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情绪（五）

彼时他还刚刚从诂经精舍的读书生涯里走出来,于中外情事皆非深知,而指论国事之际,已敢于率意比划,操刀一割。等到反满意识自成潮流之后,志士文章讨伐"满洲",无不以土地利权做大题目发为痛诋:"若胶、威、旅、大,皆吾立国之重门键锁,若铁路权、矿山权、理财权、练兵权、教育权等,皆立国之精神无髓,为吾四百兆同胞所披霜带月风尘憔悴以生殖者;而彼则尽数敲剥,以献诸外人焉"。排满的论说虽多纷呈歧义,在这一点上却绝无牴牾。若以文字本义相比类,"献诸外人"的意思与"迎而与之"的意思应当相去不远。然则通观于此一时与彼一时之间,显见的正是章太炎以学人作策论之恣肆和随便。由于恣肆和随便,策论变为鼓吹之日便易走入臆断和臆想一路。戊戌后三年,他在《正仇满论》里评说光绪曰:

彼自乙未之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孟,勒于钟鼎,其迹则公,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外而已。何也?滿、汉二族,因莫能两大也。

已亥立储,而后有"废置"之说。但已亥在戊戌后一年,其间的事实一经被移到戊戌之前的乙未,则史事颠倒,因果也颠倒。用这种颠倒史事和因果的办法推论光绪的心迹,意在掘出"满、汉二族,固莫能两大也"的大义,因此,"交通外人以得其欢心"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的一连串探赜索隐,其真实程度已是次一等的事了。在这种以一已之悬想作推论的过程里,真实性被当成了一种可以让路的东西。由此层积而伸张,便很容易产生使李肖聃深致不平的那种假故事。李肖:聃以不实责备章太炎,但时当排满发为论说而论说成为鼓吹之际,这种言之凿凿而不可考辨的风格远不止乎一人一时。与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文章流派相对比,鼓吹和灌输显然是一种不由师法而前无古人的文字产品。它们之所以别成一格,大半应归于不尚精确而以渲染为功。与之相匹配的正是反满的知识人整体上的躁急而没有静气。因此,由渲染过度而致情节离奇,在鼓吹和灌输里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现象。孙中山作《支那保全分割论》,也说过一个经不起深洁的故事：

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而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夫支那人爱国之心,忠义之气,固别有所在也,此父老之事即然矣,此岂外人之所能窥者哉!

孙中山意在用"海陬父老"的话语形象阐说满汉之争的深结于人心。但被称作"日清之战"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一种太过具体的背景,有此反衬,则被盛赞的"海陬父老"所显出来的便不是一种实相,而是一种暝濛。甲午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孙中山自广东起程至上海,又由上海到天津,由"游京津"到下武汉,而后在秋日里从上海远去檀香岛。除去广东,其行迹之间只有上海与天津地在沿海,与文中的"海陬"之义稍近。然而推算时间,"旅顺已失,奉天不保"事在甲午十月的下旬,节令已过立冬而近小雪,他应当早就不在"海陬"了。这种时间与地点的断脱,使得"亲见有海陬父老"成为一种不可指实的叙述。由此深入一层,则不会不触到甲午一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深痛入骨,以及当日中国人在深痛入骨里的号哭和愤激:"迫视龙旗无孓遗,海波索索悲风悲",这是万千人心中的国之大丧。因此,在甲午年间不作中日之辨而作满汉之辨,并在日人的横暴和血腥面前"欢呼雀跃"的人,无论横看和竖着,都是不能识其来路的人。由此牵出的"爱国之心"和"忠义之气"便因其太过异常而成了另一重不可指实的叙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一类不可指实的叙述虽然经不起深诘,却在排满发为论说的过程中支撑了先设的结论。所以,它们很容易被放手攻击的知识人召入文字里。《苏报》一校独秀于东南之日,曾"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并由张继作《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以为烘托,着力要染出"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的四海怨怒。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局中人章士钊后来说的是：〈其时〉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滿、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其末了的论断总括了彼时士风中的一种普遍性。因此,事涉满汉,便无忌禁。古来的士大夫留下过许多界限,而在知识人的手中都成了可以打碎的东西。阿英论晚清小说史,曾举黄小配的主要著作"《大马扁》和《太平天国演义》两种"评述说:

前者写在康有为到日本活动的时候,后者是在广州光复党人起义失败之后写的,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序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

"与史实尽多不符"正是不可指实的叙述扩展到历史范围中去的结果。在20世纪初年的反满印刷物里,小说是当作论说来写的,两者之间并无太多立意上的区别。不符史实而可以成为"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自非中国士人的本来传统所能想见。然而历史中的变迁常常是正面连着负面,知识人的近代化是由政治化开始的,因此,从士大夫到知识人的嬗蜕,近代政治的正面和负面都会成为一种改造群类品格的力量。与此相对应而造成了一世文风之转移的,是19世纪的经世文编演为20世纪的"政治宣传"。两者虽同出于用世济时之心,但后者更自觉地依傍于一种既定的思想。在那里,既定的思想代表了最终的真实,所以思想便成了可以安排情节的东西,而政治文字中的叙人与叙事则常常因此而经不起认真的钩稽和对证。

19世纪中叶以来的60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60多年之间,虽然社会在变迁中前后嬗递,一代人与一代人的主张各不相同,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作一种共有的精神,则始终是连续于前后之间,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接起来的东西。但在排满汇成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运动里,民族主义的名目和锋芒都是指向满人的。于是,一面是中国由"变局"而入"危局",一面是涨起的满汉矛盾正在淹掉久成中国人心头之愤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由此产生的论题和论旨,便成了近代思想历史脉路中凸起异峰。当日东京留学生以"拒俄",起风波,张继在上海作时论评"拒俄"而笔下别立是非,说的全是另一套道理：

吾愿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滿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滿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

他把满洲人和外国人一同归入"异族",则东西洋的侵逼与"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历史相比而成了轻重不能相称之物。因此排满比排外更要紧。另一个志士在《民报》上说："夫排外之特质,立国于天地之所极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当先用之于满洲",其持论出于同一套道理。被这一套道理移到后面去的民族矛盾,其实是近代中国最激烈,并因此而最突出的一种矛盾。与知识人翻出来的满汉旧事比,19世纪中叶之后的60多年里,累次民族战争留下的都是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生当20世纪初年,这些场面犹在泪血未干之际,比之"扬州十日"那一类层层转述的故事要切近得多,其创深痛巨也真实得多。简单的政治战争被反满的人升华为民族仇恨。因此,章太炎曾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滿洲。又说: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

他不是不知道"西人"的新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