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陈季同述论（四）

（四）

此案了结，陈季同得以复官，但从此离开清政府的外交部门，留在北洋办理洋务。1892年秋，永定河发生洪水，北岸崩塌，京畿震恐。陈季同与弟陈寿彭奉命测绘水势，决定在卢沟桥筑坝分水于大清河，到1894年夏才告完成。其间曾有派往欧洲监督留学生之议，比利时政府得到法国政府的警告，通知李鸿章不欢迎陈季同出任此职。不过，因陈熟悉欧洲各国情形，又多私人关系，有关借款购船等事，往往还由其中介。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他在天津再与奥商伦道呵接洽低息借款100万英镑，历时两月，因军情变化，未能实现。

甲午战争的风云变幻，再次将陈季同推向外交领域，而且可以说攀上他外交生涯的颠峰。陈熟悉军事地理，战事初起，进高丽地图，请守平壤险要之地，“因循弗果行”。后战况紧急，又派他督粮糈赴辽东，尚未动身，“而辽势已不支”。1895年3月，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电调陈季同赴台，4月，陈赴南京，转往台湾，署台湾布政使。唐景崧调陈赴台，目的是争取法国援助保台行动。三国干涉还辽后，法国地位提高，中国朝野希望其将干涉范围扩大到台湾，主持其事者，即为张之洞、唐景崧等。陈经南京赴台，显然是与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商议行动方略。4月下旬至5月上旬，清政府通过赴俄专使王之春和驻英法公使龚照瑷与法国接洽，法方一度有意介入，表示愿派舰船前往基隆、淡水护商，并遣员与唐景崧等面商机宜。后来局势变化，法国态度转而消极，至5月11日，正式通知清廷干预之事作罢。

台湾官绅闻讯，筹划自立民主政体，“以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这时中日已互换和约，李经方奉旨到台湾办理交割事宜，为此5月21日李鸿章电告陈季同在台相候。同日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次日，正式立国号，以俞明震为内政衙门督办，李秉瑞、陈季同为会办，陈季同为外务衙门督办，俞、李二人会办，李秉瑞为国务衙门督办，俞、陈会办。第二天陈季同急电李鸿章，告以：“抵台以来，见台民万亿同心，必欲竭力死守土地，屡请地方官主持，时集衙署，日以万计，绅富联谋，喧哗相接。本日有旨，令各官内渡，台民益甚张皇，绅民又蜂集，至今未散。似此情形，地方官恐难越雷池半步。使人到此，不特难于入境，且必血战无休，盖台民誓宁抗旨，死不事仇也。同意此事如可挽回万一，最妥；不然亦须暂缓倭来，另筹完善办法。”让李经方“千万勿来，或请收回成命，或请另派他人，切勿冒险。”与此同时，他通过法国人士寻求各国承认台湾民主国，介绍法国兵舰军官见唐景崧，洽商保护，并密电李经方：“台将自主，法可保护”。其实这时法国政府已决定拒绝介入，只是先期赴台的海军军官不知形势有变。李鸿章获悉后即告李经方：“法保护断不可信”。（注：《李鸿章全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557、563页。据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一日（1895年5月24日）唐景崧致总理衙门电：“法提督昨派兵轮保汤、保佩来台察看，兵官德而尼晋谒，谓台能自主，可保护。告以台民誓不从倭，若台地竟无力争回，必成自立，请速问法弁究允保护否。该轮即日开往长崎，请提督电询法廷矣。窃惟朝廷虽允割台，经崧迭奏台民愤不欲生情形，第有一线生机，自必允为设法。”

在强敌压境和内部分裂之下，本无坚守之志的唐景崧很快奉旨内渡，陈季同率“驾时”、“斯美”等4艘轮船同时返回厦门，不久再率轮赴南京呈缴，然后定居上海。民主国之事，虽然事先得到张之洞和总署的同意，内渡各员却因此受到追究，“有劾唐薇卿者，事连敬如，已派黄公度密查矣”。此事后虽不了了之，但民主国官员从此不得任用。据沈瑜庆称，文武全才，一身本事的陈季同，只能“侨居上海，以文酒自娱。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谳，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入梯航之来吾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曾朴也说，陈被人称为上海四庭柱之一的“领事馆的庭柱”（注：《孽海花》，第423页。）。晚清法律人才奇缺，陈季同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为来华外人所借重，实在是社会畸形的表现。

