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武汉：极端和中庸的东方芝加哥（二）

极端又中庸

从犷悍到市侩，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又成为了保守派的大本营

武汉的性格就像那位给武汉打下深深烙印的张之洞一样，也是极端又中庸。正是这种性格，既造就了“东方芝加哥”，也使它成为了昨日黄花。

武汉是极端的。比如武汉的天气是极端的：冬天极冷，那种冷，是浸骨的冷；夏天极热，是那种身子在蒸笼里蒸的热。再比如武汉人的商业发展，经济曾经相当滞后，也使当地人很少有商业牟利的观念，“不事工贾，工皆来自远方，不贵异物，不作淫巧”。直到明代成化年间，精明的陕西商人乘船顺流而下，来到武汉的汉正街，将货物贩运中转。那时候，一直频繁改道的汉水从龟山北麓入江，把汉口从汉阳的地界析分出来。当时的陕西商人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因为这里是汉水的出口，所以就把这里叫作汉口。从此，汉口逐渐成为了一个商业城市，成了一个因水而城，因水而兴的地方，一直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重镇，一个“货宝奇珍之所聚”、商贸兴旺的地域。与此同时，武汉人的性格也由古楚国时“楚地辽阔，民情犷悍，易动难安”、“山川平易，人民朴野”，变得机巧和市侩。当然，这样极端的性格突变，常常被外省人诟病，武汉就像古楚传说中的“九头鸟”，无端的由吉祥之鸟变成了市侩之鸟，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武汉又是中庸的。所谓“中庸”，用汉语词典来解释，就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因为中庸，处于冷热极端的武汉却没有狂暴的脾气，相反还很宽容，不排外，容纳了各地的移民，和平相处，文化交融。也因为中庸，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商业鼎盛后，武汉再一次让世人大跌眼镜，竟然选择了退步，这一退，就从当时“东方芝加哥”的山巅上退到了山腰，成为无甚特色的中国大陆七大中心城市之一。想当初，众口相传有一句话：“走遍天下，只有宁波、江夏”，说的是当年的两处繁盛处，这个宁波不用说了，作为百货聚散之地，也是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之一，繁华至今。但江夏，即汉口，就不同了。多少年后的今天，“宁波，江夏”竟然被以讹传讹，变成了“宁波江厦”——宁波的千年古街江厦街，可见时至今日，汉口的繁荣逐渐式微，早已不是当年的“东方芝加哥”了。这不禁让人想起词典中对“中庸”的释义：德才平凡，中庸之才。既然不偏不倚，又何曾德才平庸呢？词典作者对“中庸”这个词的难以判定，仿佛世人对武汉这个城市的莫衷一是。

时光回溯到1911年，武汉打响了推翻封建帝制的第一枪，这让人十分费解，曾几何时，武汉的繁荣还直接受益于清朝的洋务运动和《天津条约》后的开埠，但也是武汉，竟然第一个站出来推翻了清政府，赶走了洋人。然而，还没让人从辛亥革命急转而下的形势里找出答案，武汉又做了一件让世人不解的事情：就在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后不久，武汉在世人的瞠目下，竟然迅速成为了保守派的大本营。从极端走向中庸，又从中庸走向极端，武汉，永远是这样一个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城市，也是这样一个无法定义风格，飘忽不定的城市，也正因为武汉的这种不确定性，才使得武汉几经沉浮。

一个亦南亦北，不三不四的城市

三次和首都只有一步之遥

武汉曾有三次机会成为首都。第一次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决定迁都武昌，在后世看来，他的这个决定并不错，但是却遭到了东吴老臣们的一致反对，立场相当坚决，还用“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样的话来威胁孙权。第二次，是1926年，民国中央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但不久，宁汉分裂，被称为“首善之区”的武汉，当时驻扎的是汪精卫的临时政府，结果可想而知。最后一次是抗战期间，武汉被作为战时首都，但不久，武汉沦陷，重庆成为“陪都”，武汉再次成为流产的首都。

这三次流产，如果换做其他城市，估计是哭天喊地了。可武汉没有，甚至还编出了一个笑话来奚落自己，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政协委员投票立都，湖北人董必武当时去解手，回来一看，投票结束了，武汉只差北京一票。所以后来有人笑说，如果不是董必武上了躺厕所，武汉就是铁定的首都了。

解放后，武汉这座易中天先生笔下“最好同时也最坏”，亦南亦北，不三不四的城市，开始了新的征程：与重庆争直辖市之名未果、与郑州争国内交通枢纽之实暗战不休。但不管怎样，从1992年到1998年7年间，作为一座7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速递增16％，不能不说是成绩斐然。

大江东去，汉水滔滔，“东方芝加哥”已成昨日剪影。如今的武汉，尽管也焦灼于经济发展及城市在各种排行榜中的序列，但浓烈的生活气息一直也不遑多让。夏日炎炎，旧时长街泼水，竹床遍地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但每到傍晚，吉庆街的大排档摆到了街口，人们衣着随意，携家带口，仿佛是去参加盛大的家宴。唯有那时，武汉才真实感受到，自己竟然也作为历史景观的一部分，与荆楚大地融为了一体。

本文来源：《城市地理》杂志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