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的大历史背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日本走向战略“泥沼”
日本的如意算盘：蚕食中国，提防苏联
时间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间，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中日两军的意外磨擦（所有证据都指出，事变绝非预谋，双方都没有准备军队的布署以及事件发展的兵力计划），由于并未发生死伤，照当时的局势而言，事情可大可小。至少在中国方面，当时河北的中国军政最高长官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休假”，他没有立即销假回北平掌握大局，而是遥控局势，要求部属息事宁人，尽量不要给日军扩大事端的借口，为中国争取更多准备抗战的时间。
此时，南京中央正在与延安红军进行改编国军的谈判、与西南的诸侯进行军队整编安排，以及进行准备抗战的理财、练兵计划。根本顾不上在北平郊区的军事冲突。
当时的日本政府，则是受困在全球经济大萧条余波影响，财政焦头烂额，无意对外生事（打仗就是要花大钱）。日本军方参谋本部，在参谋次官多田骏及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正在推动对苏联作战的战略整备，指示海外日军减少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日军在河北的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刚刚暴毙，尚未下葬，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还没有到任。虽然日本政府与军部都非常关心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内部国共之间的整编与联合抗日的局势发展，但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却末决定要对中国的局势发展，进行直接的干预。
所以，既然卢沟桥现场没有什么重大冲突，中日两国最高军政系统又没有事前摊牌的规划，整个事情是可以慢慢谈判。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要对中国的华北重镇北平与天津，进行一个扩大的控制拓展。至少要能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并入冀东自治区，若是能够进一步吃下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更是上策。
因此日本海外的驻军将校，以及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眼见日本政府与军部缺乏借机扩大的作为，于是开始串联扩大声势，其中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最为积极，不但主动将部队推送到长城与鸭绿江边，进行入侵作战演习，同时派遣军官赶回东京进行串联游说，特别是要求香月中将上任之后不能就地和平解决，一定要扩大事端，日本的支持军队已经在边界就地等命令，随时可以配合驻屯军进攻永定河东岸，控制平津。
果然施政无方的日本政府，无法提振大萧条下的经济，所以民意支持度低，在日本军方串联的压力下，又觉得多年以来，日本在华北的发展并不顺利；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国共以及中央地方之间团结抗日的共识已经建立，加上日本军方狂人陆相杉山元向日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轻易在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完全解决”，所以日本政府终于同意军方的决定，利用卢沟桥的意外事端，打击中国，以获得民意的支持，扩大日本的利益。
经过日本军政领导人最后定调的日军立场是，日军利用这次卢沟桥事变扩大争端，最少要拿下平津这两个历史名城，若是中国方面真的不肯退让，那么日军决定要在河北中部，以大会战方式歼灭中国主力军团，以达到“严惩暴支”，完成切割中国华北的另外一场历史进展，日本决定成立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出任统帅，统筹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日军当时并未想到要在上海，或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国军政经济财税重心，同时进行军事行动，因为日本只想切割蚕食中国，若同时在上海开战，将会牵连日本与国际强权的重大经贸利益，当时的日本还不想引起国际众怒而完全孤立。何况日本更为担心苏联的动作，若在上海开战，日军兵力向华东分散，恐怕难以兼顾苏联在北方的行动。
当时的日本，已是世界级的军事强权，有着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全国动员参战的体制，日本所缺的只是战略原料供应而已。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策略上，所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不是一举鲸吞，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手，不会一次伸得太长，以免贪多吃不下，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淖之中，反而给苏联有可乘之机，同时又有遭到国际社会反弹的后遗症。当时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是吃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侵略，中国军队最多只能在华北对日军的进攻，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面对日军侵略，防守不住，又遭到损兵折将之后，中国只有默认日军控制的战局，有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长城之战之后的热河，都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打不过也守不住，只有让日本硬占中国的领土，中国除了外交抗议之外也无可奈何。当然日本知道，国际社会虽然不愿日本独自吃掉太多的中国利益，但是由于绥靖主义迷漫，国际强权还不至于为局部的中国战役，而与日本决裂。日本可以放心侵略中国的华北。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郑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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