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四）

章太炎有关孙中山狂妄的评语，是切中肯綮的。狂者，野心也；妄者，空洞也。如果说孙中山革命，具有什么身体性的话，那么其身体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贪欲和其革命政纲的空洞上。孙中山革命不同于章太炎革命全然出自童心，也不同于宋教仁革命基于头脑的清醒思考，而带有一定程度的身体性，带有一定程度的陈胜、吴广或洪秀全那样的造反气息。说一定程度，是因为孙中山革命与陈胜吴广洪秀全不同，不是以农民为主体力量，而是以知识分子为革命基干。说造反气息，则是意指孙中山革命在政治权力上的大一统指向。孙中山的渴望成为大总统在他担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尽管换了孙中山而不是袁世凯，是否能实现宋教仁那样的努力尚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历史假设，但孙中山毕竟不象袁世凯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的枭鸷。然而，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不顾章太炎的反对，坚持要成为非常大总统，那就未必是出自推进历史的考虑，而是基于一统天下的愿望了。一统天下的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情结，它象幽灵一样地纠缠着历代革命领袖。孙中山也未能例外。也正是基于这种一统天下的愿望，才有了孙中山的十六字纲领和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三民主义，与其说是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如说是一种革命家对民主的许诺，这种诺言是历史上的革命往往难免的媚俗，从而不具备切实的操作性。比之于曾国藩诸如“记大德，忘小怨”，“师夷智”之类的既切实又击中民族文化心理之要害的政治外交原则，孙中山的革命和主义显然是浮夸的，媚俗的，标签性的。在孙中山的革命和曾国藩的事功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曾国藩的事功是以内心修为作根基，以自身的独立思考为前提的；而孙中山的革命却是对西方头脑文化的革命模式和政治信条的盲目照搬，没有曾国藩那样的独立思考，也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内心修为。因此，孙中山虽然革命的热情有余，革命的意志也坚定，但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内容却总是朦胧模糊的，总是根据即时即刻的力量对比和权变需要而变换的。也即是说，孙中山的革命缺乏应有的定力和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必备的历史洞察和高瞻远瞩。章太炎跟看革命走是因为他的顽童品性，因为他的秉笔行侠，但孙中山跟着革命走却是由于他的缺乏头脑，缺乏智慧，因而有一种“摸着石子过河”、跟着感觉走、乃至临时抱佛脚的嫌欠。孙中山是一门名符其实的革命大炮，而炮弹又往往得由他人提供。正因为如此，他的炮膛里最后填上俄国人送来的炮弹也就成了他的革命的必然归宿。

自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勘定了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历史的主动权实际上已落到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的头脑阶层手中。此后的历史，无论是变法维新，还是起义革命，都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思考和历史性的探索进入操作的，没有明显的身体意味，物欲气息，没有明显的以往为农民起义所固有的江山意识和王朝更替愿望。按理说，将革命经由如此理性的操作推入一种非理性的身体运动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孙中山革命的缺乏头脑正好给历史由头脑层面的运用滑入到身体层面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奇妙的中介和过渡。孙中山革命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由于其夺取政权和大一统的指向和这种指向在当时各种势力角逐下的难以兑现，结果临时地非常地抱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佛脚。孙中山大总统称号前面的临时和非常的限定词，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孙中山革命的没头脑性质和成为从头脑运作到身体运动的过渡的历史命运。假如人们明白了孙中山革命的这种没头脑和过渡性，那么人们也就可以理解章太炎之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决策的激烈反对了。

毋庸置疑，章太炎的童心没能使他把他之所以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理由说透，而是仅仅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指责孙中山联俄，仅仅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当作“笑话”；然而章太炎的童心使他又一次感觉到了历史的脉动，并且为此焦躁不安。正如章太炎一生行文不愿流俗一样，章太炎一生革命不愿为寇。他从孙中山革命的转变上看到了其中的落草意味。他虽然说不透种落草意味，但他能直观到这种落草意味与他所献身的革命之间的格格不入。章太炎的这种直觉无关乎他人的什么挑唆之词，而是他童心的流露，而是他作为一面历史镜子的体现。章太炎对孙中山个人的品性是宽囿的，但章太炎对孙中山革命的这一转变却始终不附和。

