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四）

南方国学阵营中的一些人与新文化派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的联系，如胡朴安、陈中凡等，但整体而言，与新文化派的精神主旨明显有别。顾实在《〈国学辑林〉发刊辞》中，详细阐述了关于将国学由一校一系“推及全国而陈辞”的“公心”，其主张有四：即自由研究，普及学术，沟通中外，注重精神。所谓自由研究，是鉴于“吾国之人，近虽步武隆规，往往自由其名，不自由其实，非政府专制，即舆论专制，以故旧有学术亦萎缩不明。”所以要“公开破除一切，人人以自由研究为鹄的，不受何等之束缚。”所谓普及学术，是鉴于“学校系统綦严，世每望尘莫及，向隅之士，遍国皆是。矧学校自身，恒苦党派，蛮争触斗，颠倒黑白，翻云覆雨，朝秦暮楚，所好生毛羽，所恶生疮痏，不公不普，学其殆哉。”揭橥普及，就是要“绝不受何系统何党派之挟制”。所谓沟通中外，是鉴于研究学术，非洋学与国学的意气之争，中主西辅、中体西用皆非，“要在阐扬古昔之典籍，昌明世界之公理，而国学公理二者，相与互证而益明。”所谓注重精神，是反对将东西方截然分为精神与物质文明，主张“非吾振作固有之精神，则不足以宰制东西之文明，而吾国吾种亦将不免为某民族之臣虏。故如考据家、性理家、词章家，固皆当认为国学之钜子，然犹有大者，则群经百家之奥义，圣哲英豪之遗型，尤当尊为国学之精华。”

反对舆论专制，抨击学校为党派挟制，调和中外新旧以及强调本位文化精神的统驭作用，显然是针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的主张而发，反映了东南学人的共同观念。这即使不是受章太炎思想影响的结果，至少与章的倾向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章太炎可以说是这一国学阵营的精神领袖。所以，苏州开国学会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时，“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新老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马宗霍、沈延国、潘重规等，南北耆硕如王树、陈衍、张其淦、杨锺羲、唐文治、孙雄、张一麐、孙德谦等，南方学人如吴梅、陈柱、冯振、吕思勉、高燮、蒋维乔、姚光、金天翮、闻宥、唐长孺、黄云眉、胡朴安、郭绍虞、古直、邓尔雅、叶长青、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等，由北方南下者如钱穆、邵瑞彭等，纷纷加盟。杨树达等人也“屡思南行奉手，因循未果”。这些人与新文化派不一定对立，但至少在学术文化的主张精神方面分歧不少。南北耆硕不必论，南方学人中如南高学派及南社诸子，与北大新文化派不合甚至公开叫阵，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吴承仕一度与黄侃关系不错，与马幼渔等则时有冲突。朱希祖在新国学运动中主张新史学，但他参加过《国故》，政治思想方面与新文化派的同门不大同步。钱穆虽然自称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精神意气“实无大异”，实则与之主张相近者对于新文化派的种种偏弊多有不满，从1932年浦江清提议办《逆流》杂志，反对欧化，主张建设民族独立文化，到抗战期间钱穆等创办《时代与进步》，借悼念张荫麟批评主流派学术，再到50年代《新亚学报》，这批后起之秀的思想一脉相承，态度日益鲜明。邵瑞彭参加的思辨社，其成员在北京自成一系，与新文化派也有相当的距离。

清华研究院国学科的毕业生有好几位加入了苏州国学会以及后来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如杜钢百、高亨、蒋天枢、姜亮夫等。清华办国学科，本是为了改变不识中文的形象，实行起来，有心与北京大学立异争雄，又由吴宓具体操办，可以说是南学北上的结果。主持者屡次欲请章太炎出山，不但可以在声势上压倒北大，更能够在新文化派以外聚一营垒。而该国学科“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的主张，与章太炎批评大学新式教育不能胜任中国文史教学的种种议论相通，与无锡国学专修馆、东南大学国学院以及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模式大体一致。其精神既要“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又要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

大致是《学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宗旨的延伸。清华国学院学生有的本是北大新派弟子，一部分又受新文化派的鼓动影响而与之接近，与北大国学门学生合办学会，甚至将成绩同时交到北大国学门。清华学校和教师方面对此颇为不满，不允许相关刊物冠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义，不准学生向他处提交成绩。另一部分学生则对新派诸子的学行不以为然，如陈守实便认为胡适“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参加苏州国学会，虽不一定表明他们对新旧两派的取舍，至少显示其对章太炎及其学说的尊信。

