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大汉奸何炳贤为何能够得以善终（二）

二

1938年6月，汪精卫卖国集团与日本开始了秘密谈判。同年11月3日，日本帝国政府根据日、汪之间谈判的初步结果，由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以蒋介石“下野”来代替“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公开表示扶持和号召汪精卫对日投降。11月20日，汪精卫背着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上海协议》，表示接受日本灭华的全部苛刻条件，日本则支持汪精卫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当年底，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等亲信从重庆出逃，经昆明、河内辗转至香港。何炳贤已在此等候。他受到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另眼相看，勉励有加。

据何弢在文章中回忆：“后来父亲告诉我们三兄妹汪精卫另组政府的决裂经过，汪先生把父亲和几位亲信陈公博、林柏生、大儿子汪孟晋等叫去会面。汪先生对他们解释当时的政治局面，认为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同胞将活得更惨，死得更多，他要跳进这个火坑去救中国人。他明知道这样做，在历史上必会遗臭万年，但已决定跳进这个火坑。汪先生强调，他并不要求在座的人跟他一起跳，结果，他所有的亲信们，连我父亲在内，都愿意跟着汪精卫去南京参加和平运动。父亲当了经理总监，处理民生问题……父亲常说，他知道在国家而论，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是一错，其他人参加南京政府是二错，但他仍然决定跟随。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对上司忠贞，为朋友担当，义之所至，视死不畏。”

1939年初，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一伙叛逃分子聚集于上海虹口日租界内一段时期，忙于同日本主子讨价还价，何炳贤已是这一小集团内部的管家，负责日常生活开支，而汪精卫的大儿子汪孟晋就奉父母之命跟在何炳贤身边学习财经管理，此亦可见汪精卫夫妇对何的信任。不久，汪伪傀儡政权在南京粉墨登场，受庇于日军的枪刺。汪精卫夫妇拥有三处公馆别墅，出入有警卫跟随，日军还特地派出一小队宪兵提供保护。汪精卫为何炳贤搞到了江苏路上一幢英式洋楼，紧挨着另一汉奸银行家吴震修的小楼。以江苏路、颐和路为中心的南京城西高尚住宅区建成于30年代中期，是国民党达官显宦、富豪巨子聚居区，亦是使领馆区。沦陷时期，半数以上风格各异的洋楼别墅为日军将佐盘踞，另一部分则住进汪伪军政高官。若按何炳贤在战前的区区局长之职是根本不够格住独幢小洋楼的，然而在落水附逆之后，他一跃成为汪伪中央委员。1940年3月，他出任汪伪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整顿日伪控制区的经济，负责与日本官员协调一应事务。仅月余何炳贤又被任命为汪伪军委会第三厅厅长，授少将军衔，主管军队的物资调配供给，不仅穿上了军服，还配有副官和一辆小汽车。其后，他历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监事、汪伪中央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秘书长、伪粮食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1942年10月，他升任汪伪经理总监公署总监，握有一定的实权，帮助汪精卫控制财政税收，被认为是“公馆派”中的骨干人物。何炳贤并不热心于上层的派系争斗，与陈公博、周佛海都保持较融洽的关系，凡应向这两位上司请示汇报的事，他都依例行事。

1943年3月，随着日本海陆军主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设在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除抽调部分部队支援南太平洋战场外，还加紧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搜刮。为了讨好主子，汪精卫召见何炳贤，面授机宜，叮嘱他务必“襄助皇军，做好物质统制工作”。何炳贤唯唯称是，内心深处却倍感压抑。与日本人共事真是太难了，良知尚未泯灭的何炳贤这几年来一直怀有愧对同胞的负罪感。早在1940年12月19日，汪伪政权终获得日方允许，决议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由周佛海、钱大櫆分任理事会正副主席，监事会由罗君强任主席，陈春圃、何炳贤、戴蔼庐等四人为监事，但其监督实权操于日本顾问之手。日伪统治区强行推行中储券以取代旧法币，这一举措在上海租界内首先受到强烈抵制，尤其是国民政府金融界在租界内的抵抗令日伪当局恼羞成怒，遂由李士群出面指挥特务对中央银行、江苏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行职员展开暗杀袭击，投掷炸弹，制造出十余起流血惨案。何炳贤当时正好从南京去上海视察分行业务开展情况，曾亲眼看到多名汪伪便衣特工包围中国银行大楼，捕走职员几十人，当场开枪打死二人，而日军便衣宪兵密探和一些日本浪人也赶往现场接应，场面十分恐怖。租界内的外籍巡捕不敢干涉，听任暴行上演，这令何炳贤很不安，心中也不是滋味。他探望了住在上海的胞兄何炳德，这位法国商行的高级职员一向反对弟弟为汪伪效力，认为那是背叛国家民族、有损岭南何氏名望的行径，故一度对何炳贤很冷淡，这回说到上海人民在日伪淫威下遭受的苦难，再一次批评了弟弟的作为，何炳贤无言以对，久久地陷入沉默……

如果说，何炳贤在担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常务监事时尚不是主要负责人，那么三年后，他出任伪全国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时就是为虎作伥的主事人之一了。在南京中山路16号经理总监公署的办公楼上，他与日本顾问渡边增太郎、木村信雄联合办公，虽说心中很不情愿，甚至怀有怨恨，但一点也不敢流露出来。他审理账目、调查分析物资储运情况，小心谨慎，生怕得罪了日本主子。渡边、木村两人为了进一步拉拢何炳贤，常邀请他上太平南路的一乐也酒家（即建于1928年的安乐酒家，日据时期这里建有日军军官俱乐部，建国后改为江苏饭店）饮酒，还招来艺伎作陪。

这一时期，何炳贤等人协助日本军部搜刮了大量大米、面粉，从芜湖、马鞍山、南京码头装船运回日本或南洋菲律宾、沙捞越等地，接济日本陆海军。日军还从控制区掠夺走56万余吨优质铜矿石、铁矿石装船运回日本，以便三菱重工、八幡制铁所等军工企业制造枪炮、舰船，维持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1943年10月，日本军部在南京下关龙江码头组织了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转运。大队军警在沿江实行戒严，码头港口一字排开停泊有12艘日本货轮，还有多达8艘的海军军舰担任护航，多门高射炮处于备战状态。须知此时日本败象已现，中美空军联合编队机群已多次对洞庭湖、城陵矶至汉口、九江、南京段江面上的日军舰队、运输船实施轰炸扫射。何炳贤随同汪伪军政首脑褚民谊、任援道、刘郁芬等前往下关龙江码头观看物资装运情况，以显示与日本主子“共存共荣、精诚团结”。

这回，日方竟将储存于通济门等三座粮仓的4.5万吨大米中的一大半划拨出来装船运走，而这些大米可是汪伪政权为保障“首都”供给、应付突发灾情而储备的。汪伪政府虽说百般不情愿，但也只有照办。那些日子里，何炳贤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算是领教了日本主子的贪婪与凶暴。风晨月夕，他常在家中闭门不出，绕室徘徊，长吁短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