身处逆境的陈季同毕竟不甘寂寞，努力有所作为。他与洪熙、林崦等人设立大中公司，招股请办苏宁铁路，事为盛宣怀所阻。这时维新运动兴起，各地趋新人士汇聚上海，陈季同转而与之结合。1897年8月，陈季同和陈寿彭、洪述祖等创办《求是报》，自任主笔，月出3册，“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后因林旭的推荐，增聘陈衍为主笔，刊发论说，风行一时，成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同时又与福建人士力钧等组织戒烟公会，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康幼博、曾广铨等人结交，经常往来于《时务报》馆，参与翻译农书，开办蚕务等事。1898年5月21日，他在上海郑观应邸参与发起组织亚细亚协会，该会为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中日两国人士谋求民间同盟救国兴亚的产物，分别在日本成立东亚会，在中国成立亚细亚协会，各有两国人士参加。是日与会者除日本人士外，有郑观应、文廷式、郑孝胥、何梅生、志钧、张謇、江标、严信厚、薛培萃、盛宣怀、汪康年、曾广铨、经元善、唐才常等，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正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有议员24人，官商界入会者达百余人。据最先策划此事的日本东邦协会福本诚描述，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陈季同颖悟通达，但属危险人物。戊戌政变后，该会被迫解散。

不过，此时陈季同又办了一桩糊涂事。戊戌期间，湖南实行新政，兴利革弊，为开发管理日渐兴旺的矿业，于1897年成立矿务总局。其中欧阳、朱姓二委员因在汉口推销矿砂不利，擅自到上海与法商戴玛德立约，“不特尽卖水口山之矿，即凡湖南之矿，都要请示于戴玛德”。事情败露，湘抚陈宝箴欲将二人交长沙府革讯，二人自具甘结，愿到沪将合同销毁。此合同原由陈季同说合见证，为使事情进展顺利，又派俞明震赴上海游说陈季同，并由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万一不能了结，则聘请律师与之理论。陈季同认为废约“不免贻笑外人，且累当日说合者不少也”（注：陈季同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0、2011页；邹代钧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页。），说服汪康年反劝湖南不废合同，以免有碍大局，有伤国体。邹代钧不得已，长函详细说明原委，指“欧、朱之罪，诚不在崇厚之下”，“若此合同而不可废，则凡湖南之人在外飘荡者，均可卖湖南官局之砂矣”。示以必须据理以争，一争到底的决心，并说：“陈季同明白人也，近日颇无赖，似宜防之”。（注：邹代钧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24—2725页。另参吴樵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6—537页。）陈办此类事往往不如人意，究其原因，不谙国情与夹杂私心都不免有之。

戊戌政变后，报载党禁消息，陈季同畏遭株连，游历黔蜀齐鲁等地，协助李鸿章在山东治河，著《治河刍议》，“言改堤束水刷沙之法甚详，并谓治水须从源起”，因费用过大而不见用。又与比利时商人联系订购挖泥喷泥机船，及借款开发沂矿，均无结果。返回上海后，即校阅其弟陈寿彭所译《海道图说》。此书原为马建忠翻译的《英国测量中国江海水道图说》，共5卷，汪康年托陈寿彭校对，因错误太多，遂重新译过。陈季同阅新译稿，“初见以为善，继则以为不足。盖南则缺于钦州、琼州至老万山一大段，北则缺于图们江、珲春一小段。欲全图们江，必须绕越高丽而上至于混同江口，以全中国旧界为止。原书止于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甲午，自是而后，新出礁石以灯塔浮锚改易者不少，非续补之不为功”，遂为搜罗秘籍以及领事署档案，成书多出原著一倍。

政海迭遭挫折的陈季同仍然关注时政，1900年初，经元善因领衔和千余名士绅反对废光绪立新储，被清政府逮捕。陈季同事先曾预为布置，事后又设法解救。义和团事起，各国出兵，陈与汪康年等人呼应，通过沈瑜庆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为今计，南方数省，建议中立，先免兵祸，隐以余力助北方，庶几有济”，暗中则介入中国国会的武力变政密谋。当时湖北有黄小琴“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其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国会方面认为“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而陈季同熟悉其人。为此国会不仅向陈了解情况，还托其致函黄小琴。不久，上海绅商议仿红十字会例救济京津难民，而中国船不得入战地，“众咸束手。季同曰：我在则行，可无事。为发电告驻京各公使及主兵之酋”。据说，“西人闻季同名，皆遵约束，于是季同率救济轮船悬龙旗直入大沽，两岸洋兵欢呼雷动，而中国避难士民群集求援。盖南北隔绝音问已数月矣。至是而苏留月余，为部署一切而返。”此后陈季同与蔡元培等人的中国教育会也有联系。1903年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蔡辞会长之职，欲赴德国留学，通过徐显民探行程于陈季同，“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蔡遵嘱改变计划。后陈季同到江宁主持南洋官报、翻译两局，1905年卒于任所，结束了多姿多彩的一生。