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三）

正如读章太炎革命要读他仗义行侠的顽童品性，读章太炎的著述要读他随心所欲的信口开河；而在章太炎的著述中，最为随心所欲最为信口开河的当推他的俱分进化论。作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一位盖世学者，章太炎自有为一般学人所不可企及的学识。然而就章太炎自身的学识而言，则是学大于识，学多于识。虽然章太炎的学问都以他自已的识见贯穿和表述，但相对而言，章太炎的学问广博，涉猎国学、西学、佛学乃至印度的吠檀多等古老的学问，并且于每一领域均有自己的心得；可是章太炎的识见却不如他的学问那样缤纷，较之于同时代的王国维则鲜有自成一说的独到建树。

正如章太炎的革命是心随革命走而不是心引革命行，章太炎的学识是识见随学问走而不是识见引学问行。章太炎的学问走到哪里，他的心得也就跟到哪里；而他的俱分进化论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不再是识随学走，而是以他的识见穿透了西学的进化论，提出了一个十分独到的见解。当然，这种穿越如同他的革命一样，不是头脑的思考结果，而是童心的感受所致。

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达尔文和斯宾寒的进化论和后来的马克思的唯物论及其历史决定论是对中国人产生最大影响的学说。正如唯物论迎合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身体性，进化论契合了中国人求强大求进步求发展的心理愿望。进化论打碎了中国文化原有的顺其自然或听天由命的习性，激发了中国人的要强心和竞争心。几乎晚近历史上的历代革命家或改革家，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进步和落后的观念在中国大地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连鲁迅那样号称思想深刻于万事万物都能一眼透底的人物都无以超越进化论给出的思维框架。甚至到了八、九十年代，年青的中国学子都无以走出进化论的藩篱，将西方的先锋文学和现代思潮等同于新人新事新气象之类的求新求进步求超前求领先，以致把思想文化变成了一个体育竞技场地。因为达尔文说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而人与猿的区别就在于思想的有无，于是人们竞相思想，即便在没有思想的年代里也要刻苦学习某种思想，以便防止自已退化到猿猴的地步。又因为马克思说社会形态也是进化的，于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就为自己的社会感到骄傲自豪，并且对地球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类深表同情，不断地许诺要去解放他们。

进化论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安慰；激励中国人求上进，安慰中国人已经进步了，如此等等。几乎没有人对进化论提出真正的怀疑。当年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进化论思想在年轻一代总是胜于年老一代上的轰毁，但他转而迷恋了阶级论；殊不知，阶级论乃是另一种形式的进化论；所以鲁迅始终生活在进化论的阴影下，为进步所累，为斗争所苦。在整个晚近历史上，也许只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跳出了进化论的框框，因为章太炎不象鲁迅他们那样总是以二分性的头脑思考问题，而是以不二分的童心感受各种思想。

