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数谈中国内政外交（四）

尤金一听吃惊不小，“东北王”高岗是中国最亲苏联的人，他不只是像毛泽东要一边倒，而且要将东三省划入苏联的版图。尤金对毛泽东说，我也陪同捷沃西安同志去了东北，在路上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主要是关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并没有表现出要特别接近我们的行为。

毛泽东没有理会尤金，指出，高岗与捷沃西安同志一起在东北旅行，目的是为了设法接近苏联到中国访问的负责人，以便从他们那里抢先获取苏联的党内信息，他想得到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得到苏联对他的高于对我们中共的信任，以此要挟中共。他这也是幼稚的事，难道你们苏联党会将个人看得高过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集体？

毛泽东接着说，饶漱石一面对党表示忠诚，一面为国民党和外国特务机关从事地下活动。他就是中国的贝利亚。他任命叛徒潘汉年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与美国、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把我们的情报全报告给他们了，他和胡风一样，是我们共产党的无间道。

毛泽东扳着手指，说，饶漱石一个，杨帆一个，加上潘汉年一个，这三个臭皮匠，一起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了我们的所有重要情报。1950年一二月间，向台湾传递了苏联一个空军师到达上海的情报。这直接导致了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蒋介石集团被赶出大陆后，他为蒋介石集团立下了搜集我们情报的头功，蒋介石先后四次为潘汉年授勋，这些授勋文件以及其他证据，都被我们的相关情报部门截获啦！潘汉年罪有应得啊！

尤金听着，不明白潘汉年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不便问。毛泽东继续说，我的苏联大使同志，两年前，也就是1953年，对于我们中共来说，形势是相当困难的。你知道么？我当时有没有对你说过？我在1953年12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那是在杭州召开的，我说中共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公开的，为克服困难而战，当然是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啰；还有一个是秘密的，利用各种困难来泼冷水，反对我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暗中的司令部到处散布谣言。我在那次会议上并没出有说谁是地下司令部的头子，但你知道么，高岗和饶漱石当场就神色慌张起来，他们听了我的话非常气馁。后来，我们宣读你带来的苏共中央有关贝利亚反党活动的材料时，他们就像落水狗一样啦！所以说，一切反党的阴谋分子，心中都是有鬼的，他们是见不得阳光的。

尤金这才回过神儿来，恍然大悟，那天毛泽东说话时神情愤怒，原来不是因为贝利亚，而是因为高岗和饶漱石。

毛泽东突然转过话题说：台湾，我们是一定要解放的，要收回来的！毛泽东由此谈起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最近来中国访问的事情，这事与解放台湾的计划有关。毛泽东知道印度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尤金介绍说，梅农对北京作了10天访问，其间，梅农讨论了中美有关台湾的会谈。梅农会见了很多中国政府人员。按照他们以前的协议，政府成员给梅农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些成员的话使得梅农很乐观；而另一些回答则使他很悲观。朱德声明“如果美国人要打仗，我们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使得梅农不寒而栗。梅农被告知了中国对中美直接会谈的总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希望充当中间使者的国家得知与梅农谈话的每一件事，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抢先充当中间人。除了印度之外，希望充任中间人的还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在这个位置上，印度不会告诉英国他们在北京听到的所有事情。英国首相伊登自己要从新加坡到中国来充当中间人。但是对于他表示希望在曼谷会议之后访问北京的建议，中国有意给了一个答复，使得伊登拒绝前来。这个答复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对台湾的政策实际上与美国几乎是完全相同。伊登的新加坡来信和从新加坡回去后的伦敦来信有很大不同。新加坡来信试图恐吓中国，说中国对台湾的政策会导致世界大战。伦敦来信就没有了这种恐吓。目前英国对台湾的政策与美国稍有不同。

毛泽东这次与尤金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还有一次较深入的会谈。毛泽东在会谈中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翻译十分为难，结结巴巴，不知怎么译，尤金也是听得一脸茫然。他要听懂毛泽东的意思，真得费点哲学头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