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二）

在倡行新文学和思想改革方面，师徒意旨毕竟两歧，而整理国故的兴起，增强了双方的精神沟通，显示新文化运动与太炎学派师徒均有重要的正面联系。陈以爱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表明，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宣言，由胡适执笔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其实是代表全体立论。而不由胡适“自由说话，故笔下颇费商量”的主要人为因素，正是在国学门人多势众的太炎门生。该宣言所正面主张的观念，与太炎学派大抵相通，如对乾嘉诸老治学方法的推崇，以及主张对国故作“系统的整理”等，均包含在章太炎的学术论著之中。而胡适将前此着重强调的疑古辨伪轻描淡写，又主张中立，要“先还古人以本来面目”，然后再评判是非，既是对太炎弟子的妥协，也依稀可见章门师训的影子。

有时故意偏激的钱玄同，打破家法，疑古，废汉文，与太炎的主张相去甚远，他读章太炎主持的《华国》月刊，认为“他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为洪水猛兽，自是指吾辈而言。又他骂李光地、田起膺、朱老爹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鳞爪之族比”，则反对研究科学，“旗帜甚为鲜明矣”。“是则‘敝老师’的思想，的的确确够得上称为昏乱思想了。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吾侪为世道人心计，不可不辨而辟之也。”26但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斥骂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甚至提倡白话文，也有早年与章太炎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的流风余韵28。至于一生靠文字音韵教书，更是终身受益于老师的教诲。

政治上思想上章太炎虽有落伍之嫌，讲国学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新文化派整理国故，本有捉妖打鬼的目的，希望借以清算传统文化。而另一方面的时势却是欧战以后，欧洲各国鉴于战祸之惨烈，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自信大为动摇，东方文化流行一时，与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当以复古为创新的整理国故被视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组成部分时，新旧分界也就变得模糊起来。1922年江苏教育会邀请章太炎演讲国学，所发布的启示即道出时尚的变化转移：“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整理国故虽由新文化派倡导，拯救国学衰微，沟通中西文化的重任，还须国学最深的章太炎来担负。《中华新报》更加直言不讳：“太炎先生国学泰斗，一代宗匠……顷者整理国故之说大倡，而率无门径。”所以特请其撰文，“示国人以治学之津梁。此文一出，足使全国学界获一贵重教训”。这无异于说提倡整理国故的新文化诸先进在这一领域还须章太炎指示门径。

推崇章太炎并非“抱残守阙”的南方学人的一面之词，北方的新文化派也不能不基本同意。众多太炎门生能在人文重心的北京学术界长期称雄，浙人占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之外，乃师的余荫当为主要原因。章门人才辈出，得到大师亲炙，治学由识字始，根柢深，则正，学问自然较一般同辈为高。但其中一些人既无著述，讲课也不见得精彩，却不仅能够立足于太学庙堂之上，而且地位极尊，究其实，个人学养尚在其次，主要还是有先生这棵大树的庇护，因而风雨不侵。所谓“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就因为“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据说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学界，“许多老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国文系教授仿佛不师承太炎则无发言权，不准登大学讲坛。”1932年初孙楷第蠡测学界名流品类，其中“渊源有自”一类显然指太炎门生，所谓“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对于其中一些人学识与地位不相称的情形，旁人纵然心怀不满，无论对手还是同道，不看僧面看佛面，都要礼让三分。当年章太炎谢过本师，政治上固然大放光芒，学术上也能自立门户，超越前贤。而与章太炎思想离异的趋新弟子，一旦失去先生光环的笼罩，学术地位也许会大打折扣。因此太炎弟子对思想大异其趣的乃师依然遥守礼节，很少显露锋芒。另一方面，学术已入守成的章太炎也需要弟子们的拱卫，汤炳正读过章太炎的著述，“深佩先生言简意赅，论断精辟。后来游学北京，见执教于各大学之著名教授，多出先生门下，始知先生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所以，尽管弟子之间因观念、地缘等等而起的矛盾错综复杂，口角不断，整个学派的向心力却持续不衰。诚然，章门师徒在整理国故方面不无分歧，其中较明显的便是对日本东洋学和“支那学”者治学成就的看法相去甚远。弟子认为颇可借鉴，老师则嗤之以鼻。但这也是章太炎自革命时代以来一贯的观念。他从来对西洋及日本的汉学评价不高，反对步其后尘，随风而转。早在1910年，他就指责日本人治汉学“固已疏矣”，而晚近“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朽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诸少年学士，号为疏通，稍知宁人以来朴学。然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并对中土学人竞相夸赞其学术，引以自重大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学问日益堕落的要因。直到20年代，章氏仍然批评新派学人治学路径随外国风气变化，舍本逐末。