章太炎晚年讲学，立意针对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端正学风，“扶微业，举绝学”。但社会反响及学术界反应，却依听受者的立场态度而差若天渊，甚至场景的描述也反差强烈。其在苏州先后于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学。推崇者谓，《〈国学会会刊〉宣言》刊载后，“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籍贯分布19省，“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反对者却说，听讲者只有寥寥十几人，且听不懂章氏的“土话”，“而章先生安然自在。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象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甚至将章太炎与胡适讲学做一对比，“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纵然有狂态，有傲气，也不能不感到悲凉吧？”

苏州以外，章太炎也曾应邀前往无锡等地演讲，反应同样两歧。署名“碍哥”的“看朴学大师讲学记”，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听不懂章氏的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也就颇为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曰‘诬徒’，一曰‘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并对章太炎指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为“疑疾”反唇相讥，“设此类推，疑古既曰疑疾，则考古家当曰考疾家，读古书当曰读疾书，而如太炎氏本人之终身从事古旧书中者，亦当名之曰‘疾学家’矣。今又谆谆以研究‘疾书’勖青年，则恐虽有科学之医生亦医不好这许多疾病也。”“看”完之后，又有署名“老实生”者发表了“听”的感受，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讥笑与挖苦。依照上述情形，章太炎晚年讲学，并未达成预期的目的，反而暴露其确已落伍，这似乎印证了几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萧条，是由来已久。不过，此事反映出近代学术与时政的复杂关系，是非曲直，不能以及身的效果盖棺论定，须放眼长顾，才能妥当分别。章太炎在苏州讲学，分为星期讲演会讲演和国学讲习会讲演两类，前者较泛，后者略专，讲授的对象虽不尽相同，精神却颇为一致，均针对学风与世风的偏弊，提倡坐言起行，求是以端正学风，致用以改良社会。对国学讲习会学员所讲，旨在培养青年弟子，使其学有所本，走上治学大道。

主张求是与致用并重，而依时势变化有所侧重。其针对学校新式教育不适合培养与中国学术文化相关各科人才的局限，这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与章太炎的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及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机构，也是成效显著。由外国移植而来的近代国民教育体制是否胜任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高素质人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至少有补偏救弊的功用，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保守”。

面向社会的普通演讲，因讲题原属小众，并不适合于一般大众，从来效果不佳。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沪讲授国学，开始慕名而来者极多，几近千人，盛况空前，须改换大会场，但后来者日益减少，最后仅剩数十人。而这时章氏仍被奉为国学大师。近代史上，此类鼓动大众的演讲，如果不能追随受众的情绪与喜好，往往得不到呼应，而大众的情绪有激进化趋势，鼓动者靠舆论赢得权势后，则须理智行事，结果容易失去受众。被拿来与章太炎作对比的胡适，这时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降低，常被学生讥刺为“胡博士”。至于学术方面，凡趋时者本来容易过时，到30年代，不满新文化派偏弊的新进之士逐渐增多，其中不少人为留学归国，新文化派所拥有的年龄和文化资源优势丧失殆尽，所用以打击反对派的老旧等等帽子统统不适用，同时，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抬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倾向遭遇反弹，学术趋向随之变异。章太炎指责讲哲学讲史学者，“恣为新奇之议论”，没有一定之轨范，“足以乱中国”，将新文化派的“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视为“魔道”。其对于当时世风与学风的嬉笑怒骂，虽不免邵力子前此所批评的“好奇”、“恶新”两种积习97，其中轴却是一以贯之的通方之论，在几经社会转型的阵痛后，许多警句至今看来更是至理名言。

学问在高明处古今中外大体相通，因而王国维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章太炎主张求是与致用兼备，讲学问又时时牵扯政治，易于被指为落伍。但他自民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种种批评，旨在强调为学贵有根柢，否则学无所本，极易过时。早在1922年，黄侃就针对学术界的时弊推崇乃师超越流俗，以为“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耑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守残缺，以报先民，不愆矩蒦，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虽然好以守旧责人，以代际名义实现派系更替，结果终不免“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以至抗战期间钱穆屡屡批评学人无大成就，并且特意强调章太炎为学守平实，认为：“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由此而论，早已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过时”的章太炎，其学术主张在钱穆等人身上再度体现，倒是新文化派自己，时过境迁，难免“过时”之讥。后来者失察，以新派自我中心塑造的历史为据，又拘泥于一时一事，结果重蹈覆辙，跳不出历史的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