凡是用头脑思考进化论的人们，都不可能超越进化论。比如马克思用头脑思考进化论，结果他的学说无意中成了进化论的某种翻版。因为头脑是进化论的双重渊源，既是进化论在生理发生学上的渊源，又是进化论在思维发生学上的渊源。可以说，头脑是进化论的立论结果，也是进化论的立论原因。进化论为什么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就因为西方文化的头脑性质。头脑文化是进化论的土壤，也是进化论的阳光雨露。因为头脑在本质上是理性的逻辑的，一如进化论说进化是直线的递进的。头脑是进化论的天然盟友，一如内心是轮回说的天然襁褓。西方的头脑文化主理性主逻辑，就必然走向进化论；东方的内修文化重直觉重感悟，就必然信奉轮回说。在西方人的进化论经由严复那样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大多以头脑去迎接这个学说，而不是用内心去体会这个学识，所以几乎每一个接触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偏偏是章太炎，给出了他独到的阐说。其原因一则在于章太炎的童心，一则在于章太炎之于佛学的研习和心得。章太炎不象其他人完全用头脑去思考进化论，而是用童心去感受进化论，用佛法去衡量进化论，结果他发现，进化是俱分的；“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是达尔文斯宾塞乃至马克思都不曾考虑过的。因为这些西方思想家以科学家自居，他们科学地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科学，又是以物为对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即便是人，在科学研究面前也得简化为物，然后作为对象进入科学家的视野或者进入科学地思考一切的思想家的头脑。这些思想家和科学家不会在思考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的时候关注章太炎说的善恶苦乐。因为在科学研究和理性头脑面前，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有情众生的善恶苦乐，而是以头脑发达为标记的生物进化，或者以生产工具为标记的社会生产方式。按照那样的科学头脑和理性头脑，他们认定头脑越发达，人类就越进化；社会越发达，文明就越进步。在此，所谓进化，都是头脑给出的标记，都是以头脑为标记的衡量结果。西方人也许直到二十世纪才发现章太炎的俱分进化所表述的内容：人类越进化文明越进步自然就越遭殃，社会就越无序。与二分的头脑相应，科学乃是双刃利器。科学带来日新月异的技术文明物质文明，科学也带来危害性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的环境污染和原子弹核武器。文明不是伴随着幸福而是伴随着罪恶进步着，人类也不是伴随着快乐而是伴随着苦难进化着。其实，进化的这种俱分性，早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便已有所描绘。其一，引诱浮士德走出书斋的不是海伦那样的女神，而是梅菲斯特那样的魔鬼；其二，浮士德走出书斋后的每一个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和文明创造都伴随着罪孽伴随着鲜血伴随着有情众生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西方文化历史上，歌德是一个鲜见的双面人，他一面用头脑思考，向往进步，向往革命，向往创造；一面又用内心感受，呼唤生命，呼唤自然，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云云。当然，歌德不会想到，在他之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会有一个章太炎式的顽童，不是受着梅菲斯特的引诱，也不是受着杜西尼娅的驱使，而是因为一颗童心，走进革命，走进历史，走进头脑构造的学说进化论。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以十分孩子气的阐述向进化论提出了一个东方智者式的质疑，你们讲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生存竞争人类文明，怎么能忽略人性的善恶和有情众生的苦乐呢？假如善恶苦乐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你们立论基点的人性意味何在呢？假如你们不在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么你们又在什么立场上考虑问题呢？假如你们可以抛却人的立场而立足于生物的立场，那么你们本身不就嘲笑了你们的进化论吗？假如你们立足于社会的立场或生产方式的立场，那么进化论与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用章太炎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今之苦乐为大。然则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最幸耶？其抑以进化为最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当然，章太炎一方面发现了进化的俱分性，发现了进化之用的无所取，另一方面又没能从进化论本身的局限性上指出其弊端所在。因为章太炎的俱分进化毕竟只是基于童心而不是发自佛心。童心和佛心的区别在于：童心是直观的本能的质朴的，佛心是通观的全息的智睿的。从童心到佛心得经由一个人心的转换。童心无邪，但要变成佛心得经历世俗的人心。正如无童心者欲得佛心须回归童心一样，有童心者欲得佛心须不避世俗的凡人之心。章太炎终其一生都停留于童心。章太炎入世，但避俗；章太炎革命，但不涉世务；同样，章太炎看出进化的俱分性，但并不明白进化论的根本症结所在。章太炎的童心使他在使用语言时力求典雅高贵，不流于通俗平白；但这样的孩子气导致他总是仅止于说对而不能说透。章太炎在论述进化的俱分性时是说对的，但没有说透；章太炎在讲演《国学概论》中提及白话文时也是说对的，但也没有说透。因为童心具有准确的感受力直观力，但没有透彻的穿透力通达力。因此，章太炎在指出进化之用无所取的同时又认为进化论实不可非。章太炎不知道他提出的进化的俱分性实际上已经对进化论作了质疑，于进化论有了非议。就象章太炎会糊里糊涂地提出一个十分有意味的革命口号或政治主张一样，诸如“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地方自治、联省自治”之类，章太炎的阐述进化的俱分性时也是懵懂的不知其所以然的。然而，仅仅凭借着他那童心十足的知其然，章太炎也能说出一些相当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在进化的俱分性和俱分性背后的非进化意味上没能深入下去，但在以进化的俱分性之于历史的观照上却极有见地。我指的是章太炎论述中国历史的那一段。他说“中国有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然后他例举了先秦和汉唐的人文气象，以证实他所说的这种退化。虽然章太炎没有细想，历史既然有进有退，那么就不是进化的，而是轮回的，但章太炎就此已经以一种孩子的直觉看出了中国历史的生命轨迹。

这种生命轨迹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文中被表述为文化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斯宾格勒在对进化论的批判上远较章太炎彻底，但斯宾格勒在论及中国历史时却没有象章太炎那么细致。然而两人的基本看法却不谋而合：中国历史不是进化的，而是退化的；不是发展的，而是衰败的。只是斯宾格勒将退化的起点定在先秦之后，章太炎将退化的起点定在有宋以来。章太炎和斯宾格勒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把历史看作是文化的、生命的，或者说从生命轮回的角度描述了历史。他们都没有象进化论者们那样把历史看作是生物的社会的物质的文明的。相对于斯宾格勒的文化立场，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十分有趣地说道有情众生。章太炎借用佛经术语，以有情众生的善恶苦乐非难了进化论的科学观和唯物性。