章太炎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派整理国故如日中天之时，显然不合时宜，而被视为保守，与门下趋新一派渐行渐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潮本身的偏弊日益暴露，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更年轻一代的意见令一些人摆脱惟恐落伍的惶惑，自我反省。而且趋新的太炎弟子在人脉上又为更新的学人所排斥，傅斯年“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就将太炎弟子拒之门外。两方面的压力，迫使太炎师徒的情感观念重新接近。在京的太炎弟子，除钱玄同外，本来相对平和，沈尹默曾附和新文学，留学日本回国后，日趋“笃旧”，“叹息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绫罗绸缎，只没有剪制成衣，此时正应该利用他，下一番裁缝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视经验，是我们的愚陋；抹杀前人，是我们的罪过。”“中国把自己已有的好东西完全扔掉，去费无益的精力去找反倒不及旧的新的同样的东西，未免太不经济了。我们吸收古典中好的东西，我们接得前人的足迹往前去创造。”这种颇有拒新崇故意味的言论令钱玄同不满。吴承仕与浙籍同门本有过节，与新文化派较为疏远。朱希祖还曾与黄侃一起参与《国故》，被视为不新不旧的折衷派。甚至连不甚赞成沈尹默“新古典”议论的钱玄同，也变成“中外古今派”，表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钱玄同的本意，并非由原来的立场倒退，只是反省以往的绝对。“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他内心以为章太炎对国学的重大发明在清末民初，后已落伍，却毕恭毕敬地为其担任口译，并对太炎手授《丛书续编》，令其梓行一事，尽心尽力，甚至在《制言》发表文章用新式标点也要请示乃师。难怪1929年和1932年鲁迅两回北平，反感于现代派得势之外，对于同门的表现也深致不满。

《章氏丛书续编》不取旧作，而更纯谨，无斗争性，表明章太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却因此而“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黄制《同门录》成册”。鲁迅专门提出编《同门录》一事，或许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多名弟子未予列入，坊间传闻去取颇有微言大义，攀龙附凤者归于儒宗。此事章太炎自称“但凭记忆所及”，绝无深意。其实他对弟子们的表现还是有所分别。钱玄同主张以罗马文易中土文，太炎深为不怿，对于“笃守师说，翼戴绪论，罔敢或替”的黄侃、吴承仕，则较为看重，特意指出：“前此从吾游者，季刚、絸斋，学已成就。”章氏好臧否人物，而少许可，对弟子却格外和颜悦色，每多奖掖，期许甚高。不过，后来或许感到几分失望，常引戴震所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在致潘景郑函中明言：“每念清世吴皖大师，定宇门下，高材苦少，得一江艮庭，尚非能继承师学者。王西庄亦优于艮庭无几耳。东原以提倡绝业自任，门下鹰若、怀祖、巽轩，可谓智过其师。仆岂敢妄希惠、戴，然所望于足下辈者，必不后于若膺等三子也。……絸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道衰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所以他希望“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于前修无负矣。”由此观之，章氏对早年弟子并不满意，对其中趋新一派尤为不满。北游期间，钱玄同请章太炎书写后者1915年所赠陆象山语录：“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汙泽！”章氏即认为这些话过于激烈，不同意写。吴承仕后来在中国大学国学系改革课程，太炎闻讯，视为叛逆。其晚年重新讲学，扫除魔道之外，端正门风当也在考虑之列。

二、国学大师

细究起来，京师太炎门生的大本营原在北京大学，其次是北师大，论关系燕京大学较疏。而邀请章太炎讲学的次序刚好颠倒过来，燕京反而占了头筹。以宴请论，所知除最早是3月1日由吴承仕、朱希祖、马幼渔、黄侃共同做东外，以后分别由吴承仕(3月4日午)、刘文典(3月4日晚)、林损(6日)、尹炎武(7日)、熊希龄、左舜生、王造时(11日)、尹炎武(22日)、黄侃的学生汪绍楹、陆宗达、骆鸿凯、朱家齐、周复、沈仁坚、殷孟伦、谢震孚等八人(29日)做东，然后是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以京都名席公宴于谭祖任家，谢国桢、刘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别宴请，北大弟子邀宴，已在4月中旬以后。即使考虑到章氏其他方面的应酬或多，黄、周、杨三人未及别的章门弟子的私宴等等可能因素，这种现象即使不能说反常，至少也不够正常。

再以出面邀请讲学的机构看，中国学院、民国学院、平民大学均为吴承仕联系，北师大为“研究院的历史学科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史学系合请”，北大则为“中国文学系、研究所国学门”，史学系不在其列。文史两系本来均为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基地，由于北大内部长期派系纷争，胡适一派与太炎门生在英美派与法日派、现代评论派与“某籍某系”等等分界下明争暗斗，1930年，长期担任系主任的朱希祖被学生哄闹下台，改组后的北大史学系先由傅斯年代理系务，继而陈受颐接班，实际仍由傅斯年幕后决断，后来胡适又担任文学院长，太炎学派“把持”北大文史两界的局面就此被打破。章太炎北游之际，只有中国文学系和国学门尚在其弟子的控制影响之下。

1928年傅斯年发起“史学革命”，矛头直指太炎学派，指名道姓抨击章太炎“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对于“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47的状况表示难以容忍。在史语所用人方面，也竭力反对太炎学派加盟。控制了北大史学系之后，还想进一步打击太炎学派在北大国文系的势力。有其作梗，北大史学系当然不会出面邀请章太炎讲学。连北大校方宴请章太炎，也不见傅斯年的身影。

近有学人以为，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的系列“国学讲演”，192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由胡适撰写“发刊宣言”的《国学季刊》，“可以把这作为两代学者交接的象征：此前谈国学者以章太炎为翘楚，此后则是胡适们的天下”。傅斯年的态度似乎与此说吻合，但其他“胡适们”，包括胡适本人，以及并非胡适一派的其他学人，对于章太炎北上讲学的态度及反应与傅斯年相去甚远。这不仅表明“胡适们”尚在老辈和来者的夹击之中，远不能包揽天下，而且显示随着时势的变化，新派对于学术文化所作种种偏激的判词逐渐失效，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再度引起学人的重视。前引钱穆所说：“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正是风气人心变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