军在上海市区出现,立刻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导,上海市民更是民气高昂的欢迎中央军的保家卫国行动,但对于日本在上海的军队,就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中日双方的指挥官,都在设法争取在上海先发制人的作战机会。日本海军将蒋介石调派大军驻进上海的情报,回报东京之后,日本海军大为震动,在海军强烈的要求之下,日本政府当天晚上就举行四相会议,最后决定派遣日本陆军增兵上海,以保护皇军与侨民在上海的利益。这个消息立刻由日本海军军令部长博恭王,先传给日本在上海的陆战队指挥官大川内。第三舰队同僚长谷川也立刻下令舰队进入中国长江水域备战。
日本在上海的驻军,在接到日本决定要在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当然有恃无恐,挑衅的动作更为加大,于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起,上海已是接近风云急变之前的紧绷状态,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爆不可测的冲突。华军与日军都在争取抢先布防战斗据点的时机,双方的便衣部队更是夹杂在人群之中,互相的刺探军情与寻找有利的地形。一时之间,中日双方出现大军云集,以及设阵布防的动作,上海局势紧张到随时可以爆发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