当然，《俱分进化论》最有意味的还不在于文章本身的独到，而在于文章所表露的生命意味和体验意味。立足于有情众生阐说俱分进化论的章太炎，在终其一生的革命生涯和学术生涯中都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也正是从革命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对象化式的研究出发，章太炎对白话文表示了他的不屑，章太炎在自治联治的政治理想破灭后走向了讲经救国。章太炎对白话文的不屑是出于内心的反感，或曰童心的不悦。他虽然没有讲透他对白话文的看法，但他以不屑一顾表明了一种童心的敏感。这种敏感乃是一颗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这种敏感与章太炎在语言文字上的不愿流俗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敏感表明，章太炎不希望中国文化从天上掉到地下，从内心层面滑到身体层面。尽管胡适是在理性的层面头脑的层面上提出白话文运动的，但白话文运动经由陈独秀的革命口号，普及到整个社会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身体化倾向，即所谓的大众化倾向，引车卖浆者倾向。这种倾向将一反白话文运动原有的理性意味和头脑意味，而将语言全然身体唯物化欲念化，从而在文化指向上呼应了洪秀全当年的叛乱和剪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章太炎之于白话文不屑的历史合理性，一如后来的文革时代证明了林纾有关“引车卖浆”者的预言。章太炎虽然没能将他的不屑一顾讲说清楚，但他凭借童心的敏感和生命的体验，看出了白话文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危机和文化灾难。因此，他在讲演《国学概论》的当口，以几近顽童的语气调侃了白话文。至于下面听众中的一些文学青年，当然体会不到这种顽童语气背后的深意和诚挚，于是以一种儿童的天真撰文严肃认真地指责了这种顽童的调侃。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令人哭笑不得。

与对白话文的不屑相应，晚年的章太炎致力于讲经救国。对教育的重视似乎是一些光复会革命家的传统。不用说名闻天下的蔡元培，即使是章太炎也一直不曾看轻过。即使在日本给同盟会办报时期，章太炎也一面革命，一面讲学。按照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对人的培育远重于致力于物的发展。在文明和文化之间，文化是首要的；在科技和人性之间，人性是首要的；在社会和个人之间，个人是首要的。这就是俱分进化论的根本立意所在，也是章太炎终其一生都不曾违背过人文原则。

从事教育在章太炎是贯穿一生的事业。章太炎早年和蔡元培一起在上海办学办校，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章太炎于革命的鼎盛时期又在日本讲学；章太炎晚年则从革命回到讲坛，回到学校。以教育始，就教育终；章太炎的从教事业构成他一生的起始点。因为章太炎与曾国藩一样，明白自己乃是孔子的传人。这种从教的始终，既呼应了俱分进化论的阐述，又对称于章太炎学术生涯从儒而始，就儒而终的轨迹。再联系到章太炎革命的秉笔行侠的文化立场，人们可以发现章太炎的生命在人生各个侧面上都惊人地一致。

章太炎也许没有象曾国藩那样刻意修炼过，但他凭借其顽童品性，无论在学术上，在革命中，乃至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行走在正道上，行走在大道上。道不斜，人不歪；道正，人立；不仅无邪，而且无伤。正如章太炎的一生是个传奇，章太炎的生命是个奇迹。我不知道章太炎为什么要释庄子的《齐物论》，但我可以肯定章太炎本人就是一个齐物者；他人与物游，心随道行。他修的是无为法门。无论就革命还是就学问，章太炎其实都是一个不求甚解者。所谓不求甚解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不以头脑的思考去求甚解，而以童心的感受去品味。在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乃是一个生命的美食家；他品尝革命，品出了个中三昧；他品尝学问，也品出了俱分进化论那样的学说；他品尝当时的风云人物，分出了枭鸷、仁柔、狂妄的类别；他品尝教育，又培育了周氏兄弟那样的英才。而且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孩子气十足，在发病期间，见夫人阻止讲学，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章太炎以一个孩子的形象走进中国晚近历史。最后又以一个孩子的形象告别人世。因此，正如读王国维的思想学问得从他的白话读起，读曾国藩的事迹得读他无言的事功，读章太炎的革命和学术则须读出他的顽童品性。

如果能读出章太炎的顽童品性，那么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许多情结都可以解开，因为章太炎的童心不仅对他本人是生命的传奇所在，而且对于历史也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参照不是无言的，而是有案可稽的。因为章太炎革命作为一种政治生涯主要不在于参政，而在于议政。可以说，章太炎是中国晚近历史上最具独立性最具典型性的一个议政者，他几乎就象征着对当时的时政的舆论监督。从章太炎对人对事的评论中，人们可以读出许多历史真相，反过来，从他人对章太炎的评论中，人们也可以读出评说者的风格和境界。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象章太炎这样之于历史有着名符其实的镜子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