章太炎对孙中山及其革命的评说虽然有点孩子气，但却是相当客观和公允的。由于是基于一颗不变的童心，章太炎的个人好恶往往不为势利左右，而是基于内心本真的感受。在孙中山称临时大总统之后，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在孙中山反对国会贿选举起护法义旗时，章太炎欣然前往相助一臂之力；在孙中山称非常大总统时，章太炎毅然作别，不相为谋；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时，章太炎带头声明反对；及至孙中山逝世，章太炎又为之悲痛不已，在所作《民国五豪赞》中将孙中山列为榜首。正如章太炎反对得明明白白一样，章太炎颂赞得坦坦然然，然而又不因为对个人的评价而影响自己的政治立场，一如章太炎一面批评孙中山“狂妄”，一面以表明他对孙中山的“私德”并无非议；如此等等。

以章太炎如此磊落的胸怀和如此率直的言行，孙中山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产生敌意；因为章太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势下都不是孙中山的政敌，而是孙中山的诤友。孙中山虽然有一统天下的抱负，但他对章太炎的这种顽童品性是了然于胸的。孙中山也许并不以章太炎的政见为然，但孙中山又需要章太炎的合作。孙中山虽然至死都没有成为大一统的执政者，但他的从政生涯却因为章太炎的议政而被准确地标记在了历史的纪念碑上。或许正是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这种微妙而又真实的交往，使章太炎在孙中山死后产生了为孙中山撰写碑文的愿望。当然，蒋介石没有让章太炎如愿。因为蒋介石不象孙中山那样能够面对章太炎。蒋介石情愿让孙中山的墓碑上留下“天下为公”那样空洞苍白的口号，也不愿让章太炎在孙中山的墓碑上留下准确生动的描述和真实贴切的评价。

蒋介石的崛起标记着孙中山革命从头脑层面过渡到身体层面的最后完成。孙中山能够理解章太炎是因为他的知识分子的头脑本性，蒋介石无法面对章太炎则是出于他的流氓无产者的身体局限。不过，蒋介石后来的发展又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几乎也可说是晚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虽然在身体层面上继承了孙中山，但他后来居然发现了孙中山的革命和主义的空洞；他可以将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旗号抓在手里，以便挟天子之主义以令诸侯，可是他无法将这些主义诉诸切实的具体操作。于是，蒋介石一面高举孙中山的主义作旗号，一面私底下悄悄了学起了曾国藩，走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也许是基于这样的转变，蒋介石在章太炎苏州讲经的当口，托人向章太炎表示了自己的敬意。蒋介石象以往的某些开明君主一样懂得从马背上得来的天下是不能在马背上治理的。因此，蒋介石虽然把孙中山的革命降低到了军事独裁的身体层面，但他在独裁之后的幡然醒悟从而师从曾国藩的转变，却使他的政治操作逐渐地从粗鄙的身体较量转向了曾国藩创定的社会政冶模式。遗憾的只是他的转变稍稍晚了一些。他的对手毛泽东比他更早领悟了曾国藩的历史意味，比他更早师从曾国藩从而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构成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独创。因此，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蒋介石的失败不是三民主义之于共产主义的失败，也不是浙籍政治家之于湘籍政治家的失败，而是在师从曾国藩上的不及毛泽东灵活和不及毛泽东更富独创性。

蒋介石的失败使他最后只能在台湾那个小岛上体现他学习曾国藩的成就。而蒋介石一旦在台湾岛上体现了曾国藩的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他又无意中胜过了毛泽东。蒋介石的治平成就后来使毛泽东死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惊羡不已，尽管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此乃曾国藩留下的历史遗产，一点都不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学习曾国藩的事功成就上各有千秋，一点都不知道孙中山的缺憾就缺憾在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曾国藩的事功意味，一点都不知道其实章太炎早就警告过孙中山早就预见到孙中山革命的身体性会给中国历史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章太炎议政的镜子性也同样体现在对共产党的评论上。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当口，章太炎是激烈反对的；但在日本人入侵之后，共产党提出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时，章太炎又给予肯定和支持，一如他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和训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镇压。章太炎对人物的评论不带势利眼光，章太炎对党派的态度也不抱狭隘的偏见和功利主义的私心。也许章太炎在具体表达上是天真的仅止于民族主义的，但章太炎就政党而发的种种议政如同他就人物而作的种种评判一样清亮坦荡，一派纯正的阳刚之气溢于言表。章太炎的这种议政风貌后人很少能够企及，也许后来定居于香港的查良镛在政评上有点相近于这种气韵，而且在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发表的武侠小说中，也出现过诸如周伯通、郭靖之类章太炎式的颇具童心的文学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